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辛成评《科学史新论》｜“琐碎”的力量：迈

《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德]薛凤、[美]柯安哲 编，吴秀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清华大学刘东教授常年致力于将具有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的西方文献引入中文世界，这本《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作为刘东先生领衔主编的“科学与社会译丛”中的一册，亦承担着向国内学界传播新知的使命。该书英文书名叫History of Science Reader（科学史文摘），中文名却叫做《科学史新论》，足以见得这一“新”字对于中国科学史学界和主流历史学界，具有更为不同寻常的意义。

薛凤的学术之路与本书旨趣

此书的编者之一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学史研究所的所长薛凤（Dagmar Schäfer）。薛凤是中国科技史学家，以研究宋明时期的技术史和科技文献著称，其著作《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获得2013年亚洲研究学会颁发的列文森奖。薛凤将《天工开物》一书的写作置于明朝中国社会和世界出版业的大背景中，对其历史地位及其形成过程提出了两个颇具新意的观点。

第一，《天工开物》的历史地位不应该对应法国百科全书学派，一来宋应星的创作过程缺乏充分的实地考察与材料采集，二来宋应星对此书的期许也远高于纪实。薛凤指出，明王朝内忧外患交加，宋应星在仕途受挫后，希望通过出版的方式，将自己的秩序观宣扬出去经世救国。《天工开物》中，工艺技术是更高的宇宙观的体现，宋应星本身并不具备相关的知识背景和行业实践经验，他感兴趣的是工艺背后的秩序与逻辑，他采用了儒家理学中的“气”的概念，认为世间万物皆由气和由阴阳之气冲突而生的“五行”构成，他弘扬万物构造的“气”中普遍蕴含的神性，这与以狄德罗为代表的法国学术旨趣相去甚远。

《天工开物》炼钢

第二，薛凤从十七世纪中国和世界出版业的发展状况，理解《天工开物》的创生与海外影响，并以此为例呈现了科学文献传播的真实路径与土壤。薛凤指出，宋应星写作出版《天工开物》显然抱有营利的心思，该书在其两位友人的支持和资助下出版，但在中国影响甚微，再版之后试图走畅销猎奇路线，结果依旧差强人意，甚至在清朝遭到封杀；在日本却遇到“植产兴业”的契机，作为技术指南广为传播。民国时期《天工开物》海外回流也离不开日本所存版本的帮助。欧洲人对《天工开物》颇感兴趣也是因为该书的工具性、实用性对应了欧洲业已形成的学术取向与形态，而这种智识关切在明清中国仍很稚拙。

薛凤借《天工开物》的诞生和传播，强调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在场，超越了李约瑟实证性质的研究范式，将中国科技史从西方中心评判体系中解放出来，开辟了更广泛且更具趣味和历史价值的学术领地。薛凤留学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曾在杭州、北京、新竹驻留研修传统技艺，《工开万物》的成功证明薛凤的求学之路本身就是一种启示——科学史离不开技术本身的物质性，正如科学文献离不开实体的经济背景，也正如一般通史离不开科学史视角中对物质条件的强调，而这种物质性对知识生产的限定并非局限于非西方的现象。

可以说，《科学史新论》一书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是由薛凤的经验和兴趣决定的，科学文献的经典化过程、跨国界传播、出版编辑工具的影响等成了本书的主干线索之一。而另一位编者，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专业的讲席教授柯安哲（Angela N. H. Creager）从事生物化学科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八十年代美国学术界的规则的形成，她的加入将本书对科学史中对物质性的关切落脚到医学和生物学的学科挑战，增强了本书选题选材的“硬核”程度。

分水岭与新发展

当然，这本书并不是薛凤的个人著作。为了让本书兼顾编者品位和学界前沿发展，薛凤所在的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和科学史学会牵头成立了一个编选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美国医学史学会、英国科学史学会、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哲学国际联盟科学技术史分会、欧洲科学史学会、技术史学会和医学社会学学会六个组织。入选的十二篇文章是委员会成员对提名的七十八篇文章在线投票后产生的，这样就能做到既反映科技史下各个学科各自的关切，也保障文章所涉地区具备足够的多样性。

《科学史新论》旨在展现：当科学史与一般通史结合，将会撞击出什么样令人惊喜的火花。该书的内容选取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科学知识的文化成因及形成过程，二、社会利益和信念背景下的科学知识，三、物质层面理解知识生成和扩展方式，四、科学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区的不同境遇。最终入选的十二篇文章发表于1990-2015年间，这些作品和它们的作者们至今仍在学界具有影响力。

之所以选取1990年后的文章，是出于编者对学科沿革和范式变迁的考虑。科学史诞生之初逃不开典型的英雄叙事，大科学家被描述为灵光一现，先于时代的伟人，完全超脱于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进入六十年代，库恩的范式论重新设置了科学史的议程，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成为学科发展的第一个分水岭。“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得到凸显，科学从业人员的社会和社交属性成为研究的焦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不再天然建立于知识的性质，科学史由此迈入关注科学技术社会性的“后库恩时代”。七十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强调科学的阶级性和经济利益，也强调其作为集体信念的作用和自我实现过程，这一学术风潮也将学术焦点从施动者和生产端，转向了受动者和消费端对科学和技术的塑造作用。

科学史视野的进一步聚焦和深入发生于七八十年代之交，拉图尔和伍尔加1979年的著作《实验室生活》成为了二号分水岭，该研究不但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缩小，而且开启了对科学生产物质性和人工性的关注。关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讨论不再受到欢迎，微观视角和人类学式“深描”成为新的研究潮流。1985年夏平和沙弗尔的《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为此种发展方向提供了进阶的研究范本，该书以空气泵这一实验工具为争议焦点，延续了拉图尔等人开启的微观且物质性的视角；以波义耳排挤霍布斯的江湖之争为例，凸显了库恩式的“科学共同体”对知识的社会性建构；将波义耳倡导的实验哲学的胜出归因于王政时期用实验科学改造社会秩序的迫切政治要求，把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与宏大的政治经济背景相联，强调科学知识生产具有高度政治性。《利》书从三种意义上综合了前人研究的成果与长处，是为科学史发展的第三座分水岭。

《科学史新论》摘选的“九零后”文章是学科发展惯性的延续，贯彻了对科学生产中的物质性和社会建构的人类学式观察，所关注的科学生产领域也愈发精细，而比起八十年代针对或局限于科学生产中心地带，亦即西方的研究，这些新的研究又增添了对科学知识及其应用在跨国、跨文化、跨政治体制的背景中的检视与反思，将非西方纳入科学传播的图景，并赋予其能动性，可以说是该书新论的新意之所在了。

科学知识的传播：流转及圈内规则

就书中的十二篇文章，两位编者虽然在绪论中将它们粗略分述，但没有再立章节将它们分门别类，阅读体验不连贯。故此在编者所述的基础上，将它们分为“知识的流转及其规则”与“科学知识的不纯”两大块，再进一步将其按五个研究方向细分，以便读者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五个方向分别是：信息的流转，行业规则的产生，知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科学材料的物质性，以及对现代与前现代关系的再思考。

关于信息的流转，入选三篇。西科德（James A. Secord）是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他的《知识在流转》一文在书中位置靠后，但是却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他主张以知识的流动、翻译和传承为契机，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疆界、历史分期和学科分界，把科学理解为一种沟通形式，一种历史过程，进而探究知识是如何旅行的，“圈子”是如何形成的。一些学者将主体的互动（包括信任、共同持有的客观性标准等）视为科学认识论的基础，西科德认为这样还不够，他认为学界应该关注科学家所著文本是如何被制作、被扩散、被接收、被接受的，譬如知识生产的周期性，如学术日报、周报、月刊、季刊、年刊等，是如何强化身份认同和宗教式的忠诚的。西科德还指出，科学文本制作所依赖的技术也应该成为研究对象，这里的“技术”既包括教学的方法，例如师生沟通方式从继承到讨论的改变，也包括文本制作的物质条件，大到跨国界的学术会议、国际期刊和国际访问，小到纸张、羊皮纸、墨水、橡胶、玻璃等书本媒介本身，它们都应该被视作信息的一部分。

另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西科德所提倡的方法的践行者。斯坦福大学古典学教授内茨（Reviel Netz）研究希腊数学著作中的注述，亦即后来阅读者的评注和旁注。看似繁缛且毫无意义，解释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内容，然而注述这一实践逐渐标准化，如缩减前人文本，在末尾提供结论，旁征博引其他论著等等，这些做法一代代无意识累积，数学被逐渐改造为一个理想的、独一无二的文本式对象，典籍化的数学便如中国儒学一般，呈现出保守主义倾向。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布莱尔（Ann Blair）则指出，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复制粘贴，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是学者们应对信息过量的标准“套路”了，他们裁剪印刷品，把需要的部分粘贴成册，书写缩略式笔记；同时为了满足查阅式阅读的需求，出版商早在十六世纪就制作了书末索引，并以此作为卖点。可见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科学文本与规范，其形成本身也是渊源极深的历史过程。

关于行业规则的产生，入选两篇。独立历史学家朗（Pamela O, Long）指出，知识公开是今天的学界常规，其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采矿与冶金业的作者群体。朗提到了两本重要的德文科普著作——比琳古乔的《火法技艺》和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这两本颇具影响的著作都公开批评谴责了行业内对技艺内容的保密做法，如使用假名，借炼金术含糊其辞，行欺诈之举，他们呼吁一种公开的学术讨论和明晰的作者权，将口头的匠艺知识写下来，以促进行业健康繁荣发展。受此影响产生的后续著作，例如《施瓦茨矿山之书》又将重点放在投资矿业的经济效益，知识公开和矿业发展由此进入良性循环。哈佛大学的科学史和物理学者加里森（Peter Galison）则是从康德对集体性的“我们”和个体性的“我”之间的哲学关系入手，讨论了数百人之巨的论文集体署名，并以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的ALEPH团队和欧洲核子研究机构的OPAL团队为例，探讨了署名管理法则的形成过程，并提出现代物理研究团队成员间的异质性丰富了对于作者身份的探讨，即：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团队，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被替代。

科学知识的不纯：政治性、物质性与现代性议程

关于知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入选三篇。赫克特（Gabrielle Hecht）是斯坦福大学核安全专业教授，其文章通过展现法国两个石墨气冷核反应堆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技术本身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佳的路径或具有必然性的内在逻辑。马尔库尔反应堆项目是战后法国官员将决策外包给大公司的工程师之后的产物，工程师期望法国拥有核武器，但马尔库尔最终受制于政治考量，没有用于军用。但该项目对资源和组织的巨大消耗，为工程师限定了议程，它们必须在石墨气冷堆的框架之内实现能源的高效生产，多方诉求汇聚，核能与法国的命运遂逐渐融为一体。赫克特称，造核拥核并不是谁的决定，而是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应堆既是技术产品，也是政治产品。哈伍德（Jonathan Harwood）是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研究南半球“绿色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本书中摘选的是他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墨西哥农业项目的研究。尽管初衷是解决饥馑，惠及小农，消除贫困，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基金会却无放将改良的玉米种子分配到小农手里。这不仅因为墨西哥政府的推广组织不力，也是因为小农抗风险能力差，不愿改变生产方式与内容，也不具备教育背景和信息渠道去发起改变。最终，“绿色革命”在墨西哥加剧了务农人群的贫富差距，这证明了科技在不同经济条件土壤里的嫁接未必总会达成理想的结果，有时甚至会破坏本土的知识和生产体系，仿佛是殖民时代的政治经济效应的延续。罗森博格（Charles E. Rosenberg）写于1992年的《疾病的架构》在当时极大拓展了学界对疾病的认知视角，他指出症状之外的疾病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建构的。例如，对疾病的认知往往需要协商，需要不同世界观和职业训练围绕疾病做出某种裁定，也只有当共识形成之后，这个疾病才会从一项变量，变成社会环境中的一个行动主体，为社会决策的方向提供正当性和理由。这当中牵涉的不仅是医学共同体，同时也包含患者、患者的亲友和其他社会关系的集合、需对工伤（如尘肺病）负责的雇主、提供保险福利的企业或政府机构等等，疾病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被架构出来的。今年世界各国和跨国组织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定名定性，亦是通过社会建构定义疾病的实践，这足以说明罗森博格学说的价值。

关于科学材料的物质性，入选两篇。科勒（Robert Kohler）考察了美国果蝇遗传学家们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是如何发展出共享样本种群以及确立科学成果归属的习惯的。摩尔根小组并非出于慷慨的善意而发布他们的工作信息，而是实际的工作量要求他们必须要与小组外的科学家共享信息。科勒指出，这一学界今日习以为常的实践，是果蝇本身强大的生殖力的结果，是受迫于实验材料的物质性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并非植根于美国文化的特性或者遗传学界的特殊属性。悉尼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的思路与科勒有共通之处，他考察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医学界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弗尔人中“库鲁”病患者的关系，并用人类学理论加以诠释。当地人称以剧烈摇晃为症状的疾病为“库鲁”，为了界定这个疾病，美国科学家盖杜谢克要在当地采集病人的血液和尸体。由于弗尔人有将库鲁病人遗体烹煮食用的习俗，从弗尔人手里用物物交换得来库鲁病人的脑部和遗体，便被安德森类比为医学界的“食人”，盖杜谢克在他的笔记中曾多次提到这种相似性。安德森用人类学家莫斯的礼物理论，类比盖杜谢克游走于土著与学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库鲁病的病原体最终被确认是朊——一种可传播的蛋白质，既没有DNA也没有RNA，其发现者收获诺贝尔奖。安德森意在证明，科学知识内容的流通也存在交易交换的性质，并非科技对传统、现代对传统的一味支配，而盖杜谢克这个位置的科学家则要因为科学材料特殊的物质性，被迫嵌入一套价值体系。也只有当离开这套体系之后，库鲁病人遗体才能超越其物质性，作为“礼物”进入科学界的流通。

最后一个研究方向，是关于现代与前现代的重新审视，入选两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格林（Monica Green）挑战传统女性主义观点，指出男性对女性生殖分娩的介入并非始于现代医学，早在中世纪就有民间男性医师参与其中，并不存在一个女性独自掌握身体权力的所谓“黄金时代”。格林指出，七十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催生了《女巫、接生婆和护士》和《抱怨与不适：疾病的性别政治》两本书，是后世批判男权医疗的扛鼎之作，而它们对材料的选取因成书时间早，粗略而片面。随着资料的积累，格林发现女性作为被记录的医疗从业者的比重一直非常微小，早在中世纪时期医疗就已经出现男权化的现象，并非近两百年特有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前现代的医疗体制下，女性仍然具有相当的掌控自己生育权的能力。十六世纪欧洲已经出现了采用植物生化手段节育的做法，女子们似乎已经掌握通过调经来终止妊娠的办法。她们所借鉴的这类医书的初衷其实是通经助孕，很显然，这些技术被使用者反转了。格林提到了欧洲人口背景下这些避孕、节育措施可能地必要性，主张女性医学史不能孤立存在，它必须置于医学职业史和特定时期人口压力的大背景下探讨才有意义，总体上驳斥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以来对女性身体历史的过度政治化的描述。汉学家和国际技术史学会前主席白馥兰（Francesca Bray）则指出，技术及系统并非只存在于现代和西方，中国居家摆置的经验集合同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技术系统。白馥兰探讨了祖龛在中国建筑中的中心位置，生活的秩序如何围绕它来展开，例如出入时周旋礼让祖龛所展现的孝心。白馥兰指出，将器物、生活空间与习惯、道德与文化三者相融合的建筑空间设置，本身就可以视作一种技术，这种技术不是生产技术，而是生活技术。其社会意义同样重大，因为这样既能够将低级的秩序拉进文明、有教养的领域当中，又能维护精英阶层在地位和学识上的优越性，保持其统治稳固且无处不在。

一种跨学科的未来

《科学史新论》一书用十二篇文章展示了科学史的趋势与价值。从内容上看，科技传播中的微观过程和物料基础成为九十年代以来最主要的研究对象，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史专业兴起，会有越来越多非西方的学者参与讨论，这一方向仍大有纵深可待开发。从方法上看，博采众长是趋势。科学史不能再限于八十年代对于旧时科学文献的解读，而是要从人类学和工艺学等学科中汲取更多灵感。此外，随着对微观过程考察要求的提高，越来越“硬核”科学工程学科专业人员的加入也是趋势的一种。从学术价值上看，科学史的研究覆盖了一般通史不会在意的部分，从更微观地解释变化发生的来源，从更彻底地批判通史编年中预设/默认起点的惯性思维，从更完整地呈现了历史进程中主体的多元性，甚至连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也可以是其中一员。

书中的十二篇文章从各个方面展现了科学史的学术价值。注述数学古籍规范的形成推动了数学学科的经典化和保守化，居家的摆置在私密空间里确立了高度社会性的法则，一种能源方式与国家命运合一起源于官僚的畏缩，科学界保障学术分享透明的约法三章来自于果蝇的繁殖速度……可以说，《科学史新论》向中国学界展现了“琐碎”的巨大力量，这鞭策我们在探寻历史问题深度的同时，不能放弃抽象思维，应当以比实证思维更高阶的学理为桥梁，实现过去与现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通，将中国科学史、技术史的发现以更具有思辨性的方式，推入世界科技史的流转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身在科学史、技术史和科学哲学领域的年轻学者，都有精读此书的义务。每一位领域外的科研工作者也可拿来一观，在跨学科的未来，有谁能保证你就不会成为这个作者共同体中的一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