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探路”，中国民间组织的海外抗疫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2020年3月8日，历经168小时波折后，都灵华人工商联合会、都灵中意青年会志愿者将2600副护目镜送抵皮埃蒙特大区防疫应急中心。 （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4月2日《南方周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线报道”）

原本接受世界各地捐助的温州“高温青年”决定调转方向驰援海外，合作对象、物资标准、物流通关全部“掉了个儿”，捐赠物资就此从温州发往世界各地。

疫情期间的捐赠是复杂的“国际贸易供应链管理”，包括产品认证、采购、物流、清关等各方面内容。民间志愿者团队有心捐赠，能做到的依然有限。

2020年2月21日，对温州志愿者周帅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过去一个月，他一直忙着从海外运送防护物资。

疫情暴发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名温州籍青年参与志愿者社群“高温青年社区”（以下简称“高温青年”）的驰援温州计划。从事外贸进出口的商人周帅成为志愿者，担任“高温青年”物流组组长，组织大量捐赠物资“从世界各地涌向温州”。

2月下旬，疫情在国内逐渐稳定下来，周帅敏锐地察觉到“异常”——疫情也许要转向欧洲国家。

2月21日，意大利确诊首位感染新冠的本国公民，新增13例感染病例，死亡1人。第二天，新增数字跳到了63例新冠感染者。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有了确诊病人，病例数急速上升。3月11日,世卫组织正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

很快，“高温青年”决定调转方向，开始驰援海外，合作对象、物资标准、物流通关全部“掉了个儿”，捐赠物资就此从温州发往世界各地。

更多的国内民间组织和企业基金会也行动起来，进入海外救助，参与方式包括捐赠物资、派遣医疗团队、提供网上培训资料等。

据国际公益学员案例研究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22日，中国的社会组织计划及已经开展的全球抗疫行动覆盖六大洲至少80个国家，占有疫情的国家的比例达到了44%。

送去物资和经验

驰援海外的初衷，不同的民间组织各自不同。

决定转向驰援海外时，“高温青年”发起人倪考梦一度有过犹豫。他是80后，在温州政府部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一个月来，他和众多志愿者没日没夜地忙碌，眼看疫情形势渐好，“刚是喘口气的时候”。

2月25日，志愿者黄万华、徐伟俊找到倪考梦，表示“应该驰援意大利”，黄万华弟弟一家在意大利普拉托市务工，“他们需要帮助”。类似黄万华的情况还有很多，“意大利有29多万温州籍的华人华侨”。

倪考梦架不住志愿者们轮番建议，过去一个月里，温州籍华人华侨向国内捐赠了大量防疫物资，都说“意大利驰援温州”是“兄弟情深”。现在意大利疫情如此严重，当然要驰援。

“武汉银杏在行动”决定分享救援经验。

过去一个月来，二十余位来自“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的职业公益人在武汉疫情中提供制氧机服务，除此之外，他们组建了留守武汉孕妇群，提供居家患者的全面支持，在社区服务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他们发现，病毒蔓延可能造成社会瘫痪，“武汉的遭遇，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

“有哪些经验能支持到国际救援？”作为志愿者，商业生态工作室主编孙海燕与伙伴们开会，决定将救援经验整理成册，翻译出来，尽快分享。

对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平澜基金会）来说，他们本来就是面向国际的专业救灾型基金会，有海外志愿者在非洲、伊朗、柬埔寨等地服务。2019年4月，伊朗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平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珂和救灾团队曾到过当地。“人口密度大、宗教集会等都可能导致疫情暴发”，国际救援经验更有助于他们参与海外抗疫。

国内疫情暴发后，平澜公益基金会在武汉奋战了五十多天，主要负责当地的消杀工作，直接消杀作业面积达327.9万平方米，还开展了防疫培训。

据王珂介绍，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伊朗、叙利亚以及非洲等地，“欧洲在物资等各方面基础较牢，而医疗条件等薄弱的非洲地区、东南亚地区，疫情一旦暴发，将造成更大的灾难”。

2月25日，他们向伊朗捐赠价值60万元人民币的防疫物资，包括1000份核酸检测试剂盒和溴剂消杀粉。

目前，平澜基金会正在尝试叙利亚的线上支援，组织中国医生为黎巴嫩当地开展难民服务的工作人员、难民社区诊所的医务人员开展新冠肺炎远程培训，防止难民营发生疫情。

“八仙过海”

除了经验输出和派遣专家团队以及专业救援队，据国际公益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的统计，目前国内慈善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参与海外抗疫，主要以物资捐赠为主，特别是口罩、防护服、测试盒的捐赠。

但3月初，新冠疫情形成全球大流行后，不少国家采取了封闭边境、限制人员流动、限制医疗物资出口等措施，物流运输上，各家志愿者组织和基金会基本是“八仙过海”，各自探路。

如由华大集团、万科集团、松禾资本共同发起的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利用企业背景，主要通过各国使馆渠道，向日本、秘鲁、安哥拉、塞尔维亚等11个国家捐赠检测试剂盒。该基金会尽可能在欧洲选择提供配送服务的核酸检测试剂厂商，以方便运送。

而马云基金会及阿里巴巴基金会为亚、欧、美、非四大洲捐赠医疗用品。该基金会在微博上称，在欧洲边境关闭时，他们依靠自身的菜鸟物流，打通了比利时的列日机场，成为援助欧洲物资的中转站。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际公益学院和意大利都灵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三方发起的“中意慈善论坛”则依托国际行业交流平台，迅速搭建了合作平台，包括老牛慈善基金会、狮子会等多家公益机构和一些企业响应，筹集物资则由使馆统一发往意大利。

“高温青年”驰援意大利，属于国内民间较早的物资运送行动，当时他们定下三个原则：“民间先试，物资先行，意大利优先”。根据计划，支援当地华人以外，还要对接意大利的公共卫生部门，以援助当地医院。

意大利都灵中意青年会会长陈铭在此次对接中起到关键作用。在都灵生活了三十多年的陈铭，多次举办意中文化推广与交流活动，他也认识皮埃蒙特大区卫生厅厅长。

2月26日，陈铭与皮埃蒙特卫生厅厅长沟通，长谈两小时，最终达成协议：皮埃蒙特大区政府同意接收来自中国的医疗防护物资，其中符合欧盟认证标准的物资直接接收，无欧盟认证但符合相应标准的，提供英文说明即可接收。

“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捐赠门槛！”倪考梦认为，后期大批物资援助抵达时，两国之间复杂的捐赠手续、出关证明都能压缩至两天内办完。

温州人周帅与朋友共同采购600个口罩，通过“人肉”带货的方式，送往法国巴黎的医院，3月13日，飞机起飞前，带货志愿者在温州机场合影。 （受访者供图/图）

复杂的捐赠

2020年2月27日，首批温州直接驰援意大利的物资从中国出发。

没有直达航班，周帅计划了一条经济高效的线路，温州直飞巴黎，中转至意大利，并向国航争取免费托运物资。

温州市外事办也与国航协商，“特事特办”，最终国航同意志愿者可以个人带货，后补办协助运输物资的函件，当天，周帅在机场找到六位旅客，帮忙“带货”，13个货箱就这样落地法国巴黎。

同时，他们发起了“物物置换”项目，原本捐往国内的物资全部转赠给欧洲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国内原定接收捐赠的一方，再协调捐赠资源补足，但欧盟境内的“物物置换”路途也并不尽顺利。

2月29日，挂职瓯海景山街道的黄丽春想起一批捐赠物资，还躺在荷兰物资中转仓库里。这批物资是荷兰温州文成同乡会计划捐往景山街道的，正准备发往温州。黄丽春赶紧向文成同乡会会长林运票提议，将它转交给疫情严重的意大利，根据物物置换行动方案，国内至爱公益基金会再给景山街道捐赠一批口罩，与文成同乡会联手开展捐赠。

本以为自荷兰至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不到10小时车程，但几经周折，对接联系好物资规格和物流运输后，时间已是3月5日，荷兰通往意大利的货运通道被切断。3月7日，荷兰华侨联系DHL快递，“刚好停了”；3月8日，再次联系TNT快递，还是不行。3月9日，意大利中意青年会副会长通过私人关系，终于找到货运公司。

“每一步都卡在点上，都差一点”，黄丽春说，后来这批物资正式抵达皮埃蒙特卫生厅是3月25日——确定援助的一个月后。

在多次民间物资运输后，周帅总结出一定经验，他发现，受助国官方态度对民间捐助影响很大。

伊朗及塞尔维亚先后在社交媒体公开求援，并持续互动。中国民间志愿者团队可以直接将物资发往伊朗驻华使领馆，由使领馆发往伊朗并配发。“这就更好操作一些。”

从2月28日起，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陆续向伊朗捐赠物资。第一批22台制氧机、第二批荧光PCR仪（运行试剂盒的诊断设备）、28台制氧机、500台血氧饱和仪以及第三批1600台血氧饱和仪，都是分别通过伊朗驻广州、北京、上海三地的使领馆，发往德黑兰。

此外，在周帅看来，物资驰援海外还有一个关键点是标准认证。欧盟、美国有着严格的产品认证和完善的监督机制，海关核查物资的产品，如果资质不全，会被没收乃至追责。

近日，在多个驰援海外的微信群里，大家不时会讨论各国物资援助的标准，转发某些捐赠物资被拒收的信息，讨论如何应对，如是否需要写免责声明等等。

周帅认为，疫情期间的捐赠是复杂的“国际贸易供应链管理”，包括产品认证、采购、物流、清关等各方面内容。所以，民间志愿者团队即便有心捐赠，但能做到的依然有限。

民间援助的价值

3月22日，在一场分享会上，国际公益学院代理院长黄浩明教授认为，以往参与海外救援的公益组织多是“中字头”的社会组织，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几乎没有像这次一样，从大机构到民间志愿者组织，展开自发并全方位的对外援助。

但黄浩明也发现，中国慈善组织参与海外抗疫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社会组织的国际渠道不畅，缺乏专业合作机构；社会组织走向国际的能力不足；社会组织缺乏专业和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王珂认为，参与海外抗疫，的确“很难做得更多”。原因主要是，“社会组织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展工作”。

王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就平澜基金会而言，他们的资源依赖于公众捐款，如果国内公众对于国际问题关注较少，“我们就无法获得资源去做”。

但王珂认为民间海外抗疫代表了民间的善意，不能以捐了多少东西、多大的量来衡量，“它与国家援助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随着海外疫情的暴发，越来越多民间社会组织以新的形式和联合方式加入海外战疫，寻找做事的新空间，包括翻译中国的研究资料等等。

2月25日，中国、日本、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家的多家机构联合发起“社区应对新冠肺炎国际联盟”，这场会议由全球的大学、非营利组织、地方政府机构自愿集结，以研讨视频会议、信息与知识共享等方式，交流彼此应对疫情的经验和技术。

平澜基金会打算组建一支5-7人的小型医疗队，随时准备奔赴疫区中心。据王珂介绍，待命的小型医疗队中将安排两名队员负责消杀工作，采取经验交流和培训方式，支援当地防疫工作，“在武汉，我们在消杀上总结了很多经验”。

这些天，陈铭一直在忙碌，作为意大利与“高温青年”之间的对接人，他的朋友圈不断出现新的对接需求：“皮埃蒙特大区新增12所新冠病毒检测中心，加快排查速度”“都灵附近SUSA镇红十字会正在准备医生和护士专用的临时住宿”。

3月29日晚，意大利确诊人数超过9万，但疫情的增长曲线正趋于平缓，陈铭拍下停在意大利街头的一辆救护车，写道，“夜色似乎已不同”。

订阅南方周末会员，支持原创优质内容。成为南周会员，尊享七大权益，在一起，读懂中国。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