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时期的离婚，“都是蓄谋已久”
走出北京市海淀区婚姻登记中心，男人摘下口罩，蹲在街边吸完了一支烟，女人等在他身后。（南方周末记者谭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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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争的其实不是怎么看待‘神医’。而是作为夫妻，对方没有理解与认同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为此感到难过。”
金增玉本来想看看，有没有当事人在经历疫情后改变想法，和另一半关系缓和——“结果一对都没有。”
有武汉市的年轻夫妻向她诉苦，说双方都两个多月没工作，家里养了两个孩子，还背着房贷车贷，“连团购菜都吃不起。”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文 |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南方周末实习生 宋思静责任编辑 | 吴筱羽
身在武汉的婚姻情感心理咨询师田子君，新冠疫情期间接到当地一对年轻夫妻的来电。电话中，小两口为应不应该支持自称治愈多名新冠病人的“神医”李跃华，争论得不可开交。
妻子赞赏李跃华有爱心，疫期不顾个人安危治病救人，进而责怪丈夫质疑其行医能力，“总把人想得这么坏”。丈夫则抢过电话抱怨：“我怎么就和一个没见识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呢？”
“他们争的其实不是怎么看待‘神医’。而是作为夫妻，对方没有理解与认同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为此感到难过。”从业二十余年，田子君旁观过许多婚姻，她发现，能携手走过风雨的夫妻，总是拥有相近的价值观。
而2020年开年至今的新冠疫情，将许多“以前没空较真”的夫妻长时间困在家里，彼此间的观念冲突暴露无遗。
疫情侵入日常生活，许多原以为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其中是否包括婚姻？网友们查询到一些城市近期离婚预约爆满，并以此证明疫情中婚姻关系的脆弱。
但田子君有不尽相同的解读。3月22日，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疫情推高离婚率”更像是蹭热点的说法：“这些年，中国的离婚率一直持续走高，并不是由某一个突发事件引起的。大疫情更多只是把家庭中固有的矛盾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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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预约爆满虚实离开门还有十来分钟，3月21日早上八点多，北京市海淀区婚姻登记中心门外已经排起一条稀疏的队伍。队伍中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自觉与前面的人保持一米以上的间距。
为了避免登记大厅人员聚集，北京市民政局在1月底发出通知，规定各区婚姻登记中心全部实施网上预约制。无论是登记结婚还是离婚，当事人必须在室外等候，按照提前预约的时段叫号进入。结婚宣誓、新婚讲堂等非法定程序全部暂停，目的是缩短滞留时间，当事人的亲朋好友也不能陪同进入大厅。
3月21日是周六，但从黄历上看，这不是结婚的“吉日”。门口叫号的工作人员统计，当天预约办理婚姻登记的有一百多对，结婚和离婚的大约各占一半，“平常还是结婚的多一些”。
来离婚的大多沉默寡言。9:40左右，一对办理完离婚登记的男女走出来，各自骑上街边的共享单车，分道扬镳。女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选择这天来登记只因为是周六，网上预约也仅提前了两三天。
和北京相比，上海人办理离婚几乎要提前一个月预约，但原因未必是离婚人数增多。
上海市徐汇区婚姻登记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称，平常虽然也以办理预约登记为主，但有些年纪大的人不会预约，直接来了现场，他们也会酌情办理。现在因为疫情，必须控制来访总量，没预约的不再办理。而该中心每天预约离婚的上限设置为15对，这样才能保证大厅里同一时间最多只有两对人在办手续。
“肯定和之前不能比，之前一个上午就有这个量。”总量控制后，每天能接待的离婚人数下降，势必造成想离婚的人员积压。“民政局通告是预约要提早一个月，据当事人反映已经约满了。但想离婚的人有没有（比以前）多，我这边是看不出来的。”上述工作人员说。
西安市17个婚姻登记处从3月2日起正常上班，比往年晚了一个月。当地媒体报道称，离婚出现“小高峰”。雁塔区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在该报道中分析，一部分是因为前段时间积压的存量，还有一部分是受疫情影响，“在家里时间太久，夫妻间矛盾冲突下的冲动离婚。”
“平常一天二十多对（离婚）的也有，但特别少，一天办十多对就算高产了。现在因为是预约，每一天都是满的。但有没有增长，看不出来。”西安市新城区婚姻登记处一共有3位工作人员办理离婚业务，胡丽（化名）是其中之一。
离婚比结婚的登记手续更繁琐，胡丽说，一般一个小时只能办理一对。而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所以他们现在一天只开放6对离婚预约。
与胡丽通话是3月18日，南方周末记者当天在网上查询，发现新城区离婚预约已经排到4月7日，且只剩下14:00-15:00这一个时间段。而结婚预约则相对宽松。
胡丽解释，因为结婚登记的房间比较大，可以隔开几个窗口，所以一天开放20对。“我们离婚这个房子小，呼啦啦进来一堆人也不好。一对走了再进来下一对，中间还有消毒的过程。”
而且，“结婚的事情不能等，离婚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再考虑下。”
在胡丽看来，最近来离婚的人绝大多数并非受到疫情影响，“都是蓄谋已久的。”其中有的态度坚决，从起意离婚到登记已经过去五年，“不是因为疫情在家才找事。”也有的和和气气，手拉手走进来，登记完又手拉手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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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生死也要离婚”银川市兴庆区民政局设有一间婚姻家庭辅导室，往常，咨询师王斌海会在这里为打算离婚的夫妻提供免费调解。
受疫情影响，兴庆区的婚姻登记业务迟至3月15日才恢复。但早在2月中旬，民政局官员担心人们闷在家里情绪不稳定，要求王斌海公布手机号码，开通婚姻咨询服务。
最多的一天，王斌海接到五十多个咨询电话，少的时候也有将近二十个。打来电话的未必就是要离婚，有的只是抱怨丈夫脾气不好，婆婆对自己有成见。“该发生的矛盾，没有疫情也会发生。只是这段时间大家比较焦虑，把情绪放大了。”
也有心急火燎地询问什么时候恢复离婚登记的。王斌海就劝他们，不妨等一等，将疫情这段时间当作“离婚冷静期”。
离婚律师易轶在疫情期间接到好几个朋友的咨询电话，“他们说在家里打得不可开交。”这些夫妻之间本身已有矛盾，但放在平常，易轶估计他们还能拖个两三年才下定决心离婚。而疫情的突然暴发如同催化剂，“以前上班可能是在回避，现在憋在家出不去，没法回避了，等疫情结束就想要个解脱。”
虽说咨询的是朋友，但易轶很少劝和。根据她过往的经验，想离婚的夫妻即便一时被拦住，过一段日子还是要离。疫情只不过缩短了双方勉力维持婚姻的最后时光。
易轶是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自从2月20日复工，一个月时间，这家专打离婚官司的律所已经签下五十多个案件代理。“案件量不能说比往年多，毕竟今年很多地方停工停产。但也算是挺多的了，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有的客户没见着面就签合同了，急迫成这样。”
大部分案件中，当事人想离婚的理由与疫情关联不大，“家暴、婚外情、婆媳矛盾……常见的不外乎这几种，和平常一样。”不过，有的“锅”还是得疫情来背，比如一位当事人告诉易轶，正是被困在家里的这些天，她无意间发现了丈夫和第三者的暧昧聊天记录。
该所另一位律师金增玉，过年前手上还有三十多个案子未完结。她本来想看看，有没有当事人在经历疫情后改变想法，和另一半关系缓和——“结果一对都没有。”
“这帮人冒着生死也要来离婚。”金增玉回忆，正月十五她还在黑龙江老家，已经有当事人预约要来律所面谈，“那会儿疫情正严，到处都停工，一般人的认知都是没事别出门。”
不能面谈，确实给离婚律师的工作带来不少麻烦。金增玉说，婚姻家事案件当事人对律师的依赖度要高于其他案件，“见面才有安全感，见面才能聊更深的东西”。复工后的一天下午，她与一位因为家暴想离婚的当事人足足面谈了五个小时，俩人全程都戴着口罩。
特殊时期，一些法院将离婚官司的庭审挪到线上，金增玉感觉不太适应。比如她的当事人主张对方出轨，对方不承认，如果是线下开庭，法官出示证据时可以观察对方的神态、语气，形成自由心证。“但现在大家都在网上，信号也不太稳定。法官说你看看这照片，对方说我看不清，就没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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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压力越大，家里气氛越压抑”在疫情重灾区湖北，3月17日，湖北省民政厅公告称，全省婚姻登记机关将分级分区逐步恢复办理婚姻登记。截至目前，具体恢复时间尚未可知。
17年前SARS疫情的亲历者龙梅提醒，这次疫情对于患者家庭的影响值得关注。
龙梅的前夫曾感染SARS，并因为治疗过程中激素运用不当产生了后遗症。“后遗症一半在身体，一半在心理。他本来是天之骄子，生病后落差很大，就会把感染SARS的不幸归咎于我，把怨气撒在我身上。对于家属来说，那是地狱一般的生活，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2006年，龙梅与前夫协议离婚。当时还在媒体工作的龙梅做过一项调查：北京登记有SARS后遗症的患者三百多人，其中60%出现了家庭变故。
不过，在吸取SARS治疗的经验教训之后，这次对新冠患者的治疗更注重合理运用激素。龙梅希望，新冠患者未来能够避免因后遗症导致的家庭悲剧。
但与SARS时并未大面积停工停产不一样的是，田子君注意到，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正在逐渐侵蚀家庭的根基。有武汉市的年轻夫妻向她诉苦，说双方都两个多月没工作，家里养了两个孩子，还背着房贷车贷，“连团购菜都吃不起”。
“越到后期，他们经济压力越大，家里气氛越压抑，随便一点小事就拌嘴。这已经不是靠心理咨询能解决的问题了。”田子君说。
上海市疫情防控社会心理疏导专家团队成员林紫发现，很多家庭中的亲子关系问题也转化为夫妻关系问题。孩子一直在家，还要看着上网课，很多妈妈都觉得自己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状态，“只有把老公骂一顿，才能感觉好一点。疫情期间情绪的迁移、泛化、‘传染’，在每个家庭里都比较明显。”
“这场疫情，已经构成群体性灾难。灾难中，如果人们的应激状态没有及时得到干预，就有可能转化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在疫情暴发后的三到六个月出现心理危机的高发。”林紫和她的团队参与过汶川地震、韩亚航空空难、马航失联事件等重大灾难的心理救援，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灾难之后相关群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而这次疫情带来的群体性应激反应更强烈。
林紫建议，作为个体，尤其是面临婚姻困扰的夫妻，最好能够觉察到大的心理环境和背景，避免在应激反应之下做任何重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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