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掉高薪工作支教11年，36岁老师头发已经半白

澎湃新闻记者 李思文 实习生 丁欣婷

毕节市黔西县，位于贵州西北部的大山里，山高路远，县里多个农村教学点在过去的十来年里都处于缺少师资的情况。

2009年，杭州小伙杨明看到了黔西县的支教活动，当时大学毕业的他已经在杭州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两年，薪资高、生活稳定，但没有过多犹豫，他决定辞掉工作到黔西县支教。一年的支教结束后，杨明却迟迟迈不开离开的步伐，一年又一年地留下，如今已经11个年头。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每天4点起床挑水、做饭、上课，晚上批改完作业后再拿着手电筒走上泥泞的山路去一户户家访，脚步遍布大山30多个村落，住过百家床、吃遍百家饭。从学校没有一个孩子考上高中，到学生们大学毕业后返乡支教，十年间，杨明见证了当地乡村教育的一步步跃进，也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和梦想，都洒在了这片大山深处。

杨明指导学生们做作业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辞掉高薪工作，

从支教1年到扎根11年

杨明就读的大学在重庆。读书期间，他每次从杭州去重庆，或是从重庆回杭州，乘坐的火车都要往贵州绕一圈，绕过遵义，绕过贵阳，再绕过黔东南。当时，隔着车窗，他深深着迷于贵州山水的灵秀。

2009年，通过新闻报道，杨明得知有企业在全国招募爱心团队到黔西县和四川支教。当时杨明已经入职杭州一家外贸企业，可以拿到过万的月薪，但这个20多岁的青年看到这条报道后，没有过多地犹豫，就辞掉了工作，从繁华的都市来到了深度贫困地区的黔西县。

“用青砖砌成的老教学楼，破破旧旧的。”这是杨明初到黔西县支教时对瓦厂小学的第一印象。当时作为从外面来的支教老师，杨明已经被特意安排到了条件较好的教学点。除了破旧的教学楼，小学里的一切设施都像是“倒退”了三十年：乒乓球桌是水泥砌成的，边角被磕碰得破破烂烂，中间也没有球网，孩子们就自己用石头堆起来作界线；运动场没有一条像样的跑道，只有两个摇摇欲坠的篮球框；学校里没有电铃，上下课都要靠老师敲钟、用喇叭喊；孩子们则在学校的泥土地上玩弹珠、打沙包、滚铁环……杨明觉得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既心酸，又倍感亲切。

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远比想象中要艰苦。教学点离镇上不近，学校和乡镇之间又没有硬化道路。在来支教时，杨明背来了一个六七十升的登山包。在城市里，他常常用它来装帐篷、睡袋去户外登山，并不常用，但在山里却派上了用场。

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每周杨明都要背着登山包前往镇上采购，下了大巴再走上一段狭窄的碎石子山路，才能到达学校。一次背来几十斤蔬菜，可供供学校里的老师和家远的学生吃上一周。

如今36岁的杨明已经头发半白

除了背菜，这个原先坐办公室、不用干体力活儿的青年，还需要承担学校日常用水的挑水工作。支教期间，恰逢黔西县干旱，一条扁担两个桶，每周杨明都要多次往返地下溶洞去挑水，有时为了保证清晨用水，凌晨4点就要出发，大冬天也不例外。杨明常常挽起裤子往水里一站，冻得“咬牙切齿”。

但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吓退杨明，作为山里长大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没那么娇气，“我也是吃着梅干菜和萝卜干长大的，给我一碗米饭和榨菜，一样能活。”相比于苦，他感受到更多的是甜。“每次我挑水走在山道上，孩子们就追在后面一叠声地喊‘老师老师，我来帮你’，虽然最后抢来抢去，水桶里的水都洒出来了，但孩子们的心是真诚的。”

支教期间，杨明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山里的孩子底子差、读书意识浅薄，短短一年时间能带给孩子们的知识和改变是十分有限的。慢慢地，一颗“留下”的种子慢慢在他心里扎了根。

一年时光很快过去了，支教结束后，和杨明一起来的队员们纷纷返回了都市，杨明所带的六年级学生也即将升入初中。但面对孩子们眼泪汪汪的挽留，再看看窗外连绵的大山，他明白学习是这些孩子唯一的出路，而自己虽然势单力薄，却也能挑起一份担子。就像当初辞职支教一样，没有过多地犹豫，杨明就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决定，参加当地特岗教师计划，留下教书。

和学生共同学习，

“送飞”了他们留下了自己

决定成为特岗教师后，杨明原本有机会选择一所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学进行任教，但他得知在比瓦厂小学更偏远的山坳里，还有一所小学因地处偏远缺少教师，他立刻申请调往这个农村教学点——黔西县观音洞镇景山小学。

景山小学距离县城有40多公里，位于一座大山的山顶上。学校不通公路，距离最近的主干道都需要步行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杨明背着他的登山包，和在瓦厂小学时一样，每周步行、坐车、再步行前往镇里采购蔬果，只是比以前要走得路更远，爬上爬下更为艰苦。

每天凌晨4点，杨明就开始外出挑水、做饭、上课、备课。在课间，他把孩子们聚到一起，用电脑和手机带他们认识山外面的世界。刚到景山小学第一年，杨明就了解到，这里的孩子因地处偏远、家庭贫困，对学习态度消极，第一届毕业的学生，没有一个考上高中的，而很多上了初中的学生，也大多中途辍学回家务农。

“你和他们讲大道理，是听不进去的。”思来想去，杨明决定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老师和学生一起进行比试，孩子们学好小学的知识，他则在大学毕业三年后重拾学业，备考研究生。

和学生们定下比试约定后，每天早上，学生们都会早早来到学校，但却只在教室里外嬉戏打闹，杨明也带着资料和书早早来到教室，但他并不强迫学生学习，而是以身作则地静静在教室看书，渐渐地，孩子们也静了下来，教室里的读书声从无到有，越来越响。

约定考研并不是单纯为了激励学生们，杨明也希望在枯燥的大山生活里，自己也能保持学习、持续进步。晚上，杨明屋子里的灯亮得更晚，他要在批改完作业、备完课后，才拿出自己的书来学习。住在学校里的农户看见了，问他：“杨老师怎么这么晚还不休息，不累吗？”杨明只是笑笑。

2012年，杨明顺利考上了公费研究生，但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内心却充满了纠结。“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块钱，公费研究生的补贴也是2000元，同事们都劝我去读书，但我又舍不得这些孩子。”

他没有告诉学生们这个消息，但不知道学生们从哪里得知了杨明即将离开，在过六一儿童节时，学生们起哄让杨老师唱歌，杨明唱了一首《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年龄稍大的孩子们都留了眼泪，看得杨明心里很难受。

一首歌结束后，学生们哭着说要送给杨明一份“比金子还贵重的礼物”，他们抄写了一遍《朋友》的歌词，却把歌词内容做了一点点改动“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一起有，一句话，一辈子，不要走，留下来……”看到这些稚嫩的文字，这个感性的男人红了眼眶，“我当时就知道，走不了了，在哪里不能学习？这些孩子们的眼泪，比什么都重。”

放弃公费研究生名额，让身边很多人不理解。在后续支教期间，身边人也常常给他“出主意”，毕业于“对外汉语”专业的杨明精通英语，有同事建议他去乡镇上教初、高中英语，“不用蹲在山里”。杨明也曾经被短期借调到乡镇上教书，但他一离开，景山小学学生就会“闹脾气”，“他们说借了是要还的，我们去让校长把你要回来，要不然就不来上学了。”让杨明意外的是，真的有孩子因为他被借调走而不愿意上学，杨明赶紧回到山里，大晚上的去家里找学生，“我说明天去上学，他说没有杨老师不去，我说我们明天一起到学校，这个学生才答应。他的成绩在班里并不好，但一直坚持读了下来。”

从决定去黔西支教一年，到现在扎根山区十一载，杨明知道，他走不了了，“再回杭州，是不可能的了。”

上千公里家访路，“人走茶不凉”

黔西县地处偏远，不仅学生们对学习兴致不大，家长们对教育也不太重视，常常有学生放弃学业外出打工。为了了解学生家庭情况、改变家长观念，在支教的第一年，杨明就做出了一个当地教师都少有的行为——家访。

杨明家访时指导学生做作业

县内多山，学生的家散乱在大山的各个角落，家访只能靠爬上爬下地步行。他还记得有一次前往一个比较偏远的学生家，家长见到老师十分激动，说：“我们这个地方偏咯，杨老师是第一个来我们家的人。”

在班上杨明也常常会观察学生，有一次留意到班上新转来的一个学生，每次上学放学都会拿着一根木棍，无论晴雨天都穿着一双雨靴，这让他感到很奇怪。放学后，他决定跟着学生去家访，走过一路才知道，这个学生家十分偏远，爬过一座山再走过山沟沟，将近2个小时才能到达。途中常常会遇到土狗，学生害怕，于是带着木棍，既可以打狗，又能充作登山杖。

到了学生家，杨明看见孩子父亲正在缝衣服，这是一个单亲家庭，为了照顾孩子，父亲没有外出务工，而是守着家里并不肥沃的土地，再加上打零工。这个朴实敦厚的山里男人让杨明对孩子严加管教，言语简单直接，却更让杨明感受到真诚。此后杨明开始负责这个孩子的半路接送工作，看到孩子学习用品用完了，也自掏腰包补上。

走访过家庭越多，杨明越发明白，知识已经不仅仅是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这些孩子还承担着整个家庭脱离代际贫困、飞出大山的使命。

前不久的一次家访，还让杨明多了一个“干儿子”。在家访时，孩子爷爷正在给孩子过生日。原来，孩子父亲早已去世，给孩子找个干爹也是这边的习俗。听到孩子爷爷的讲述，杨明只说：“我愿意给孩子做这个干爹。”爷爷连连点头，在爷爷示意下，孩子叫了杨明一声“爸爸”，这一声，是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的亲热。

杨明带干儿子去买新衣服，还带他去看电影和吃肯德基，给孩子补过生日。电影院里，孩子看着巨大的荧幕惊叹：“哇，好大的电视！”杨明听着，忍不住笑了。在学校里，孩子叫杨明“老师”，出了学校，孩子亲热地喊杨明“爸爸”。杨明买了一双鞋子给孩子，自己也买了一双同款不同色的。

家访让杨明对班里孩子的情况了如指掌，有时为了不让孩子放弃学业，他一遍又一遍的往返学生家给家长做工作；有时知道哪个孩子家庭条件困难，学习用品快用完了，杨明就会自掏腰包买好，默默给孩子补上；得知一些家长干活很晚才能回家，杨明便负担起照顾孩子的工作，晚上辅导完作业再一一送走……

11年来，打着手电筒走上几公里泥泞的山路去家访，已经成了杨明的工作日常，黔西县的大山深处，也遍布着他的脚印。在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中》，直线一公里的“异地恋”给杨明留下了深刻印象，杨明也用这一电影情节调侃自己走路去家访的经历。直线一公里的距离，他要走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往往出发时天还亮着，达到时天已经黑了。热心的学生家长总是邀杨明住下，如果时间太晚，杨明也不推拒。走过上千公里家访路，也让杨明住过百家床、吃遍百家饭，“如果用地图在黔西地图上标注我住过的地方，可以画出一幅夏夜星空图。”

杨明还记着在瓦厂小学和景山小学时的背菜趣事。农户们让杨明别去背菜：“这里别的没有，怎么能没菜？”让杨明直接去自己家里拿就行，学生家长也让学生上学时拿点菜去学校。忆起这些家长们的关心，杨明心里一阵阵暖意。

今年中元节，已经到锦绣小学执教的杨明还接到原先许多学生家长的电话，他们邀请杨明来家中过节。在杨明的概念里，中元节是一个自家人过自家节的节日，然而，家长们却如此热情地邀请他，让他惊讶之余又十分感动。当晚杨明发了一条朋友圈：“如果问我姓什么，我答我复姓百家，人走茶不凉，实属人生一大幸事！”

每逢九月开学，杨明还总会接到家长们的电话，家长们在电话里告诉杨明自家孩子要升学的消息，杨明听着也十分高兴。更有教过的学生主动找来联系方式联系杨明，大学毕业的他希望向老师杨明一样，考特岗教师回到大山里做一名山村教师。十年里，这座大山从一个考上高中的学生都没有，到越来越多的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