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第一天文学“外教”——汤若望，一个值得
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全译为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1592年5月1日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世袭贵族家庭。
1613年10月进人宗教与学术研究空气浓厚的罗马学院研读神学及数学、天文学,历时4年之久,1617年晋升为神甫。他与伽利略、邓玉函和罗雅谷等都同为当时久负盛名的罗马灵采研究院院士在罗马学院学习期间,东方特别是中国频频传来的信息、利玛窦等先行者在中国取得的斐然成绩,使他决然向耶稣会总会会长提出了去中国传教的正式请求,很快获得了批准。
1618年4月16日,汤若望跟随金尼阁神甫从里斯本启航,踏上了驶往中国的艰难航程。历尽艰险之后于1619年7月抵达澳门,先随意大利传教士王丰肃学习汉语。这一时期的学习,为他以后赴中国内地传教做了充分必要的准备。
1622年,他与龙华民神甫辗转广东、江西、浙江等地,于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此次进京时间虽然短暂,却亦小有成效。他把从欧洲带来的大量图书中有关天文数理方面的书籍,列出目录进呈给朝廷,而且成功地预测了3次日食。
1626年汤若望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完成了《远镜说》一文的撰写工作,它是根据1616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的塞都利著作改编而成的,全书共分上、下两卷,对伽利略望远镜的制作原理、功能结构和使用方法都做了详细说明,通篇条理清晰,浅显易懂,图文并茂,是中国出版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启蒙著作。该书后被收入《崇祯历书》中。
明朝末年传统天文学开始逐渐走下坡路,当时行用的《大统历》实际上只是元代《授时历》的改名而已。由于年久失修,误差渐大,钦天监所报预测屡屡失验。万历三十八年十ー月王寅朔(1610年12月15日)日食,钦天监预报错误显著;崇祯二年五月预报又错,于是崇祯皇帝接受礼部建议,授权徐光启组织历局,进行改历。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指导方针下,历局启用了一批传教士。先是聘请在学术上颇有造请、卓有成效的邓玉函、龙华民参与改历。但邓玉函到历局任职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于是1630年正当年富力强的汤若望奉诏从陕西调到北京进历局任职,担当起翻译西书的重担。
在徐光启、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及罗雅谷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编纂了拥有一百三十七卷的长篇巨著《崇祯历书》,其中包括欧洲古典天文学理论、天文仪器、天文学计算中所必需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法算)、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以及天文表的编算和使用方法等基本五目,又分日臨、恒星、月离、日月交会、五纬星、五星交会等节次六目。《崇祯历书》的编纂是中国传统天文学吸收融合欧洲古典几何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明朝末年,清兵攻陷锦州,直逼北京,明朝统治摇摇欲坠,在此兵事日急之际,朝廷下谕令汤若望铸造大炮。造炮伊始,汤若望负责设计和组织工作,由大小太监充当工匠,经过反复实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造出了重达千余斤可装重40磅炮弹轻至数百斤的20尊战炮,一举试放成功,获得了明廷朝野的一致赞誉。
崇祯皇帝"派大臣验收,嘉其坚利,诏再铸500门"。
于是汤若望又奉诏制造了500门可由士卒背负或役兵驮运的小型轻便战炮。这些战炮在明军抵御清兵的战事中是否起到了作用,史书无明确记载,但汤若望不仅具体参与指导造炮,而且把这些实际技术总结出来,将它与欧洲火铳的制造方法与火攻军事策略汇集成册却是事实。
1643年由汤若望口授,焦勖笔述合作编著了《火攻挈要》一书,又名《则克录》。该书全面介绍了西方16世纪有关火炮的制造技术与使用方法,对明末中国火器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做了技术总结。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约4万余字,书中附有40幅"火攻挈要诸器图"。
上卷叙述了制造火器的方法,其中包括造、造弹、造铳车、狼机、鸟枪、火箭、喷筒、火罐、地画;中卷讲述了试放新铳、装置各铳及火攻的基本原理;下卷叙述了火攻秘要、铸铳应防的诸种弊端以及守城、海战、炮战的原则。
1644年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动荡的一年,先是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此后不久清军入关,明王朝灭亡。清兵入北京城之初,摄政王多尔衮限令城内居民三日内迁往城外,城内房屋供八旗兵居住。
汤若望则上疏陈述自己难以搬迁的理由:
"曾奉前朝故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帙,付工镌板,尚未完竣,而板片已堆积垒垒,并堂中供像礼器,使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由西洋带来者居多,倘一损坏,修整既非容易,购办又非可随时寄来。特为沥清具摺,恳请皇上恩赐………"
奏章写得言辞恳切,理由充分,清廷立即颂旨允许汤若望等安居天主教堂,内存的天文仪器和已刻的《崇祯历书》书版得以保存,完好无损。
清朝政权建立伊始,急需制历人オ。汤若望适时地进献了新制舆地屏图、浑天仪、地平晷以及望远镜等仪器,又用西洋新法准确地预测了清顺治元年(1644)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而采用回回历和大统历方法预算的数值均不准确。1644年11月清廷颁布了由汤若望制定的顺治二年新历书,多尔衮将其定名为"时宪历",取"宪天又民"之意,历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的字样。
同年12月23日,汤若望被委以钦天监监正的重任,诏曰"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尽管汤若望一再上疏苦辞,终未获批准。
后经教宗裁决,认为让汤若望接受钦天监监正之职将有利于教义在中国的传播,于是汤若望成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饮天监监正的教土，当时汤若望声明只负责钦天监和历书编纂等学术性工作,旧历中有关吉凶福祸的判别等职责则不能为之效劳。
1647年(顺治四年)汤若望被加封太常寺少卿衔。
1651年(顺治八年)顺治皇帝亲政后诰封他为通议大夫。1653年(顺治十年)赐他太常寺卿,赐号"通玄教师",授三品衔。
1657年(顺治十四年)加授通政使司通政使翌年又授光禄大夫,追封其上三代为一品。可以说汤若望当时在朝中是地位显赫,恩宠有加。
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走向它的反面。汤若望在顺治时期备受恩宠,当然会招致一些人的嫉恨,他自任钦天监监正以来也碰了某些人的饭碗,无形中树立了许多敌人。
1657年5月20日原在钦天监任秋官正职的吴明烜首先发难,上硫诬告汤若望所制历书推算错误。8月26日又再劾汤若望舛谬三事,即"遗漏紫炁,颜倒觜参,颠倒罗计"。顺治帝派大臣登观象台测验,结果证明吴明烜实属诬告,本要处以绞刑,后从轻发落。
1659年新安卫生官杨光先又奏《摘谬论》送呈礼部,指责汤若望所制历书中的十大谬误,攻击他"只进二百年历"是要清朝短命。1660年又以《正国体呈》上奏礼部,指出时宪历书封面所题"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
时值1664年,顺治帝已驾崩,康熙皇帝尚且年幼,朝中实权旁落鳌拜等人之手。杨光先等又向礼部进呈《请诛邪教状》,指控汤若望等人造传妖书,潜谋造反,历法荒谬。1664年9月26日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四名传教士及几名中国天主教徒被送上刑部大堂受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闻名的"历案"。
汤若望当时年届73岁,猝患痿痹,口舌结塞,不能自辩,只能由南怀仁代为辩之。尽管南怀仁逐条驳斥了杨光先等所列的不实之词,但对他们的处置早已有定论,1665年4月宣布结案:汤若望被判以凌迟处死,并同时宣布禁教,废除新历,恢复旧历。判决刚一宣布,恰逢北京连日发生强烈地震,屋毁人亡,人们纷纷认为这是上天的示警。
在顺治帝母后孝庄太皇太后的干预下才使汤若望免于一死。身患重疾的汤若望于1666年8月15日病逝。三年以后朝廷内部权力发生了变化,在南怀仁的努力下,汤若望的案情得到了昭雪。
纵观汤若望的一生,献身于他所忠实的宗教事业。在中国40余年,不遗余力地传播教义,但却未达到他所预期的目的。晚年的不幸遭遇则是当时中国政治历史演变的结果,而他在传教之余所从事的科学工作,即将西方天文学、数学、光学以及火器、矿治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中国,尤其是采用西法制历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