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抗疫，是解药还是毒药？
生存还是隐私？这是一个问题。
文/华商韬略 Nino Z.
【华商韬略·洛杉矶报道】
美国的疫情，至今没有减缓的迹象。
抗疫之战加速升级，美联邦政府不得不向各行各业寻求助力，硅谷科技巨头更首当其冲。
但不论是先进的科技还是宝贵的数据，这些措施在让白宫看到一丝希望的同时，又引发了巨大的隐私争议。
【紧锣密鼓的信息合作】
3月11日，美国白宫。
总统办公桌的案头，摆放着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突破1000例关口的简报。人们注意到，对疫情向来“乐观”的特朗普，从这天起悄然改口。除了号召病人“在家待着”，还颁布了一项对欧洲公民前往美国旅行的禁令。
但在“欧洲”后面，特朗普匪夷所思加上了一个括弧——（英国除外）。
这使得禁令的作用变得相当有限，不过，美国政府好歹开始重视新冠疫情了。
毕竟，美国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首席技术官、总统副助理迈克尔·克拉西奥斯（Michael Kratsios），脑子不糊涂。
从3月11日开始，他接连召集谷歌、微软、苹果、脸书等硅谷巨头，共商抗疫大计。从消除新冠病毒谣言、缓解民众恐慌情绪，到支持远程办公、远程医疗，乃至调动16台超级计算机，加快对疾病传播预测和药物建模的工作速率……
这让美国抗疫，多少展现出科技大国的风范。
硅谷巨头们开始纷纷行动：
脸书禁止发布可“治愈”病毒的广告，并给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免费的广告位；
谷歌、苹果，则将应用商店中非官方和政府健康机构发布的相关应用全部下架；
谷歌在新冠病毒搜索页面将预警信息置顶，与美国政府合作建立的疾病预防与教育网站，也在3月21日上线。
……
但“311”会议的真实目的，很快浮出水面，并演变成一场“罗生门”。
据政治意见网站Politico消息，联邦政府对科技巨头们隐秘的要求是：分享数据，以帮助政府追踪病毒，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比如，通过分析手机定位数据，就能确定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方法是否有效。
这个消息，立刻遭到白宫的否认。
但谷歌一位发言人则回应称，公司正“探索有助于对抗COVID-19的汇总匿名位置信息的方式，该项目将遵循严格的隐私协议，并且不会涉及共享任何有关个人位置、行动或联系方式的数据”。
这反而证明了传言确有其事。
实际上，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已经推出了“500城市”项目。它通过追踪美国500多个大城市的地理位置信息，以确定人们是否遵守居家隔离的规定。
▲4月4日，纽约市民在中央公园跑步骑行
比如，研究人员发现大量人群聚集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里，随即把情况通报给了地方当局。
苹果的声明则义正辞严：公司参加了白宫新冠病毒工作会议不假，但重点在远程医疗、远程学习提供支持领域。苹果甚至保证，绝不会跟踪并暴露用户的隐私信息。
但美国政府没有轻言放弃，一直试图说服相关企业。
《华盛顿邮报》就爆料称，“311”会议前一天，美国政府已经在跟电信巨头谈判，以获取对匿名手机汇总数据的访问权限。
除了谷歌、脸书、苹果等企业巨头，白宫试图说服合作利用位置数据的公司，多达60家。
白宫科技办某官员的说法则恰恰相反：政府是“受到了美国科技公司的游说”，他们希望能利用匿名大数据，为新冠病毒建模提供关键信息，以便追踪新冠病毒传播的踪迹和模式。
首席技术官克拉西奥斯则言辞恳切：美国科技公司的快速行动，对防治新冠病毒的进程已是至关重要。
但是，人们的隐私怎么办？
【由来已久的分歧与博弈】
在中国，隐私泄露不是难以容忍的问题；但在美国，对隐私的重视深入骨髓，产生的争议也由来已久。
美国《宪法》第一、第四修正案中，通过保护言论、宗教信仰自由，禁止不合理搜查、扣押的方式，构建起保护隐私权的法理壁垒。
1974年出台的《隐私法》，则是美国个人信息保护最重要的联邦法律，并对政府搜集、存储、处理个人信息做了详细规定。
此后，美国细分领域的隐私措施，更是不厌其烦。从《电子通讯隐私法》、《金融隐私权法案》、《有线通讯隐私权法案》、《电视隐私保护法案》等国家、联邦立法，到“在线隐私联盟”、“个人隐私选择平台”等行业自律协会，乃至“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类非盈利组织等，无所不包。
美国构建的，是一个纵横交错的隐私保护体系。
但震撼世界的“911事件”，改变了一切。
▲小布什签署“爱国法”
2001年10月，小布什总统签署了由共和党议员吉姆·森森布伦纳作为主要起草人的《爱国者法案》（以下简称“爱国法”）。法案规定：美国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在全球范围搜集电话、邮件、医疗、财务、金融等各类记录，允许从美国互联网公司提取音频、视频、图片、邮件和文档记录；甚至允许使用“黑客”手段，入侵、破坏、窃取国外的数据情报。
2002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国土安全法》，允许对美国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数据挖掘”。
“两法”让美国公民隐私权几乎荡然无存，在朝野引发巨大争议。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针对“两法”发起了50多起诉讼；包括纽约在内的3个州、246座城市也通过决议，明确反对“爱国法”。
反对者中最著名的人物，正是昔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来的美国国务卿克里。
当年，克里曾投票支持“爱国法”。但他随后发现，FBI除了对美国公民实施窃听、查看私人邮件和上网记录，甚至还监察图书馆借阅记录，以判断读者是否受恐怖主义影响。
这些荒诞举动，让克里转而成为最激烈的抨击者：“布什对‘爱国法’的运用，无意涉及、也没有涉及与反恐有关的方面去。”
尽管有诸多不满，但出于国家安全和基于“政府授权”的前提，美国公众在隐私问题上，做出了事实上的让步。
2011年，美国成功击毙本拉登，让“爱国法”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但此时，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正尽情品尝着权力的滋味。尽管饱受争议，他们极力为“爱国法”续命。
结果2013年，“棱镜门”爆发，“爱国法”的底裤终于兜不住了。
在美国政府看来，“两法”足以让全球信息尽在掌握；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知道，恐怖分子经常会换手机号，NSA就要重新布控、撒网、走程序。等拿到“政府授权”再去窥探信息，黄花菜都凉了。
怎样才能将下一个“911事件”扼杀于无形？NSA决定铤而走险：绕开一切授权，利用美国根服务器的独霸优势和“爱国法”中的“时间弹性”，大搞先斩后奏。
先斩后奏搞多了，就成了先斩不奏、乱斩乱奏。
于是，连斯诺登这样的“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棱镜门”曝光后，NSA的恶行公之于众，不仅全球哗然，美国内部更是舆情汹汹。NSA成众矢之的，起诉其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个人和组织不计其数。
奥巴马明白，“爱国法”可能保不住了。
2014年，美国政府启动对NSA的监控改革；国会也顺应民心，制定了《美国自由法案》（以下简称“自由法”），以便为NSA勒上“自由”枷锁。
“自由法”规定，NSA只有在获得秘密法庭的许可，才能向通信企业索要记录。否则，再也不允许大规模收集美国公民的隐私数据（但监控全球不受约束）。
有趣的是，“自由法”的提案者之一，还是共和党议员吉姆•森森布伦纳——当年“爱国法”的主要起草者。
美国隐私权斗争史，由此经历了一场奇异的循环。
【政客与硅谷的另类搏斗】
出人意料的是，“自由法”出台，没能消弭纷争，反而成为更大纷争的起点。
2015年5月20日，美国国会山。
▲兰德·保罗在国会舌战群儒
号称“美利坚头号嘴炮”的兰德·保罗，开始了他惊世骇俗的表演：从下午1点到凌晨12点的10个半小时里，他滔滔不绝，连珠炮般谴责NSA对公民隐私的肆意侵犯。
参议员们见状抱头鼠窜，可哪怕参议院里空无一人，也阻挡不了保罗的口若悬河。
这犹如疯人院般的表演，却深藏着这位共和党参议员的计谋。2014年11月，在众议院众望所归的“自由法”，却在参议院惨遭否决。为今之计，只能趁“爱国法”2015年6月1日到期时，拖过投票期，让法案自动终止。
靠着保罗“无耻”的拖延战术，6月1日，“爱国法”寿终正寝；6月2日，“自由法”正式生效。
奥巴马表示，“自由法”既保护了自由，又维护了安全；以起诉为能事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盛赞这是隐私权的“里程碑”。
但硅谷大佬们知道，“自由法”只是白宫、国会和情报部门政治妥协的产物。早在2013年，苹果、脸书、谷歌、微软等硅谷企业就成立了“改革政府监控联盟”，希望对政府收集隐私信息行为加以约束。
而今，“自由法”把“公民自由联盟”这种技术废柴糊弄过去了，但硅谷大佬们不糊涂，称其存在“令人无法接受的漏洞”。思科CEO钱伯斯更直言不讳，如果NSA依然监听全世界，新兴国家客户会对美国高科技制造避之不及，最终损害美国利益。
美国政府，选择了装聋作哑。而硅谷大佬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各不相同。
2018年，“剑桥分析事件”揭示出大数据时代隐私泄露的深度困境。
2014年，“剑桥分析”公司通过一个性格测试应用，开始在脸书上搜集用户数据。尽管只有27万人下载这个应用，但通过数据爬虫，剑桥分析逆向溯源，最终窃取了87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
▲“剑桥分析”助特朗普胜选
而它功成名就的“战绩”，就是通过分析建模、大数据操纵，帮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大选；此外，英国脱欧公投、非洲国家选举，背后都隐匿着剑桥分析的身影。
脸书对此心知肚明，但在商业利益面前，选择了默不作声。
这显示出，在“自由法”与大数据捆绑的年代，美国隐私保护走向了更大的困境：在大数据公司看来，它不需要知道你姓字名谁，却深知你的脾气秉性、职业偏好、心理选择，进而潜移默化地干预你的想法，操纵你的行为。
东窗事发后，剑桥分析破产，脸书市值狂跌，扎克伯格更在媒体刊登整版道歉信：“我们有责任保护您的信息。如果我们做不到，就不配为您服务。”
而与脸书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苹果。
2015年12月，美国加州发生一起14死21伤的枪击惨案，警方希望解锁嫌疑犯的iPhone5c获取线索。但苹果有项“变态”设定：连续10次输错密码，数据就会被删除。无奈之下，FBI要求苹果解锁，结果遭到拒绝。
于是，FBI向苹果发起诉讼，并要求其开发软件“后门”。但苹果CEO库克不但正面硬刚，还表示会继续升级系统，以应对更频繁复杂的数据攻击。
最终，FBI无计可施，在以色列第三方公司的协作下才成功解锁。
2020年初，相似的剧情再度上演。针对2019年底发生在佛罗里达某海军航空基地的枪击案，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公开施压，要苹果解锁iPhone。这一次，苹果提供了凶手的iCloud账户资料，但解锁iPhone——办不到。
不仅如此，库克甚至希望，政府出台一项明确公共安全与技术安全界线的法律。
这一坚持和倡议，赢得了包括推特、脸书等一众高科技巨头的应援。更有硅谷企业表示，虽然很多公司保持沉默，但全行业坚定站在苹果一边。
【非常时期，是行非常之举还是搞《全民公敌》】
大疫当前，究竟救人要紧，还是隐私重要？在美国，一度引发争议。
3月3日，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推特上，公布了纽约第二例病人的详细信息，包括其单位、地址，以及儿女所在学校。由于患者就职于一家7人小律所，媒体很快确认了患者的真实姓名。
▲患者儿子就读的高中也被挖了出来
这位“超级传播者”，导致千人隔离，并惨遭“人肉”。3月10日，患者妻子在脸书上发声：“我希望丈夫的名字不是与新冠病毒相关联，而是与遏制病毒相关。”
这样的状况，让美国人对隐私再度担忧。参议员埃德•马基，就对政府与大型科技公司合作追踪新冠病毒的行为保持谨慎：“我们需要保证，收集和处理这些类型的信息，即使是聚合和匿名的，也不会对个人构成安全和隐私风险。”
为此，他要求政府详细说明：数据将如何被收集、保持匿名和存储，谁将有权访问这些数据，以及哪些公司参与了相关项目。
但隐私研究人员则承认：对位置数据进行真正的匿名化，几乎不可能；有些数据，本身就是企业秘密或非法收集的。所以，必须要有强力的法律保障措施。
因为曾失去公众信任，脸书在疫情中的表现极为谨慎。当传出将与政府共享个人数据的消息后，脸书发言人立即加以否定。此前，脸书曾透露他们正利用用户位置数据来制作预防疾病的地图，但这次又再度说明，“这些数据将会提供给研究人员，而不是政府”。
当然也有人认为，把匿名的位置数据移交给政府或专业机构，让专家分析了解人们的活动方式、预测病毒的传播途径，将大大有利于疫情防控。
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副总裁丹尼尔·卡斯特罗（Daniel Castro）就力挺表示：“仅关注隐私而忽视公共卫生，将是一个错误。”
如今，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即将突破60万，对隐私数据的应用正越发急迫。
4月初，苹果和谷歌破天荒宣布一项合作计划，将在Android和iOS系统底层构建一项新功能，即：通过设备的身份识别功能，就能判断自己的手机在14天内，是否与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人的设备接近过。
据悉，该平台可能监控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苹果表示，这个解决方案相当强大，如果人们都参与进来，将实现应用程序和卫生部门的生态互动。但即便如此，苹果依然强调：隐私、透明度和用户同意，才是这个项目的核心要素。
而处于弱势的民众，其实并不吝惜贡献自己的数据。他们只是关心，有多少数据是真正被需要的，能发挥多大效用？而当疫情过去，这些隐私数据又会不会被继续滥用？
相对来说，拥有欧洲最严格数据隐私保护措施的德国，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范例。
▲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号称欧洲史上最严隐私保护法
2020年3月，德国卫生部起草了一部《感染保护法》，以追踪与冠状病毒感染者接触的人群。有学者表示，对个人进行不加选择的大规模追踪，在此前缺乏法律依据。而最新的法律，正是要对数据收集的人群、时间和目的，做出规定。
这样的效率和对个人隐私尊重并举的方式，值得借鉴。
1998年，当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全民公敌》全球上映，有人便预见到，数字时代的“一九八四”，或许不可避免。
但在国家和生命都陷入生死存亡的时刻，如何设定好边界，阻止疫情持续扩散，并让大数据真正发挥效用、挽救生命，这已经成为疫情第一大国美国，必须做出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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