《临高启明》，工业党的澳宋帝国，如何走向未

霍炬（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工业党”观念的形成由来有自，乃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进程的自然产物，在 21 世纪今日中国“当惊世界殊”的建设成就背景下，已经成为舆论场中一支异军。（1）关于“工业党”的讨论已经非常丰富 （2），但一种意识不可能直接认识到自己，它既需要在与敌人的对抗中打造自己的标识，就像马克思主义要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确立理论话语；也需要借助某种镜像叙事形成象征，比如在虚构作品中投射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就像《鲁滨逊漂流记》展示出了早期资产阶级英雄形象。网络穿越小说《临高启明》正是在镜像的意义上塑造了“工业党”的意识象征，这部应该得到更多读者阅读和评论的作品反映了“工业党”意识形式的某些本质的方面。临高穿越众的想法并不完全等于“工业党”的意识，小说的集体写作形式对各种各样的倾向都有所体现，但它不是一部“复调”作品，有清晰的主旋律，更因为各种声音和主旋律的相和或相反，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并复杂的思考对象。我们在《临高启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将可能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的鲜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它的斗争、它的犹豫和它为自己提出的难题。

一、《临高启明》的批评对象

作为一部网络穿越小说，《临高启明》首先是对其他作品的批判。比如，“群穿”的主题设定是对“但穿”的嘲弄，是对凭一己之力而一跃成为领袖，改变历史轨迹、建功立业的幻想的嘲弄。小说第 1 卷第 36 节，当有些穿越众犯了“先知”瘾，认为可以靠给皇帝预言历史以打入朝廷，派人“进京找曹化淳，说不定以后崇祯那里就有了拥戴之功，穿越者就可以用现代科技和理念直接改造皇帝，把中国带入民主、和谐、发达的大明盛世”，“于鄂水顿时就倒了胃口：这帮人难道以为东厂和锦衣卫是耳朵？这样妄言帝王生死的‘妖言’，不马上给抓到诏狱里去品尝公公们的酷刑才怪。就算曹化淳愿意听这疯疯癫癫的话，信王这会正韬光养晦，连近侍都不大见，还见什么‘先知’！”小说中利用“预言”的情节不少，但属于锦上添花或可有可无的情节，一般都是制造“元老院无所不能”形象的把戏。这不仅是对穿越类型小说设计的改造，更是对一种当代常见历史幻觉的批评，这种幻觉先假定了先进 / 落后、文明 / 野蛮、现代 / 往古、开化 / 蒙昧之间的绝对界限，然后想象自己能轻松占据一个优势地位，高屋建瓴地改造世界，知识分子能够改造愚昧的民众，城市精英可以改变农民的陋习，靠美国灯塔的指引可以让我们富强文明，等等。实际上，穿越小说中常见的愚蠢古人形象无非是当代人偏见的投射。《临高启明》中，算是“但穿”的恐怖分子黑尔只能带来麻烦，却构不成真正的威胁，自以为是的孤胆英雄必然失败。建立起完善工业体系后，依靠集体的力量，五百废柴天下布武必然胜利是小说获得广大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21 世纪的中国读者希望看到的不是孤独的荒野镖客，而是“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壮阔图景，毕竟我们经历过改天换地的真正的群众革命，并日益深切地认识到这胜利果实的可贵。

同时，《临高启明》体现了一种真正与“主流文学”观念决裂的写作实践。它完全不屑于和那些在文学圣殿里已经封神的写作形式有半点关系。现代经典文学观不断要求“创新”，力避“俗套”，《临高启明》却肆无忌惮地大搞戏仿，大量使用读者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情节，语言形式随意挥洒，情节展开多点分布，多人合作写作模式各行其是，还要加上与不断延伸的小说正文之间并无绝对界限的大量同人题材等等，都说明写作主要的心理动力是在笔下编织一个新世界的自我满足。同时，与《临高启明》相比，那些借着“回到明朝当王爷”“霸道总裁爱上我”来写新时代风花雪月、声色犬马的东西只是最最腐败的 19 世纪文学老套的恶劣投影。《临高启明》的写作是一次对“文学”的蔑视，形成的也不是“作品”，只能称之为“文本”。书中无数次连篇累牍的技术细节描写如果有文学渊源的话，只能和凡尔纳以来的科幻作品有相似性；但科幻小说的技术细节是整个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讲技术就无所谓科学幻想，科幻文学也自有一套内在的标准（3），《临高启明》则根本无视故事的完整、情节的有序、构思的结构，放笔为之，只图一个“铺陈其事而直言之”的快活。这写作快感更不是沉溺于“文本快乐”（4）的后现代主义高冷姿态，在文艺实验室里炮制出的连作者自己都看不进去的“先锋”文学本身就代表着当代主流文学观的堕落。《临高启明》的作者们有着最普通化的娱乐口味，他们老实、不客气地把自己的喜好和盘托出，“甜港风云”里面的商战情节、澄迈大战的战争场面、广州城“采生折割”大案等等都是各种题材里常见且广受欢迎的情节，只是加以具体化（甚至更残酷惊悚），赋予了临高穿越中的风格。

澳宋元老院里文学专业出身的元老，除了被骗来的迪亚娜 • 门多萨，就是一些充当情报员的文学硕士。后来证明，门多萨小姐最大的价值是她的母语，而那些硕士情报员因为不是古汉语专业，连明代乡绅的禀帖也看不懂，实际上我们知道，就算是古汉语专业出身，如果不专门研究明清公文尺牍，甚至不具体到明清某一个具体阶段，也还是看不懂。不仅是文学专业，在穿越前期极为重要的历史学专业也会慢慢失去价值，随着历史脚步逐渐离原来的方向越来越远，“预言”失效了，情报工作靠在现实中搜集，不再依靠旧时空的书本，“大图书馆”的价值除了给“真理办公室”提供一些剽窃资料，就只在那些技术文献上了。在书中穿插的很多戏仿老干部“忆峥嵘岁月”的“史料”中，我们看到历史本身就是随人打扮的花架子。哲学专业更不用说了，钟利时关注笛卡尔，一句哲学讨论也没有，只顾着和康斯坦丁 • 惠更斯在烤鸭炉边讨论解析几何。

“工业党”天生地对“文科”不屑，萧子山“最大的怨念就是‘文科生’成为一句藐视的评价”，他只能选择总务组长的职位，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专业技能，准备穿越这个阶段又必然是技术党人大展拳脚发言权上升的时期，用这个位置把自己留在管理层里是最好的”。（第 1 卷第 14 节）临高政权并不是反对一切文科，只是认为文科的价值必须以功利为尺度，如法学、教育和文艺工作，当他们“有用”时才可以保留，“法学会”完全为元老院的阶级利益服务，“教育口”“狠抓”思想改造和技能培训，文艺则只能是“宣传”和“武器”，对宗教这种塞满了统治技术的东西更是“为我所用”。实际上，不仅文科，任何没有实际效用的专业都要“靠边站”，只能当“酱油元老”。当然，随着穿越大业的展开，原来边缘化的专业知识总有更显身手的一天，但对于众多当代文科从业人员——文科教授（学徒）、艺术家（票友）——来说，只要他们脑子里还认为以文史哲法政经为主体的知识具有某种独立的、自我立法的超越价值，澳宋帝国的图景就是噩梦，也是对他们大声的嘲笑。

本文不拟在此讨论“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形式”的“上层建筑”（依附）性质（或它们的“相对独立性”）（5），毕竟这些只是马克思主义课程基本原理，只拟讨论“工业党”“功利主义”立场的批判对象。余亮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工业党讲的）功利不是一个坏词，对功利的追求才导致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区别的是只为个人的功利还是社会的功利，正如马克思强调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应该统一。”（6）严格来说，是否强调“功利”并不是问题的重点，“何必言利”“羞言五霸”的儒家目标也无过乎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是为了让统治者安心吃饭，“虽有粟，得而食诸？”（7） 区别只在于是否将功利目标放在台面。“工业党”批评文科的指向是反对“情怀”，鄙视“博雅通识”，但并不反对一切情怀，广义的情怀指每个人心中对未来的向往，并以这种向往指导自己的行为，哪怕最现实功利的人也心有未来，“工业党”自有其特殊的向往，而他们批判的是在这个时代大行其道的唯心主义方法论：从抽象想象（幻想）出发干涉实践，用应然代替必然，将特殊的阶级利益化妆成普世价值 , 经常表现为美化古代、崇拜外国、自我中心、狂信宗教、唯灵唯心的各种虽然愚蠢至极却依然大有市场的意识形态，《临高启明》的出现，堪称一剂群众舆论战场上的清醒剂。

“工业党”的名号并不意味着“名者，实之宾”的透明关系，“工业”只是一个不得已取来用的措辞，因为至少在今日世界，工业发达程度是最重要的社会指标，但也仅仅是指标之一，工业体系是一整套完整的社会结构设计，工业进步的主导地位要求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会形成非常具体的政治势能。在《临高启明》中，已经书写出了对这个“工业”标签的反思，提出了这一群体的自我批判，本文以小说中鲜明的政治话语为例，来展示这种特殊世界观的形成过程。

二、《临高启明》中的统治秩序

现代资产阶级毫无疑问是成功的统治者，他们对旧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进行了彻底改造，形成了大生产的工业经济模式，表现为“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8）。应该说，临高穿越中的意识形式主要来自已有几百年积累且无往不利的资产阶级成功经验，由此出发他们才能“碾压”从朱明王朝、满洲“野猪皮”、幕府倭寇到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乃至正在成长的 17 世纪欧洲文明 （9）。这样，《临高启明》就避免了面对历史题材时常见的“代入感”，始终站在历史的外围。它的目的不是带领读者追随幻想，而是始终让读者站在虚拟的沙盘前思考我们能做什么，更像是大型分角色网络游戏，不是一出只能静观欣赏的戏剧。更加之，20 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画卷为澳宋元老院提供了最生动的穿越大业路线图；但也正因此，临高穿越中通过借由（甚至照抄）历史经验编织自己的幻想的同时，也面对着时代错乱带来的所有问题和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了对自我的认知。

穿越题材写作的最大吸引力并不是“架空”，而是“复盘”：仅仅想象出一个空间来安放自己不能实现的白日梦纯属自欺欺人 （10），穿越的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穿越后要完整真实地将活生生的人、具体的生存条件、战斗的各种要件在历史想象中尽可能多地一一呈现，推演这些要素在相互关系中变化动荡的各种可能，这相当于军事活动中的“推演”，结果主观意愿被最大限度地限制在各种条件之下，要素的增多、变量的复杂化、高度自动化的社会历史结构使“自由写作”处处受限。要说“工业党”有“自我修养”的话，首先是要意识到“工业进步”只是一切问题的开始，抱定只要工业先进就能无敌于天下宗旨的人和“情怀党”没有区别。既然《临高启明》已经设定了一个新世界框架，一切都只能按照其内在逻辑运行，按照这个逻辑充分地自我审查。

物质条件总有改进的可能，问题的开始永远是人的欲望。穿越众“赞成一切提高穿越者生活条件的做法”，因为“一群多半都是养尊处优的城市人，到一个荒芜之地重新开始，生活条件过于艰苦会造成士气低落”。（第 1 卷第 18 节）这个设定是《临高启明》为自己设计的有待解决的难题（自我批判）的起点。如果在鲁滨逊的“希望岛”和凡尔纳的“神秘岛”上，求生者不断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就是故事的主线，其他需求都在其次。而在临高，既然“圣船”带来了巨量物资，旧时空赋予穿越众足够用的知识技能储备，很快就有了舒适的生活条件，更何况他们是处于无边无际的人群之中，饮食男女就逐渐成为主要需求。欲望的满足 / 不满是按照等级逐渐延伸的，永无止境，在吃喝不愁、安全无虞的前提下，就先要有一个对象（分女仆），然后要打造符合口味的对象（“养萝莉”，明代女性的现代“调教”），之后还要争取更高口味的对象（“大洋马”）。

在欲望之路上，临高五百废用尽了各种可能，包括“革命”。革命的正当性竟然直接来自欲望的无顾忌，这里无意中形成对当代西方左翼“欲望革命”（11）的滑稽戏仿：“同志们不要被执委会欺骗了！你们都被妹子蒙住了心吗？我们来执委会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几个妹子？……妹子不过是表象，我们反对的是什么？是某些人利用手中职权假公济私！”（第 3 卷第 320 节），巴黎学生借欲望自由的口号闹革命，“酱油众”的“女仆革命”则直接挑明欲望表象的背后是权力斗争。临高可不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巴黎，闹一闹就偃旗息鼓了，可以做合逻辑的推演，都抱有做人上人野心的穿越众在追求欲望的道路上会越走越远。他们要先确保建立统治秩序，都当了人上人，结果一定会产生利益矛盾。权力天生就倾向于争夺，疆土面积越大，统一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矛盾越剧烈。就算全天下变成临高体制下的“联合国”，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又会上演。欲望—权力的斗争甚至会走向大分裂，要么像蒙古帝国一样迅速分崩离析，要么像日不落帝国一样成为各联邦形式上的共主。我们知道，荒岛求生故事模型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只要人足够多，就会产生小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天斗”迅速变成“与人斗”，结果同归于尽。

下面我们追踪《临高启明》中政治设计的线索，从中了解设计者自己的问题意识，以及同时也提出了的相应解决方案。

首先是在典型“工业党”思路的指导下，形成了“技术代差”理论。用“大图书馆”的资料和体制手段保证在未来澳宋集团永远立于技术不败之地。“一旦建立起土著军队……不管你花多少心思去洗脑、去搞政治工作、去控制，军队作为一架暴力机器……会变得贪婪，他们会争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而穿越者本身的力量是有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技术代差。……这个理论目前文德嗣还没有完善，他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对未来的军事机构和政权组织进行思考——‘穿越者的江山永固’就是他的目标。”（第 2 卷第 103 节）“技术代差”理论将会指导从军事机构到政权组织的整个社会设计，可以保证临高政权对被统治地区的绝对优势，避免外在的政权危机。确保优势，尤其是技术优势在当代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已经是一个核心课题，必须承认“工业党”的理论优势来自现实。

但控制暴力机器并不能只靠技术优势，军队是由人组成的，单用纪律约束和强力威吓并不能持久，“洗脑”仍很必要，要在官兵们中间形成精神凝聚力。穿越集团为了在“名分”问题上混淆视听，他们扯起了“大宋遗民”的旗帜当障眼法，尽管“髡贼”的民族身份始终可疑，但是只要能够用“大义名分也好叫心灵契约也好叫权力烙印也好”的东西“给他们（土著官兵）信心，相信临高力量的强大，让他们相信临高可以保护他们，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背叛的后果，他们可能就是以后最忠实的部下”。（第 4 卷第 58 节）科技力量产生作用需要有观念的协助，观念之所以能得到认同则来自力量的强大，这是实力与观念的辩证关系。《临高启明》的设计者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讨论观念的功能，基本放弃了用抽象理念指导实践的思维模式。比如满脑子“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的杜雯的农村改革工作最终只能以实利为导向，再怎么强调发动群众，打击封建保守势力，也比不过“天地会”的“改进作物、家禽推广、农业技术培训、提供高产作物”。又如，对士兵，要“供给……高的生活标准，他们就会对这样的生活充满留恋感 ……一旦利益捆绑在一起，他们就会为穿越众出生入死”，因为“对毫无根基，更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穿越者来说，诱之以利是最有效也最快的办法”。（第 2 卷第 117 节）对地主，要像清政权一样，确保汉族地主的经济利益，才能拉拢改造一批、打击屠戮一批，还要像近代列强一样，大兴“髡务”“髡学”，培养买办代理人，最终目的是要将封建地主改造成服从临高统治的现代农场主。先要强大，然后要让人们切实相信力量的强大，不论用什么借口和口号，只要能达到让人相信的目的就好，在这一点上，临高的设计者并不寄希望于“社会契约”“自然权利”，而是直接用确定无疑的、能给所有人带来安全和富足的强权形成信仰。

三、保持团队和认同的“临高体制”

靠“技术代差”和诱之以利，可以掌握军队，但不能保证穿越政权的“江山永固”，掌握军队的人必须同心同德，否则只能导致军阀混战。在全体元老大会上，文德嗣说道：“难道你以为有几十个土著对你发誓‘效忠’就高枕无忧，能够确保自己的‘民主权力’了？……世界上又有哪个先进国家是靠蓄养私人武装来维持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的？”（第 7 卷第 1 节）必须要依靠全体穿越众的团结穿越大业才能成功。但是喊喊口号只能获得一片掌声，关键是那个群体“只有寻求利益上的共同点，而不是理念上的一致”（第 1 卷第 44 节），于是，更重要的就是设计出一套保持内部团结的制度。

一开始，他们设想要像近代西欧一样建立起议会形式的“贵族共和制或权贵民主制”，最后在元老院内部实现分权均衡，将分散在内外各处的派系（广雷派、两浙派、宅党、法学俱乐部、陆海军、五道口……）通过权力分割联合成一个共同体。我们知道，贵族制的一个前提是制造贵族拥有各种美德、坚决维护荣誉的假面具，用来自欺（觉得自己应该高贵）欺人（欺骗人民）。真实的谎言有真实的效力，澳宋元老院塑造的元老伟光正形象则来自无所不能的科技能力、现代化组织能力，从结构上讲，先进生产力和贵族的假美德一样，都能达到统治古代人民的效果。他们对一切抽象的风俗、道德、政治概念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能破坏则破坏（如缠足），能改造则改造（如宗教），能利用则利用（如民族观念）。

其中最有趣的是临高式民主制。在元老内部，延续已有的 BBS 论坛式大民主，形成全体元老表决的机制，虽然会有推诿迁延之弊，但不仅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民主是个好东西，“一大好处就是谁都可以不用负责”（第 2 卷第 115 节）；从正面来说，选举也有利，这种制度在澳宋帝国有实际功效（不是因为它符合理念，仅仅因为有功利价值），它能够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信息快速传达出来，并方便进行调整。民主的背后不是自由，也并不是为了保障自由，而是以社会管理为目的尽快且高效地实现共识。而所谓共识也不是个人意志的集中体现，只是在保证权利不被侵犯的前提下，获得绝大多数个体一致行动的推动力。500 人的元老院通过民主可以团结共识。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更根本的条件：他们在那个时代是绝对孤立的，不会自发地和“土著”产生有机联系，哪怕是个别完全“深入敌后”的元老，最后也不可能离开集体的帮助。在生存危机前，最容易迅速形成团结。

他们设计过在三十年后建立“下议院”，要培养“归化民”中的“民意代表”，让元老们“垂拱而治”，但一定要让上议院拥有否决权，“法律委员会”拥有裁判权，实际上只是一种维护统治的稳定器。还有马千瞩建议设立、由穿越者一手包办的“士兵委员会”也勉强成立。“虽然多数人都对这样的士兵民主持怀疑态度――不少人还举了反例。但是马千瞩依然坚持要搞。”原因也非常功利：“因为三湾改编之后，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都起了改造旧军队的神奇作用――差不多就和开金手指一样。”（第 2 卷第 117 节）士兵民主不以民主为目的，改造旧军队、形成凝聚力才是根本。但穿越者群体与他们要去征服的世界、被统治的人民也必须建立起一种认同关系。

这样，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临高启明》的文本中时隐时现：如何形成社会群体的基本认同。一切统治的根本前提都是社会认同。政治的失败原因众多，最根本的失败是人心尽失。封建时代借助宗教迷信或宗法纲常形成了一套等级制度，虽然野蛮，却至少在具体的时代维持了社会稳定。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借助民族国家、代议制、公共舆论和中产阶级的稳定性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而工业资本主义推动的消费主义之所以总能保持在相对和平的范围内，即一方面制造和推动欲望的消费，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欲望不会像洪水一样四处蔓延，需要一整套高度复杂的国家机器，不仅仅是军队、法庭、监狱这样的暴力国家机器，也不仅仅是法律、伦理、道德这种从外面灌输进来的规矩，而是根植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人的认同。我们可以戏称之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且不讨论其内容（“现代世界体系”之下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只需说明那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非暴力的但具有强制力的影响到每一个人思想的国家机器。

临高政权的“民意基础”首先来自“救民于水火”的“人道主义”。穿越中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渗透为目的，既利用了明末乱世极为可怕的物资匮乏和极端生活困境“暴人口”，搜刮劳动力，也几乎是发自本能地在现代人最基本道德尺度的要求下救死扶伤。这里存在着一种目的、手段和效果的多重断裂，小说本身对此并没有清晰的自我意识，但在穿越大业的“推演”“复盘”中却确实触及了这个主题。实际上，正因为穿越者没有把“明朝百姓”当作真正意义上的人，却不由自主地用来自旧时空的自发人道意识来对待他们，他们的所作所为才可能获得最好的效果。如果说赵引弓在杭州“引仙桥”上用自己的斗篷裹起浑身溃烂的弃儿时还有明显的政治算计——通过慈善活动扩大影响（第 5 卷第 81 节），刘三在广州“清节院”弃婴塔中抱出病孩子，诊病抓药，亲手喂米汤，甚至“将孩子抱起竖在肩上轻轻拍打后背，直到他打出一个嗝来，才将他放下轻拍哄着安睡”（第 7 卷第 98 节）的行动是真挚的，唤起的在场所有人“山洪暴发”一般的感激哭号是由衷的。

在漠视、鄙视、贱视背后的民族、文化，以及对人民群众的认同是整个小说极为特殊的底色，三四百年的时空鸿沟并没有把五百废变成残暴的外星人或纯粹的殖民侵略者，再精明残酷的政治算计也掩盖不掉在民族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感情共鸣。当然，17 世纪的中国还没有形成我们今天的民族意识，那时只有传统的且相对虚弱无力的“夷夏之辨”，但面对普遍的极端贫困与苦难，同源同种同文的相互认同和同情是所有人能找到的最后庇护所。临高政权对待异民族（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欧洲人、各地土人）的态度是唯利是图的，不将其视为“自己人”，拿来用而已。有时还超出这实利原则，执于一端，如完全不顾经济上的巨大利益和便利，坚决彻底排斥黑奴，这就是当代某些意识形态观念的投射。

有些论者在说到“工业党”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时认为：只有真正的实力才能形成对人道的保障，无实力则无人道。这个论点有其不足之处：实力总有一个主体，实力的拥有者如果没有发自肺腑的对于他人、社会、群众的认同，这种实力很可能是残暴的、法西斯式的，很快就会作茧自缚，反噬自身。临高众人的确颓废、自私、狭隘，但正因为他们的软弱，拥有一切普通人那样的同情心，没有办法切断和自己生存的世界的一切联系，他们才真正有可能建立自己世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机器”的本质是暴力的，但机器的发动和顺利运行则全在于是否拥有对于全体参与者的基本统一的意志。如果想象澳宋国的旗帜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处处飘扬，且长治久安，那首先是因为统治者和他们的人民互相理解、互相认同。他们未来最大的前进障碍将是与中华民族以外的异民族的矛盾。毕竟我们直到现在也不可想象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政治可能性，迄今为止最发达的“全球化”“跨国资本”的运作也在不断制造、利用和受制于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临高启明》乃至“工业党”对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模板来自当代中国，一切想象性作品都不可能离开现实基础，小说的边界就是现实政治的边界。在我们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真正最大的社会共识是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真切感受到的现实生活的蒸蒸日上，治安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比任何舆论宣传都更有效地形成了中国当代的政治认同。同时，小说中提到的幻想型设计也或明或暗地指向着当代问题：怎样维护和建设一个巨大的国家，怎样将无数的人群召唤为休戚与共的人民整体。《临高启明》的谐谑、怒骂与啼笑的网络文学形式是高度群众化的，也正因此，每天都有天南海北、身处不同人生境遇的读者对着手机屏幕在阅读中被引入这种严肃的思考之内。这是极为有益的、积极的形成真正群众认同的社会活动，那些只在办公会议和学术期刊上用堆砌辞藻概念的方式思考未来的人，永远不能体会其中的进步意义。

四、澳宋帝国的未来难题

《临高启明》看似是用 21 世纪的文明引领 17 世纪的中国走向新时代，实际上却是用 19 世纪以来的现代工业社会成功经验想象我们自己的未来。这是一种紧盯着过去、倒退着前进的世界观。历史上大多数对新世界的向往都是如此，只有将过去的经验改造成理想才能制造进步的想象。19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从古罗马那里撷取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神话来动员群众，并将他们自己也动员起来，终于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神话在当时是极为有用的，古罗马的荣光不是齐东野语，而是得到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需要相信正在开始赢得自由、平等和博爱，正在为这些理想而斗争和牺牲。资产阶级革命让人们摆脱封建剥削关系，进而让他们服从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临高穿越中当然不需要乞灵于古罗马或“三代之治”，再不需要从过去的神话里借用道德意识形态，而是用 19 世纪以后工业社会的富强、进步、安全的社会效果来赢得群众，用不着鲜花香蜡的供奉、磕头跪拜的典仪也能让明朝人民同仇敌忾。这对于今天的中国也同样有效，不断增加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团结群众的前提。《临高启明》借助虚构小说“彩排”了一次我们未来的设计。但是，罗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神话，19 世纪的富强、进步和安全一定是实情吗？我们在小说中可以进一步考察完成这种未来设计时所需要的具体条件。

临高的对内对外二元体制在主题设定中会一直延续下去，“内政”方面的主要隐忧是“革命接班人”问题。元老院的子女基本来自新时空，他们的母族新贵，最后会形成一个和朱明宗室、八旗子弟一样尾大不掉的巨型寄生阶级。有论者以为，这个特殊阶层和阑尾一样，必然存在且无害；如果发炎，切割处理即可 （12），但寄生物的存在是社会结构不正常的典型症状，虽然用教育和政治设计可以暂时将这个问题的直接解决放在一边，但实际上已经显示出“工业党”意识形式的一个关键困难：当技术发展遭遇瓶颈，或彻底停滞时（这在《临高启明》中“倒置的科技树”线索里必然发生），如何保证社会发展不会向腐败的封建统治倒退，更何况，苏联老大哥早已现身说法，告诉我们一个科技发达、工业化彻底的国家也不免于失败。

小说对“关爱下一代”“确保澳宋江山不变色”问题有相应的设计，除了类似贵族学园的“未成年元老教育”和“法律委员会”的监督机制，还有很复杂的“顶层设计”，如“元老婚姻与继承法”（第 7 卷第 7、8、9 节），杂用各种法条，甚至清代“秘密建储”形式在“元老人人平等，元老比其他人更平等”前提下想象出维护政权传递的法律形式。可以看到，这个设计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确保 513 个元老席位的固定不变，只要在这个组织内部达成团结和权力移交，就可以指望有一个稳定的统治核心，形成有效的统一领导权。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小说中写道：“元老院在本质上是一个议会。……主要职权有立法权、财政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 ……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对行政机构实施监督。”（第 3 卷第 341 节）但实际上元老院并不是议会。一方面，议会的本质是代表制度，议员们是他们背后的“同党”“利益集团”声音的代表，由少数议员来表达更多人的意见和诉求，议员一切计谋都在于要让别人相信他是合格的传声筒。而元老院呢？他们每个人都只代表自己或家人的直接利益，他们不会“为人民服务”，也不可能将席位“选贤与能”给“归化民”，他们在政治中是悬浮于社会生活之上的，500 人元老院尽管看起来人数不少，却是一个整体，这实际上是一种变形的绝对君主政体，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和五百个团结起来的元老在统治上没有区别。另一方面，议会是一个中间机构，总是某个更高权力与被统治阶层中间的调节器，既限制最高权力，又提防下层民众。议会斗争是以低烈度引爆的方式防止更大规模反抗的有效手段。元老院本身就是最高权力机关，“执委会”也仅仅是执行机关，不是凌驾于元老之上的国家权力象征。从缺少中间阶层的意义上说，澳宋的国体是帝制，只不过是 500 人集体领导的世袭帝制。我们在此无权讨论这“五百废专政”正确与否，那是小说自身的事，但有权在此基础上展开联想，这是读者的权利。历史经验永远是复杂的，此时可以明确地讲：富强、进步、安全的“工业党”价值观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需要有更多的，甚至是相反的因素综合起来才能让一个国家真正成长、壮大，且持久。这些因素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阶级斗争。在现有七大卷“革命初期”的叙事中，穿越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利用了明末的白热化的阶级矛盾，如果没有官府、胥吏、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压榨剥削，“髡贼”很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只能是一支海盗力量，上不了大陆，争取不到人民支持。

但穿越集团不是来当解放者的，他们心心念念的是当新的统治者，这样，就算在“革命初期”，临高政权也面对民众起义的威胁。小说中凤凰山庄危机表面上来自“敌对势力”的挑动煽惑，根本原因已经写得很清楚，是因为临高生产模式严重挤压了传统蚕农的生存空间，在大生产模式下，农民最终会一无所有，而赵引弓他们甚至用阴谋诡计加剧了农民苦难，以“和买令”的形式逼迫农民破产，只能沦为难民，然后被凤凰山庄丝厂以慈善的名义，用最微小的代价变成奴工。小说第6 卷第 184、185、186 节郝元和西华的对话，将元老院将要面对的阶级斗争的真相直接挑明：“他是做了善事，活了无数的人的性命，但是他不是为了仁义而行善，只不过是为了他的一己私利。好比做买卖，大家是卖，他赵引弓买。只不过他赵老爷是大户，怎么卖，卖多少钱都是他说了算而已。谁要是不肯卖，就活活饿死他。……丝厂里的刘丫儿家里是蚕桑户，原本还过得，绝不至于被收地。全是因为被官府的一道和买令才弄得破产，走投无路全家自尽。你知道这和买令是谁的主意？！” 郝元这个人物身上附着了鲜明的中国土地革命时期造反者的形象。

比较建国初期革命文艺的农村题材作品，可以看到，很多小说也很明显有“群众得到实惠”“保卫胜利果实”的实用主义导向，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的开端是“分田分地真忙”（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但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些小说的主要趋势都迅速转向对“小农意识”开战的彻底斗争，在与土豪劣绅的战斗中获得胜利的造反者变成了自我革命的领路人，对地主反动派的暴力性质阶级斗争变成了对农民思想深处的落后观念、习俗惯性的阶级斗争，服务于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如《三里湾》《创业史》）。在那些小说中，与“工业党”意识形式比较契合的“农技员”形象时有出现，但往往只是陪衬、旁观者，甚至是负面形象，因为他们只讲技术，不考虑现实的政治需要。我们在此不想纠缠于“路线之争”，用事先确立好的标准衡量一切，《临高启明》对杜雯这个左翼激进分子的塑造已经清晰表明了态度。但仍要指出，就算在小说故事内部逻辑的基础上，如何面对阶级斗争也是最终的难题。

要想建成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要有民族认同，民族国家的框架是人类现阶段所无可避免的历史前提。前文已述，临高穿越政权在获得民族认同的道路上是没有障碍的。但要想巩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并使其长治久安，则不能单靠民族主义，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基点使国家内部的各个阶层、所有人群取得动态平衡，这其中包括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假设澳宋帝国已经占有了广大的领土和人民，除了确保对外战争的胜利，它还要做的就是在元老院治下引导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封建地主、“髡务”买办、“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让自己这个真正的最高统治者扮演“解放者”的角色，时不时呼应人民的控诉，合时机地打击那些不断分化产生的新贵，不能使群众的抗议矛头直接指向元老院，也就是一种临高式“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做法实行起来需要高度集权的政治核心，这对五百人集体领导的元老院显然不可能。更方便的办法是真正分权给“下议院”，促使形成议会中的各种党派集团，让他们自相攻击，由“归化民”精英承担阶级斗争的压力，议会中斗得不亦乐乎，而皇权始终稳固，有些类似于现在泰国的政权形式。但这种设计如何保证元老院最高权威最终不会下移？不会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最终沦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仅仅靠精英们的统治手腕从来没有彻底成功过，如果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用暴力手段“剥夺剥夺者”才能恢复平衡，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元老们会一致同意行这种“专政”吗？这剥夺的革命迟早会延伸到他们自身，他们的子女、家人、亲戚身上，他们会出于对未来的忧患意识而自愿剥夺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吗？

《临高启明》的作者和读者们都希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想要在小说里大报扬州十日的仇，手刃多尔衮、枪毙洪承畴、劳改吴三桂、收编大顺军，最终郡县日本、殖民英伦，在国会山雕满五百元老像。但如果这样一路剪直爽利写下去，真就成了李逵的野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须知没有合乎历史逻辑和斗争规律的迂回就不会有好的故事。澳宋帝国的全球扩张战略，那个富强、进步和安全的工业社会愿景的实现可能面对的最大迂回是怎样发动群众而不被群众运动所淹没，这是个古老的（载舟覆舟的）课题。根据穿越者选择借鉴的历史经验，他们对大规模群众运动政治处处有疑虑，这是由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舆论环境所决定的倾向，他们更希望通过舆论宣传、科技巧思和高明的政体组织形式达到目的。但《临高启明》的叙事里有一个很有优势的设计：500 人元老院这个“集体制君主”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可能和 17 世纪的剥削阶级沆瀣一气，他们建设的社会制度从内容到精神上都是现代的、革命的，颓废、自私的穿越中却有着不可移易、根深蒂固的现代革命民主气质，他们会绕过旧地主统治这个历史负担，直接和群众的诉求相呼应，会带领人民坚决沉重地打击反动势力，澳宋帝国实际上是在新型君主（政党）) 领导下，以工业强国为建设目的的政治想象，而它的未来归根结底只能依靠在阶级斗争（彻底打破封建统治）的迂回中与人民群众——工农兵群体——结为一体。

《临高启明》好就好在不仅写出了穿越者的奇幻冒险，更写出了他们旅途中遇到的无数人们：归化民、土著、奴隶、难民、匹夫匹妇、贩夫走卒，生动再现了普通人的生离死别、喜怒哀乐。这两股力量，穿越者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苦难的人民所拥有的革命可能性在小说中会拧成一股绳，至于具体采取什么形式结合在一起（选择何种阶级斗争的形式），是人民民主、君主立宪还是代议制，是土地改革还是圈地运动，是人民战争还是技术战争，是殖民开拓还是输出革命，是寰宇混一还是独立国家联合体，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利用“吾国固有之思想”，等等，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能在小说的构架中“随物赋形”，“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并且，选择何种斗争形式本身就是自我批评的展开过程：元老们之间会有路线斗争，要互相争辩说服，要在斗争中形成自己的观点，明确自己的立场；在故事中，人们的利益 / 欲望、情感 / 倾向、计谋 / 策略都会交织在一起，在力量的角逐中走向未来，在批判与自我批判中陷入僵局或摆脱危机。以往的历史题材小说都受限于已经成形的结局，经常从果到因地回溯历史，《临高启明》却只有朦胧的远景，无法预知的征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一幅充满乐观精神地寻找自我启蒙的漫游图画。唯一能肯定的是，当前的澳宋帝国毫无疑问会不断进步，读者们乐见其成，我们也将拭目以待，衷心地希望普通人的自发斗争和从斗争中产生的新世界能和临高铁拳旗融为一体。

本文注释：

（1）需要补充的是：特别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思想形式是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之一，最著名的代表是孙中山的建国方案，其理论基础是自然科学，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参考赵纪彬：《孙中山先生的自然科学思想》，载《困知录》，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1—14 页）；又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动了“中国科学化运动”，极一时之盛，提出了很多论题（如“哲学无用论”），形成了思想界的广泛讨论。参考李大光：《1932—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载江晓原等主编：《科学败给迷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41—176 页）。

（2）参见“工业党的文化自觉”专题，载《东方学刊》，2019 年夏季刊。

（3）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相对主流文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来自这种主动决裂的态度，参阅李广益：《中国转向外在 : 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 年第 8 期。

（4）“文之悦”存在于“散发着鸢尾根芳香的小房间里”，体现了“异乎寻常的自我强化”“无意识的隐约轻灵”。〔法〕罗兰 • 巴特：《文之悦》，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63 页。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2—33 页。

（6）余亮：《“工业党”意识，一种被忽视的人文精神》，《东方学刊》，2019 年夏季刊，第 25 页。

（7）《论语 • 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8）《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77 页。

（9）17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还处于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他们的全部“野望”只限于多挣钱，购置产业，然后获得爵位，跻身于贵族行列，这和 17 世纪的工业资产阶级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临高穿越众中众多“排队枪毙党”“德棍”“枪炮迷”都是 19 世纪以来的世界观的投影。

（10）不仅各种网络文学在这么做，非网络文学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比如各种历史题材小说，不论讲秦国崛起还是说雍正新政，都是将现代人的“私货”硬塞进历史框架里，却总是摆出一副客观的姿态。历史小说当然会有作者的倾向，但前提是在承认自己的倾向的基础上对历史作尽可能完备的书写。

（11）在 1968 年巴黎“五月风暴”中，大学生抗议的明显的心理起点是对“轻松、性欲、音乐和人造麻醉”的追求，甚至禁止男生进女生宿舍也是造反的重要理由，由此逐渐扩大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管控体制的整体批判。当时，学生运动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社会领域，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不能和工人群众运动相结合，“五月风暴”最后只留下了一抹历史记忆。（参阅〔法〕洛朗 • 若弗兰：《学生暴乱的双重原因》，载《1968 年 5 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万家星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年，第 18—45 页；〔意〕安琪楼 • 夸特罗奇等：《法国 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1—13 页。

（12）参考凡勃伦：《工业的脱离与保守主义》，载《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第 148—16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