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马来西亚：在危机中重构公民意识
4月2日，马来西亚吉隆坡，摩托车骑手戴着口罩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双塔前驶过 图 / 新华社
多元文化、种族、宗教和谐共生，素来是马来西亚的一张国际名片。然而在疫情恐慌与政局动荡的双重夹击下，因信仰、价值观、文化背景不一而产生的种种褶皱，不仅无法熨平，反被愈加放大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9期
文 | 特约撰稿 丁正如意 发自北京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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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管制令”实行的三天前（3月15日），林家豪所在的博物馆已经暂停对公众开放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这家首个全面展示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博物馆，遭遇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滑铁卢。
“自2018年正式开放以来，博物馆的访问人次一直不断上升，”林家豪一边整理库房，一边感叹道，“今年1月也还不错，但3月开始确诊病例逐步增多，大家基本都不来了。”
就在这一天，马来西亚新增190例确诊病例，刷新了单日确诊数最高峰。翌日又再新增125例病例，确诊总数破了500大关。由此，马来西亚成为疫情最严重的东南亚国家。
3月16日，卫生部长阿汉峇峇在记者会上表示：马来西亚已经进入了“后期遏制”（Late Containment）阶段。当被问及“是否会实施封城计划”，他却卖起了关子：总理将会在今晚9时做出重要宣布。同天下午，总理慕尤丁在主持经济行动理事会议后，也在记者会上透露，今晚9时会公布“重大决定”。
当天下午，“封城”的小道消息漫天飞舞，“抢购潮”视频传遍社交网络。整个国度人心惶惶，空气中弥漫着焦灼而不知所措的气氛。
晚上9点，林家豪和千千万万马来西亚人一样，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总理慕尤丁的“重大宣布”。总理迟迟没有出现，全家人一边刷着手机一边等待，成了许多马来西亚人难得的体验。高中教师黄诗敏就表示：“这是第一次，全家人一起坐在客厅内看新闻直播。”
到了10 点，总理慕尤丁出现在荧屏上，宣布从3月18日至31日，全国实施“行动管制令”，禁止马来西亚公民出国，也限制所有外国游客入境。
消息一出，不少人还没来得及弄清楚“行动管制令”具体有哪些举措——超级市场、巴刹（集市）、杂货店并不会关闭，就蜂拥进超市抢购。3月17日凌晨，各地超市已被抢购一空，24小时营业的NSK也人潮汹涌。“人挤人，货架上都空了，大部分人都没戴口罩。”移居马来西亚多年的Elisa至今心有余悸。
在距离吉隆坡350公里的新山，刚看完电视的陈小姐，不断在群组里和同事确认“这个政策到底有没有包括每天往返新加坡的大马人”。第二天，她难得睡了个懒觉，得到公司确认后，便收拾行李，坐上大巴，启程前往新加坡。
据统计，像陈小姐这样每天通过新柔长堤和第二通道去新加坡上班的马来西亚人，至少有30万。于是，3月17日晚上，距离禁令实施还有几个小时，新柔长堤往新加坡方向出现了“世纪塞车”。由于实在太过拥堵，甚至有巴士直接停在新山关卡，不肯继续往前，乘客只好下车，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大汗淋漓地步行至新加坡关卡。
“不过来的话，怕直接丢了工作，”晚上9点多，刚刚抵达临时宿舍的陈小姐告诉我，“朋友现在还塞在长提呢。”
车辆大排长龙的，还有贯穿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的南北大道。不少人将管制令当作放假，“回乡潮”再度上演。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吴恒灿指出：“有些人原本越州跨省需要警方批准才能通行，各区警察局涌现申请批文的人潮太多，最后也宣布取消。让更多人方便回乡下，相当于没有行动管制。”
即便没有移动坐标，也不乏无视管制令，照样出门兜风、喝茶吹水、聚集礼拜者。于是，站在最前线的医疗人员纷纷提出“I Stay At Work For You，You stay At Home For Us”，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大家不要外出。警方也在大街上持续巡逻，劝导民众赶紧回家。
3月25日，马来西亚总理慕尤丁宣布，“行动管制令”将延长到4月14日，并且正以一种军警合作的方式，更为严格地全面实行。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指出，截止到4月2日，已有4198人因违反行管令被逮捕，其中1448人已被提控上庭，一些人更被判决长达8个月的监禁。
3月17日凌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家超市，盛放大米的货架被基本搬空 图 / 新华社
2
时光倒回至1月。
这是马来西亚留学生杨艾昕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冬天。1月上旬的武汉街头，还是如往常般热闹，但武汉大学的老师，尤其是国际教育学院的辅导员，已经在不断提醒学生佩戴口罩、减少外出。“我和同学都是戴着口罩参加期末考试的。”
1月13日，杨艾昕回到吉隆坡。过了几天，疫情在中国逐渐严重，却没有在马来西亚引起波澜，“只有从中国回来的留学生才比较关注疫情。”
随着武汉宣布封城、马来西亚出现首例确诊病例，社会开始流露出恐慌情绪，口罩和消毒液一扫而空，中餐馆的生意一落千丈。“武汉封城那天，我的手机被无数短信轰炸，几乎所有亲朋好友都来询问我武汉的状况、我的健康，甚至指责我的不负责……毕竟我刚从武汉回国。”刚结束“云赏樱”的杨艾昕回忆道。
就在杨艾昕一边自我隔离、一边向同学了解中国情况的同时，马来西亚政府也逐步采取了措施——先是限制中国部分城市公民入境，后又宣布将禁止所有从中国港口出发或停靠过的游轮靠岸。
除了入境措施，政府对内却一直不见积极的防疫措施，各种大型活动如期举行，穆斯林聚在清真寺礼拜祷告，华人于春节期间拜年串门。在马来西亚精英大学就读的研究生陈垚卉就认为：“一开始马来西亚人对病毒的状况不是特别了解，尤其是第一次有22个病人快清零的时候，大家很松散，都正常去做祷告。”
“虽然线上线下抢口罩的人很多，但是人群聚集的地方还是很少人戴，”从北京大学回到家乡吉打的李尉瑗观察到了马来西亚这一特殊的现象，“当地防疫建议中提到戴口罩确实比较少，比较常听到的是洗手消毒。大家其实也担心口罩不够，非必要情况不会随便浪费。”
更多马来西亚人，本因天气而感到乐观，也因天气不习惯戴口罩。槟城伍连德医生学会的财政理事梁超明表示：“由于马来西亚气候常年高温潮湿，户外戴口罩会感到很不舒适。随着东南亚和夏天的澳洲也出现社区感染的现象，才开始人人紧张。”
然而到了2月中旬，政坛内斗地震超越疫情，成了马来西亚最大的新闻。“安华逼宫”、“马哈蒂尔辞去总理”、“希望联盟瓦解”……无论政客商界还是平民百姓，都将视线从疫情转移到政局，时刻关注着国家将会带领自己走向何方。这也意味着，在疫情的关键时刻，马来西亚政府浪费了将近三周的宝贵时间。
就在2月末政府停摆期间，吉隆坡大城堡社区的占美清真寺举办了“2020年马来西亚传教士集会”，参与人数多达1.6万，其中1.45万人是马来西亚人。这也成为马来西亚疫情的暴发点。在暴增的新病例中，过半与这万人集会有关。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参加集会的外劳与难民，没有身份地址，卫生部只能一边苦苦追查，一边恳求集会者主动去医疗机构接受检测。
作为一个自英国殖民统治起就实行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的国度，马来西亚各州享有自治权，能在联邦最高宪法之下，制定自己的宪法“各自为政”。与此同时，宗教是马来西亚政治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设有专门的伊斯兰法庭，以及专管宗教事务的部长。因此，在“行动管制令”宣布之前，各州宗教领袖对是否持续集会和祷告，存在相当不同的看法与举措。
地方与中央，世俗与宗教，想要统一步调，本就不易，又因被指控为“后门政府”在前，尚未取得民众信任的新政府难免谨小慎微以至行动迟疑，而在野党又势力犹存……以上种种，令防疫工作难上加难，也让谣言有机可乘。3月以来，警方开始调查多起散播谣言案件，却难以遏制民众内心的彷徨不安。
“认识的卫生部官员说了，刚换政府，现在一切消息仅能通过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一位朋友略带苦涩地说道，“没办法，这段时间假新闻太多。”
在东方村登上空中缆车，兰卡威泛着水墨画般的诗意 图 / 丁正如意
3
2020年，本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和“中马文化旅游年”。马来西亚政府原计划吸引3000万国际游客，其中包括400万中国游客。谁承想，在管制令实行以前，马来西亚旅游业已是一片哀嚎。
有百年历史的茨厂街，如今只剩下一排排红灯笼兀自摇曳。随着近年来劳工不断涌入，“唐人街”成了“外劳街”，却依旧无法阻止美食家的脚步，本地人的怀念。何况，茨厂街不仅是一条街，更是一个包括关帝庙、福音堂、陈氏书院、中央艺术坊、中华大会堂、默迪卡体育馆、马哈马里安曼兴都庙等富于三大种族文化特色的街区。尤其是近年来，受益于“捍卫苏丹街”及“茨厂街社区艺术计划”等社会活动，不少由老建筑改建而成的文化空间、精品咖啡馆、生活概念店也纷纷进驻戏院街、苏丹街，共同孕育吉隆坡的城市新记忆。
而眼下，据知情人士透露，不少店铺的桌椅已叠到一起，呈现前所未见的冷清。根据行动管制令，餐馆可照常营业，但只允许打包及外送餐点。这对于注重提供氛围与服务的精品咖啡馆而言，可谓冲击极大。
店家们没有坐以待毙，纷纷展开自救：提供外送，推出优惠券、新菜单……营业额却仍不理想。“原先大家来咖啡馆，就是喜欢我们的氛围。现在主要做外送，毕竟没什么人会特意出门过来打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店主感慨道，“还有租金压力，不知道怎么办，只希望疫情不要继续恶化。”
咖啡如此，茶也未能幸免。作为马来西亚知名的文化空间，紫藤不仅在全马有26家茶艺中心及多家“茶原”餐厅，更是文艺运动的温床，与马来西亚各种知名的文化团体和轰动一时的文化活动紧密相连。三十多年来，与马来西亚共同经历了几回经济低潮与政治海啸的紫藤，如今面对“升级遇阻，员工受苦”、“外送业务不尽理想”等难题，只能不断拓展线上业务来“争取存活空间”。为此，紫藤文化企业董事长林福南大呼：“疫情严竣，商不聊生！”
紫藤最初的诞生地，就在戏院街。如今路边收费高昂的停车场，曾是热闹熙攘的中华戏院——孙中山将之作为临时革命基地，在此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而转角处其貌不扬的恩记唱片行，则是1972年邓丽君歌迷会的举办地。转至苏丹街，人镜慈善白话剧社曾聚集了一代又一代南洋新青年；原先也在此处的商务书局已经搬家，与上海书局合并，成为“商务上海联合书店”，吉隆坡市内的中文书店没有消亡；而建筑物内最后的经营者邝福荣洋服店，曾为毛泽东做过西装。
再往前，就到了全球唯一以孔子命名的百年老校——马来西亚尊孔独立中学。独立中学是坚持传承华文教育的产物。在马来西亚，念独中不仅需要花钱，念大学还有所限制，但依旧有许多家长选择让孩子来念独中，接受正统的华文教育。比起公立学校松散的教育模式，独中各方面的管理都非常严谨。“我们念完独中可以直接上大一，反倒是国中毕业的还达不到上大学的水平，毕业可能还要多读一年预科。”曾参与过陈嘉庚杯、澳洲数学比赛的学生廖行健表示。
管制令期间，马来西亚尚未在中学全面推行网课时，独中大多已先行采用网络教学，让学生持续学习。“面对高中统考的高三生，非常担忧课上不完、学不好，应付不了考试。也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格外积极努力，更用心学好每一堂网课。”中华独立中学高中簿记教师黄诗敏老师说道。
而尊孔独立中学的吴明槟校长，也坦言网络教学带来的挑战：“学生是喜欢网上教学的，也更容易接受。至于教学效果还有待提升，因为大部分老师没有接受过专业线上教学培训，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师，很难掌握通讯教学软体（件）。”
在循人中学念高一的林悦康表示：“我喜欢上网课，没有束缚，还可以自由调配时间。”也有不少学生认为：“想回到校园里跟同学们一起上课，看到老师教课的表情觉得比较生动。”
3月19日，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名行人从关闭的商铺旁走过 图 / 新华社
4
由于疫情，伍连德的名字在中国又被不断提及。无论是从社交媒体，还是通过文学作品《白雪乌鸦》，即使平日对历史再没有兴趣的人，聊起这位“鼠疫斗士”也头头是道，还不忘强调一句：“伍氏口罩！”
然而，在伍连德的家乡，戴口罩的人不多，晓得伍连德的人更少，甚至连槟城研究院内的伍连德大铜像，也是由哈尔滨医科大学于2014年赠送给槟城人民的。对此，槟城伍连德医生学会财政理事梁超明一语道破：“槟城和怡保都有伍连徳路。只可惜马来西亚学校内的历史课程，还没有介绍伍连徳本人。”
槟城张弼士故居蓝屋 图 / 丁正如意
百年后的今天，即使无法避免旅游开发，槟城依旧符合国人对于“南洋”的所有想象。她笃定而从容地将传说娓娓道来，任其流淌在蜿蜒的小巷、斑驳的墙面，以及那些排队和壁画合影的游客身上。
大街（China Street）尽头，观音亭旁的一处店屋，是伍连德的出生地，也是早期华人尤其是广东籍商人的聚集地。伍连德的父亲伍祺学，一位金铺店主，常常带着年幼的他前往邻近的大伯公街（King Street），拜见伍氏家庙和台山宁阳会馆的乡亲族老。
出生、成长于此，仿佛本身就是一种隐喻。作为槟城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大街的一头对望移民社会最高权力的庙宇，另一头则通往过去的大海、如今的码头。
伍连德正是出生于一个传统的旧式大家庭，离家求学、工作，在海外贡献了他最光辉的大半人生。1937年，在上海主持防疫工作的伍连德被日军炸毁了寓所，才无奈地回到马来西亚怡保开业行医，并于1960年在槟城逝世。
1950年伍连德在怡保诊所 图 / 槟城伍连德医生学会提供
观音亭所在的椰脚街（Jalan Masjid Kapitan Keling）不过区区500米，却齐聚华人庙宇观音亭、圣乔治教堂、马哈马里安印度庙、甲必丹吉宁回教堂、马来亚齐回教堂，和谐非常。多元文化也成了伍连德一生的底色。
沿着椰脚街向东而行，海水的味道渐次取代香火，传统的骑楼逐步转换成新古典建筑。圣乔治教堂向左，便是槟州博物馆，槟城大英义学的原址。1886年至1896年，伍连德在这里接受了全英文的精英教育，并从14岁起每年都获“英女皇奖学金”，因而有机会前往英国继续深造。
成为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华裔医学博士之后，伍连德回到槟城，在牛干冬街（Chulia Street）273号挂牌行医。除了治病救人，他还是当地社会改革运动的活跃人物——不仅创立戒烟社（爱情巷72号）来大力推动反鸦片运动，还主张剪除男子发辫，提倡女子教育，普及体育，创设文学会，领导海峡华人公会以捍卫华人权益……
也正因此，伍连德得罪了英国政府与鸦片商人，遭到陷害。不时体味到的种族偏见以及心中一直深藏着“中华情结”，或许能解释他为何之后愿意赴中国发展，也或许能令人理解——1935年，作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出生于海峡殖民地的伍连德，为何在“国家”一栏中填写“CHINA”。
“伍连徳在东北的抗疫工作也非一帆风顺，面对重重的官僚阻扰和欧日医疗专家的不合作，他的不屈不饶、破斧沉舟的精神推动了最后的抗疫胜利。伍博士百年前就以非常科学化的态度，探讨病源真相，实行戴口罩、隔离感染社区、焚烧患病者尸体等行动，救护了成千上万的性命。希望这种实事求是的保卫公众卫生精神能够在各地扎根。”梁超明说道。
怡保 图 / 丁正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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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种族、宗教和谐共生，素来是马来西亚的一张国际名片。然而在疫情恐慌与政局动荡的双重夹击下，因信仰、价值观、文化背景不一而产生的种种褶皱，不仅无法熨平，反被愈加放大。
身处一个“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疫情映射出政府治理、医疗系统、应急机制的同时，也是对公民意识进行的一次考验。不少马来西亚人除了抨击政府，亦开始反思：“宣布管制令后，还频频出现无视管制令或者蓄意隐瞒病情等事例。这种缺乏公民意识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比病毒本身更让人防不胜防。”
当看到马来西亚医护人员因缺乏防护用品，用垃圾袋和保鲜膜自制防护衣时，吴恒灿呼吁道：“除了感恩，彼此之间千万不要散播猜忌、仇恨及政见指责的信息，我们现在放下一切成见，策群合力，只对准一个敌人：冠状病毒。”
买不到口罩家人自制口罩 图 / 杨艾昕
社会各界也纷纷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活跃于各种中马社团组织的陈垚卉，就和马来西亚朋友一起在微信上发起了募捐。“由于收款账户是个人，还被举报是骗子，他的微信也被封号了，不过最后都解释清楚了，口罩、手套、防护服、护目镜等物资也顺利送到了双溪毛糯医院、吉隆坡中央医院、吉隆坡和总理署卫生局。”
“我觉得社会协作是一个好现象，”李尉瑗说道，“我们北大马来西亚校友会也在紧急组织获取医疗资源，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热心人士的帮助。”
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写道：“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及决定因子。”
病毒在历史长河中从未被消灭，反而不断倒逼人类文明接受升级挑战。在此过程中，只有重构病毒与人、人与自然，乃至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令其达到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个体性的疾病与群体性的瘟疫，才会与人类郑重告别。
这也为当今大马的种种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启示——全社会齐心防疫的同时，各种族是否也能以此重构起全民共同价值观，一种对于“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
电影《黑眼圈》是导演蔡明亮回到马来西亚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这部指涉“安华事件”、描述吉隆坡一群不同种族边缘人相濡以沫的电影，有个极具人文关怀的英文名字：I Don't Want to Sleep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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