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未来十年，数字经济影响中国

阔别6年后，彭文生重返中金公司。

今年6月，彭文生以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了中金宏观策略会，并在会上分享了他对于中国经济复苏、政策调整方向的研究观点。

“在以往的经济周期中，传统、典型的经济复苏一般由需求驱动，到了经济复苏环节也是由需求驱动，价格驱动结合政策支持，体现为需求复苏快于供给，供给和需求缺口缩小，但这一次有所不同，”彭文生提出，进入“后疫情时期”，中国此轮经济复苏逆向进行，是供给快于需求的“另类复苏”。

围绕此轮经济复苏与一般经济周期的差别、双循环与汇率等一系列问题，彭文生持续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观点。

今年，彭文生还统筹团队完成了《数字经济：下个十年》的研究课题，形成总计六章的报告，对数字经济进行了深入剖析。

不同以往的“另类复苏”

受疫情冲击，全球资本市场经历波动。处于“后疫情时代”，中国国内也面临短期深化复工复产，中长期调整政策与战略应对外围环境变化的压力和挑战。

6月下旬，彭文生回归中金公司，首度公开出席宏观策略会，发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预判观点。

“在疫情不出现大面积反弹的基准假设下，下半年全球经济渐进复苏，中国将快于欧美。”他表示。

彭文生认为，下半年复苏有望呈大V形走势，不过，此轮复苏为供给快于需求的“另类复苏”，供大于求的态势将贯穿此次经济复苏过程。

他同时表示，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呈现三大特征：储蓄过剩、非政府部门杠杆上升、数字经济发展。

对于中国政策对“另类复苏”的应对，彭文生给出两点建议：一要货币放松，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并趋向经济供求平衡要求的自然利率；二要财政扩张直接增加需求，其效果是提升自然利率。

汇率影响双循环格局持续性

双循环与汇率问题，也是彭文生今年研究的重点。

今年，中国明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彭文生认为，决定这样双循环格局能否持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汇率。

“汇率变化既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结果，也反过来影响内外资源的配置。”他表示。

彭文生提出，汇率升值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宏观经济，一是贸易渠道，二是金融渠道。综合来看，因为汇率在贸易渠道的副作用有限，在金融渠道有利于房地产并促进信用扩张，在疫情没有得到根本有效控制或者消退之前，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有限，甚至可能是有利的。

“但疫情消退后，其他国家的生产恢复正常，高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就会体现出来，房地产的进一步扩张和相关债务也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说，现在的汇率升值不利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不利。”他表示。

深入研究数字经济

2019年年底，彭文生发表了题为《下个十年：数字经济》的文章，他提出，展望未来10年，人口老龄化和金融周期下半场调整将带来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也必将影响经济结构，这两种力量已经发生。

“关键问题是，什么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发展的具有系统重要性，而大家的理解和认识还很不够的新增因素，我认为是数字经济。”彭文生表示。

在他的牵头带领下，中金研究团队完成了数字经济研究课题，并于今年9月发布了《数字经济，下个十年》研究报告，从宏观经济、行业及投资等维度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彭文生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劳动力和资本之后，新增的第三个生产要素，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强是其显著特征。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处于两头弱、中间强的状态：半导体、信息通信技术和智能硬件构成的核心层，以及数字赋能层较弱，而平台经济的应用层较强。

“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并将更多地给现有的公司估值方法及传统的会计指标解读带来一定的挑战，并将越来越具有颠覆性。”他在报告中指出。

与产业数字化相伴而生的，是下一代巨型平台企业。巨无霸的数字经济企业可以凭借大数据资源垄断构筑起自我强化的进入壁垒，潜在竞争者难以短时间突破。

彭文生表示，平台企业巨型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中国的数字经济更多的是机器赋能人，体现明显的劳动力互补型特征，如外卖、快递送货员、专车司机等职业的兴起，在分配上对劳动者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