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52天 陕西援汉护士长第一次关掉重症病区的

3月17日，离开武汉市第九医院10楼的最后一刻，王静让护士把所有灯都关了。

“这里的灯亮了太久。”52天，病区走廊和护士站、工作间的灯从未熄灭过。

望着第一次安静下来的病区，她长舒一口气，“不敢再多看，回忆太多。”

护士长王静是省外首批援汉医疗队成员，来自陕西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一科。

陕西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一科护士王静。澎湃新闻记者赵思维 摄

武汉市第九医院的4楼是留观病区，5到9楼收治轻症患者，11楼是危重。

10楼重症病区是王静和同事们的“战场”，她们每天都盼着病人“只下别上”，因为上楼就意味着患者病情加重。

从1月30日接管病区，至3月17日最后一名病人转离，52天时间里，王静和同事累计为117名重症、危重症病人提供护理工作，其中65名病人痊愈出院，其余则大部分转至其他定点医院。

王静手持心愿卡拍照。来源：受访者提供

以下为王静口述：

“只下不上”是所有人的目标

武汉“封城”次日，我报名随队驰援。

走之前，5岁半的儿子问我，“妈妈你是不是给他们去打针？你一定要给那些病人轻轻的打，不要给他们打哭了。”儿子的一番话把我还给逗笑了。

1月26日晚上10点多，陕西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137人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一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和人，只有红绿交替的交通信号灯还在告诉我们武汉尚在有序运转。

按照分配，我们接管了武汉市第九医院收治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的病区。

王静在武汉市第九医院重症医学病区。来源：受访者提供

武汉市第九医院的4楼是一个留观病区，轻症病人在5-9楼收治，重症病人会转到10楼。10楼的病人病情再加重就会转到11楼的危重症病区。11楼中有35张危重症病床及ICU的8张病床，像插管、血滤等治疗手段，基本都在11楼完成。

“上楼”意味着病人病情加重；“下楼”意味着病人康复出院。每天大家都盼着病人“只下别上”。

当时超负荷收治的35个重症病人塞满了病区，多出的病床就摆在了过道。病人的被褥、吃的、用的杂乱摆放着。护士站里的文件、纸张散乱着，像刚被“洗劫”一般。病区里的医疗垃圾从电梯口堆到大门口，纸壳子、箱子什么都有。

后来才得知，医院仅有的几位保洁员都辞职回家了。

最要命的是，10楼病区仅有的5名医护穿的防护装备也无法完全密闭，有的人两侧脸颊都露出来了，在污染区肆意暴露着。

在全面接管10楼后，我们18名护士，最高峰时需要护理38名重症病人，平时30人左右。

作为护士长，每一天，我要将上班的护士集结，看着他们穿戴好防护装备，然后巡查病区工作环境是否合规，查看病人的病情变化，随时待命参与抢救工作。

症状稍轻的病人看着我们防护服上写着“陕西”二字，会向我们轻轻挥手，说“你们终于来了”。重一点的病人四肢无力，但也在努力发声说话，声音很小，我们得仔细听。

记得最重的一名病人70多岁，已经上了“无创呼吸机”，呼吸急促、精神很差。他可能也想跟我们说话，带着面罩，头面向门一侧，一直静静的看着我们。眼神里流露着一种渴望被关注、被照顾的期盼。

陕西省首批援湖北医疗队部分医护在武汉市第九医院前合影。来源：受访者提供

想让去世的老人将我当亲人

病区中的病人各个年龄层都有，老年人偏多，有慢性病的偏多。慢性病包括心脏病、肾病、肝脏系统疾病，高血压，脑梗等，这些基础疾病又合并了新冠肺炎，就比较严重。

刚来时，有一位20多岁的年轻小姑娘，在我们来武汉之前就已经住院。她的精神状态比较差，面色也不好看，伴有发烧、食欲差的症状，感觉很消极。我们去了后，她就问当时给她负责治疗的护士，“姐姐你看我还能活着出去吗？”这话，听着会很揪心。

其实在呼吸与危重症一科当护士这么多年，和很多医护一样，大家平时就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去上班。防护服只是在应急演练时见过，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要穿着它上“战场”。

在病区，就算穿着防护装备，使用采血器、给病人打针，风险都很高。

好多病人住院时间已经很长，血管特别不好摸，扎针的时候会害怕，这时候护士“拔针时一不小心可能会戳到自己。”还有就是采血器，我们要用手指摸着去穿刺，有很大风险。

刚开始几天我一直蛮紧张的，到后来查房把每个病人情况几乎都看了下，相对心里有底。同事中大部分都是小姑娘，也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疫情，压力大就产生焦虑情绪。像最开始抢救病人，很多年轻的孩子看到后就很压抑，会哭。

在武汉市第九医院工作的王静。来源：受访者提供

作为医护，总免不了直面生死。我在病区曾参与两次抢救，其中一次抢救至今回想起来都会忍不住流泪。

当时一位老太太从急诊科推上来，处于浅昏迷状态，全身水肿很厉害，呼吸也很急促。我找护士赶紧把床先铺好，把她放上去。她的病情变化特别快，医生过来以后，已经是深度昏迷。

在配合医生做完抢救工作后，老太太血压也下来了，大家就一直守在她的旁边，观察体征状态。但是遗憾的是，抢救后大概6、7个小时，老太太还是走了。

当时大家心情挺差的，有点伤心，有点遗憾，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病人在离世的时候，周围没有家人，只有我们站在旁边。我很想让她把我当作她的亲人。

抢救前，我们就赶紧联系老太太的家人，得知她的女儿已经去世，与儿子十几年不太来往，剩下的一个已经嫁人的外孙女是她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外孙女可能也是家离得比较远，当时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在医院。

老人外孙女来的时候我陪着她。按照规定，家属是不能进病区的，但是这位病人情况确实特殊，我们就让外孙女穿上防护服，破格进去看了一下老太太。因为我父母也不在了，所以很能理解家属的心情。

外孙女不停拜托我们再救救她姥姥，我们只能很遗憾的告诉她，真的是尽力了。她就转身对着她姥姥不断说“对不起”。

那一天，我在病区待了近8个小时，远超过计划工作4小时的时长。心情很沉重，回去路上不想说一句话。

脱完防护服，摘下护目镜，王静背后湿了一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我们不能说“再见”

在10楼，更多时候是感受到医患间的温情。

帮病人打饭，他们会很客气的向我们道谢，说声“辛苦了”。有的病人自己打水，不让护士帮他，说“你们都太忙了，又太累了”。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简单的话语，但是对我们医护来说是莫大的理解和支持。

病人出院的时候我们医护不忙的话，都会去送，但是我们不允许下楼，只能把他送到电梯口。每个病人出去时候都很高兴，我们不能说“再见”，就说“保重身体”。病人出院前对我们表示感谢，有时候主动过来告诉我们说，想跟我们留张合影。

在武汉，刚开始家人每天都会和我通话或者视频聊天。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工作有点忙，无法保证每天这样联系。他们也理解，让我闲了打电话报个平安或者发个信息都可以，也不一定视频聊天。

我跟家人一般是只报喜不报忧，就说“住的地方很舒适、每天车接车送、离上班地方很近、带队领导也很关心我们。”这些轻松的话题，也在缓解我的压力。

有时候工作累了，坐在病区护士站休息。看着走廊里面那么多病房，里面那么多人，就在想，“10楼只是武汉其中的一个小角，这座城很多地方上演着我所经历的一幕幕，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3月17日，接管病区52天后，最后一位病人转离，病区“清零”。

当天，我和病区主任最后一个离开病区，我说，“把所有灯全部关掉吧，这里的灯亮了太久。”

就算是晚上，病区走廊和护士站、工作间的灯也得开着。

站在走廊，看着自己战斗过的地方，黄昏的光线透过走廊尽头的玻璃窗照进来，橘红的光影拉的很长。回想着这些天经历的日日夜夜，想着大家曾经在这个走廊上忙碌的身影，我又想哭，又想笑，又想喊，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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