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财经 2019-12-01 21:13 的文章

经观社论: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 市场化债转股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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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启动三年有余,成效如何?央行11月25日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给出的评价耐人寻味。一方面报告说“进展顺利”,另一方面央行坦陈“仍面临一些困难”。

从央行披露的信息看,始自2016年10月,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末,市场化债转股投资规模10015亿元。从已落地的项目看,债转股实施机构通过参与转股企业公司治理,在助推企业降杠杆、防风险、促转型上起到了明显效果。

好消息是,转股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下降15个百分点,其中44家企业资产负债率降幅超20个百分点,22家企业资产负债率降幅超3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实现了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目标,企业运营风险大幅降低。

一个债转股项目成功或失败,对转股企业来说,要看它能否彻底走出困境;对转股股东而言,要看能否顺利退出。显然,现在下结论尚早,但可以说真正的大考已至。早在1999年,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撰文称,债转股的实质作用是变更企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并使企业能够接受严厉或者痛苦的重组计划。在这场痛苦却无可回避的变革中,转股股东是不可替代的“关键先生”。

但过往的经验中,这个关键先生常常缺位,要么主动放弃,要么被拒门外。这次会怎样?央行报告给出了积极的信号。去年7月,央行眼见债转股到位资金进展缓慢,以定向降准的方式,将5000亿元的“大礼包”送给了债转股,宣布鼓励17家大中型商业银行使用定向降准资金支持债转股项目。报告称,定向降准后,实施机构参与债转股企业公司治理意识增强。17家商业银行的298个新增投资项目中,185个项目向企业派驻了董事、监事和高管参与企业公司治理,派驻率为62%,较定向降准前38%的派驻率大幅提高。

但央行报告同时说,公司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正是债转股面临的困难之一。这是一个悖论——如果转股企业治理不健全,新晋股东即使派驻董监高,其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也很难保障。因而派驻率之外,我们更关心他们能否有效履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司决策。

市场化债转股推行三年,进展来之不易。我们乐见债转股企业减轻财务负担,增强资本实力。我们更想提醒这些企业和新老股东,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刚开始。重要的是如何真正以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为本,形成合力,完成新陈代谢,凤凰涅槃。

实际上,这影响着债转股的持续推进。此前国务院新闻办吹风会曾披露,截至2019年4月末,债转股签约金额已达2.3万亿元。那些没有落地的1.3万亿,有没有潜在股东因对公司治理不健全的顾虑而却步?股权投资搏的是公司成长收益,如果企业债转股之后不能重焕生机,去杠杆创造的时间窗口很可能被浪费。更糟糕是,企业经营状况再度恶化,杠杆率重新反弹。转股股东不仅无法实现预期回报,还可能深陷其中。就此而言,比转股股东这个“关键先生”更关键的,是保障其依法行权的制度体系。这正是“市场化法治化”尚待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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