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裁员、996福报与关于中国商业伦理的一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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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力 （经济金融网主编）、何俊妮（界面商学院副院长）

这两天，随着新闻报道“网易和被裁员工达成和解”，一度沸沸扬扬备受关注和批评的网易暴力裁员事件似乎也要逐渐平息。不过，在经济寒潮持续的当下，网易的这次暴力裁员风波绝不会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可以预见未来还会出现类似的劳资风波。

在网易裁员事件中，当事人表述自己“因长期熬夜加班，在今年1月底被确诊患有扩张型心肌病”（据文献统计，“扩张型心肌病”1年病死率25%~58%，10年病死率高达70%~92%）。文中还列出了很多绩效数据，表明自己从上海交大毕业为网易竭尽心力服务5年，因为长期工作过劳身患重病，然而结局确实被公司扫地出门，甚至为了能少付补偿金而不惜违反劳动法，并且采取了暴力驱赶的恶劣手段。

如此让人心生寒意甚至恐惧的冷血行径发生在网易这样一家在中国有着相当资深的江湖地位的互联网大厂，不由让人想起了就在今年上半年，同样是出自互联网教父级人物—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所引发的“996福报说”的全民大讨论，准确的说是大批判。其背后所折射的深层企业商业伦理问题如出一辙。

一直以来，“5+2”“白加黑”（按照刘强东的说法，996还是小意思）的创业奋斗本身就是互联网传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一种“赢者通吃”的自信，乃至“打了鸡血”的成功美学，也复活了“人定胜天”的“大跃进”传统。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自媒体泛滥的碎片信息传播，充斥着各种“自律的人有多可怕”、“越努力越幸运”等满满鸡血味道的毒鸡汤，更是洗脑般的将焦虑和亢奋注入了网民的大脑。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言，“人能够抵御军队的入侵，但不能抵御观念的入侵”。

然而，可悲的是，一旦被996透支的身体出现了重大问题，先不说“过劳猝死”这类最为悲剧的情形，只要是影响到正常工作生活状态，特别是像网易裁员事件中的当事人那样，员工们等来的非但没有公司的关怀和补偿，反而是冷血无情的用坏了就丢弃一样的结局。同样，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企业自身发展也愈发不易的环境下，很多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想尽一切办法和手段缩减人力资源成本，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员工都遭遇过或者正在遭遇着各种残酷而不公正的裁员经历。

这种现象的背后，究其根本，和国内企业长期缺乏商业伦理教育和价值观层面的管理密不可分。相当多的企业将商业决策和伦理决策分开，或者可以说忽略了伦理决策，仅仅将企业利润、股东价值与员工个人收入（或职业发展）作为共同的利益目标，并没有考虑到价值和伦理都是企业决策的核心，也忽视了在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之外，健康安全、生活幸福也都是每个人最基本的诉求。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功利的企业价值观。无数曾经和正在发生的事件表明，忽略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总体考虑、保障，而只单方面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或者员工“福报”的利益诉求，必然会为企业长期持续性发展埋下了严重的隐患，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无论是网易、马云，还是华为、富士康，一旦发生了恶行员工健康事件或者劳资纠纷，企业知名度越大，其负面舆论危机就会越重，引发的社会关切和争议越大。除了眼前发生的网易裁员风波、马云996福报言论，还有由于劳动强度过大等，富士康一年发生十余起跳楼事件也是殷鉴不远，同样还有年仅25岁的大疆DJI员工在过劳状态下猝死的噩耗也令人震惊。

据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德勤发布的《2020年健康医疗预测报告》，“过劳”已成大陆职场的新常态，而过度加班又是导致“过劳死”的首要原因。数据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中国大陆的“过劳死”威胁对象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且呈年轻化趋势，广告、媒体、医疗、金融、教育等各个行业都不能幸免，其中IT互联网产业是重灾区。据该报告，目前，大陆主流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高达76%，处于过劳状态的白领接近六成，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不足3%。

事实上，“八小时工作制”本身只是劳动权益保障和法律救济的一般性原则，如果劳资双方同意，在具体执行中已经留有巨大的操作空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处于世界前列，所以，中国商业领袖公开主张在工作时长上的健康保护要比世界标准大幅度降低的996言论，已然令人不寒而栗。而今次的网易裁员事件中所暴露出的企业在员工因996而身患重病之后的种种功利行为更让人深感无助与悲愤。

就伦理而言，与企业不同，员工的利益诉求多元化，收入并不是全部，员工的个人自由、选择和尊重都需要兼顾。而且，按照商业伦理中主流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员工是企业首要的利益相关者，是企业首先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对人的责任包括职业健康、生产安全、反对歧视、就业机会均等多方面的劳动者权益等诸多底限，而不是简单粗暴且未必能够得到保障的“福报”。如果企业以及整个社会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智主义没有清醒认识，毫无原则的忽略这些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会严重影响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努力和进步。

商业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伦理彰显平等、公正、自由等普世价值。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漫长过程中不断失衡和平衡，最终能够在现代文明中能够相得益彰。对此，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有过经典论断：“不能把人仅仅当做手段，而是永远当做目的”——任何一家企业都应该对此深思与警醒。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研究，制度弹性在西方社会发展进步进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弹性，其实也正是说理和讨价还价的空间和机制，这是维护一个社会公正、稳定、和谐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劳动者权益和消费者权益的维护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作为知情权、控制权等相对弱势的一方，个体劳动者和消费者背后是更为广泛的“沉默的大多数”。企业去认真倾听这些声音是否合理、利益诉求是否能够解决，比以说教的方式灌点鸡汤，或者以傲慢、拖延的态度逼迫其接受不合理的解决方案，都会更加积极和富有建设性，也是符合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诉求的做法。

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面对资本和效率推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商业伦理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20世纪60年代，面对各种频发的劳工权益保护、公司治理、商业贿赂、环境污染、安全事故、商业欺诈、虚假广告等问题，欧美发达国家关于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问题的公开讨论以及用户利益至上的消费者运动不断高涨，商业伦理得到显著发展，这种积极的互动到了70年代成为一种良性的社会运动，最终推动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共同进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中心，其目的是拓展人们的基本自由；否则，发展作为最有价值的人类过程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便不复存在。如果丁磊、马云及众多互联网公司高管能够对当下发生在各自身边和企业的各类劳资争议的批评意见有所反思，更多的互联网公司从业者有所觉醒，对员工健康和劳动保护等人的全面发展和新经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是一次难得的“启蒙”机会。

最后，回到我们每个普通的劳动者个体，成人的世界没有童话，没有一家企业是慈善机构，在期待企业用人方能够更加自律的同时，最重要和急迫的是，在日常职场中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提高法律维权意识，做好预案和心理准备，最好认识几个懂法律做律师的朋友。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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