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残党暴动，连日本女护士也袭击我军伤员

通化，是位于吉林省南部中朝边界的一座小城，浑江之水静静从此地流过。原本，此地只是个平静的山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并在此地的大栗子沟发现了丰富的铁矿石。加上茂密的原始森林，非常适合开发工业。

因此在日本的授意下，通化由县城升级为市。到了二战后期，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不断败退，军国主义们逐渐将注意力放在通化上。因为这里群山环绕，易守难攻，是个难得的大后方。在日本人的计划里，通化将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一旦日本本土被美军攻占，天皇、溥仪都会被迁移到这里。因此苏军大举进攻东北时，日本关东军总部和傀儡皇帝溥仪逃亡的第一站，便是经营已久的通化。

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时，通化人口已经到达14万人，其中包括1.6万日本人。8月24日，苏军进占通化，并进行了军事管制。

通化的战略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共产党、国民党和日伪等力量，均将目标投注于此。而中共中央更是指出，通化的地位相当于“汉高祖之汉中”。有了通化，便可进取东北，进而解放全中国。因此在9月下旬，十万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抢先配合苏军解放通化，并建立了各级政权。

对于通化，蒋介石可谓是鞭长莫及。心急如焚的他，一面借助美国海军的力量，到处抢运部队。另一方面，又派遣大量特务，在东北地区勾结汉奸、土匪、日伪残余分子，到处给我军下绊子、放冷枪。

而在这个形势下，业已投降的关东军残部竟蠢蠢欲动，心中重新萌发起“复兴满洲”，恢复日本人宗主地位的春秋大梦。

要知道，自20世纪初以来，日本便将东北视为自己的生命线。例1931年1月23日，原为“满铁”副总裁，时任政权会众议员的松冈洋右就曾在议会中演讲：

“我认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在国防、经济上都是如此。”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的经营相当用心，甚至比本土还要重视。这还不算，日本还屡次派出上百万人“垦殖团”，肆意霸占我东北人民的土地，妄想改变东北人口结构，完成鲸吞东北的目的。

即使日本即将战败，军国主义者们仍然野心不死。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日方代表竟蛮横地提出，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对东北的继续占有。简直荒唐至极、狂妄至极。

二战末期，东北被苏军占领，而潜伏于通化地区的日本中下层军国主义分子依然贼心不死。他们妄图借助各种手段，将通化变为一个日本的国中之国。其中，尤其原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最为典型。

藤田实彦，是日军少有的战车专家。他作为第十军独立战车队的队长，曾率先攻陷中华门，杀入了南京，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在南京战役中立下大功的藤田，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因此步步高升，最终成为125师团的参谋长。

就在藤田前程一片大好之时，日本却早已呈强弩之末。裕仁天皇投降诏书下达后，藤田可谓是如丧考妣。据他的同事草地贞吾回忆。停战命令刚刚下达，藤田就想要抗命，他非常强硬地说：

“草地君，如果我的师团不听从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呢？”

对此，草地贞吾也用同样强硬的语气说：“如果你不服从军令，我只好发出逮捕令！你到底服不服从？”

听了草地的威胁，藤田至少暂时服软。但是为了他心中的“帝国迷梦”，藤田连夜动用一辆满载钱款和粮食的卡车，带着亲属和亲信逃离了通化，潜藏在石人沟煤矿，以图再举。而他的这次出逃，将决定成千上万日本人的命运

1945年11月，八路军进入通化，成立了“通化地区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试图管理和感化滞留于通化的日本人。对于共产党的政策，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表示赞同。但是一些法西斯分子却不甘心失败，潜藏了数月的藤田实彦以老石矿人的身份站了出来，发表讲话：

“现在叫我们日本人立即来个180°的大转弯是不可能，希望日解联考虑这一点。”在藤田的鼓噪之下，在场的日本人竟向东“遥拜皇宫”，“三呼天皇陛下万岁”。

对于这些死硬分子，八路军自然不会手软。很快，通化公安局接到举报，逮捕了藤田等人，并将他们关押在龙泉旅馆。但由于看守人员太少，藤田越狱潜逃，化名为田友潜藏了起来。

就当藤田犯愁，如何才能赶走共产党，重占通化之时，机会很快就来了。而与他合作的，正是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尧。

孙耕尧，本是一个汉奸，伪满时期担任过中学校长和王道书院院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他却摇身一变，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成为通化县党部书记。此时，国共还并未决裂，而且孙耕尧不过只是个光杆司令，因此八路军并没有将他赶走。

然而野心勃勃的孙耕尧却处心积虑，想将共产党挤走。在辽宁省国民党党部头目李光忱和日本特务的串联下，孙耕尧与藤田实彦搭上了线。孙耕尧和藤田实彦都想赶走八路军，然而孙耕尧有合法身份，手下却没有兵；而藤田实彦虽然手下有一大批崇拜他的日本关东军残部，却没有合法身份。

因此，两个贼人一拍即合，决定发动暴乱。当时，藤田手下至少有3000丁壮可供驱使。同时，东北抗日联军缴获了8架飞机和数十辆坦克，也可以由藤田手下的飞行员和坦克手夺走。一旦飞机坦克加入暴动，大业必然可成。

为了激励藤田，孙耕尧大言不惭地做出了四个匪夷所思的许诺：保证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不失业，并集体加入台湾籍贯。同时，暴动成功后，通化要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由国民党和关东军共同掌权。

当然孙耕尧不过只是想借刀杀人，拿日本人充当打手炮灰。等日本人消灭共产党，孙耕尧再利用中央军消灭日本人，先哄驴拉磨，再卸磨杀驴。

而藤田不是是计，他先是以田友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为了鼓动更多人加入他的暴动，他到处串联，说什么“想回日本与父母妻儿团聚，就得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而此时的八路军，正在清查日本军人的罪恶，拘捕了一些高官，公审、枪决了一批战犯。其中包括伪满“通化省次长”管原达郎、“警务厅长”川漱石仙等人。盛大的清算场面，让罪行累累、满手血腥的日本军官们惶恐不安。因此经由藤田一撺掇，这伙人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

到了1月22日，藤田和孙耕尧已经集结了多达1.2万人的暴动队伍，并精心制定了暴动时间、地点、信号、袖标、口令等。而暴动时间敲定在1946年2月3日，那天真是春节。

然而世界绝对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当孙耕尧和藤田自以为得计之时，他们的阴谋却在暴动即将爆发前的一天露馅了。2月2日，一个佩戴国民党臂章的家伙在大街上闲逛，结果被一名巡逻的朝鲜义勇兵战士抓个正着。朝鲜族连长高应锡胆大心细，一眼就看出此人不同寻找，于是厉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此人回答：“我约好与朋友一起喝酒。”而高应锡怒喝道：

“胡说！喝酒戴个有国民党徽的臂章干嘛？”

在高应锡的盘问下，此人不得不坦白了当晚暴动的时间。蒋日匪帮千算万算也没想到，他们的阴谋竟然如此简简单单就暴露了。

而此时孙耕尧的喽啰们，还在大摆宴席，偷来6只烧鸡和6块猪蹄大啃大嚼，以应“六六大顺”的吉兆。

当晚17时，通化党政军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平乱对策。此时的通化的情况非常危急。因为苏军上校莫洛托夫带领苏军主力已经去了朝鲜，而我军主力正在长白山进行剿匪行动，留在城里的武装力量，只有朝鲜义勇军的500多人。

然而好就好在，这群朝鲜义勇军是唯一没有被蒋日匪帮渗透的部队。当时，孙耕尧和藤田为了发动暴乱，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用威胁和利诱手段，策动了不少在我党政军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做内线。

从当时的背景看，八路军刚刚进入东北，一开始盲目的扩充力量，不分良莠，将一批坏分子错误地吸纳进队伍，而这也给了蒋日匪帮渗透的绝好机会。由于语言不通以及对日本人的仇恨，朝鲜义勇军反而没有被渗透。而这群朝鲜族战士，也成为了歼灭这群叛匪的主力。

2月3日凌晨，天色未明，全市电灯突然神秘地三灭三亮，这是蒋日匪帮发动暴动的进攻信号。成千上万的日伪残余分子手持棍棒、战刀和枪支，喊叫着分兵数路，向市内行政公署大楼、通化支队司令部、市政府、飞机场等重要目标发动疯狂冲锋。

然而这群匪徒不知道的是，通化的八路军早就做好了准备。其中最厉害的一招，便是先发制人的斩首行动。2月2日晚上七点，通化支队查抄了暴乱司令部，将正弹冠相庆的孙耕尧一伙抓个正着。

在孙耕尧等人供述完暴乱实情后，司令员刘西元下令将他们就地正法，以免后患无穷。因此，敌人几乎在一开始就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而在另一方面，八路军紧急整肃内部，当时在航校和炮校等重要单位，已经发现留用的日本飞行员、坦克手正在往飞机和坦克中加入汽油。各单位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所有内应分子逮捕，将飞机、坦克、大炮均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暴乱的头目虽然被端掉，但是并未摧毁敌人的指挥机构和组织系统，一场血腥的战斗还是不可避免的打响了。

面对人数多达几十倍的武装歹徒，城内的八路军和朝鲜义勇军利用机枪阻塞了敌人的进攻之路。日本人虽然凭借一股蛮勇向前冲锋，但终究不是机枪的对手。渐渐的，日本人高亢的喊杀声，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

然而在通化市红十字医院，却发生了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暴行。红十字医院原本是关东军医院，医务人员都是关东军的军医和护士。日本投降后，这伙儿医护人员被我军留用，负责照顾我军受伤的干部和将士。

而此时，一名叫河野熊波的日本女特务混入了医院，与这伙披着白衣的恶魔取得了联系。当晚凌晨3点，400多名日本医务人员分成3个战斗小组，手持手术刀和水果刀，嚎叫着向我军的病房杀来，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残杀全院的八路军伤病员。

其中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那些日本女护士。在三个战斗小组中，有个柴田小组，其中绝大多数暴徒都是女护士。领头的是31岁的护士长悦子，紧随其后的是19岁的阿春。面对我军伤员，她们冷酷地将手术刀和手术剪扎向伤员的大动脉。在她们的屠刀之下，很多八路军战士死于非命。

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个李姓营长阻止了她们。李营长在住院时，悄悄留了一把手枪。就当悦子手持带血的手术刀，想要刺杀一名张姓排长时，李营长一枪便击中了她的头部。其后，李营长又瞬间制服了手持手术剪的阿春。

然而李营长的一把枪，挡不住400个穷凶极恶的暴徒。在40分钟内，150多名八路军战士失去了生命，病房里到处都是鲜血和尸体。

就在此时，前文提到的朝鲜义勇军高应锡营长带领5连的一百多名战士前来支援。在他们的攻击下，参与暴乱的白衣恶魔们纷纷被击毙，女特务河野波雄也被手榴弹炸死。医院的暴动顺利平息。

而就在此时，关押在通化公安局看守所的伪满“皇后”婉容、溥杰的妻子嵯峨浩，也迎来了一批暴徒。按照计划，这些暴徒打算将她们一同救走。

当时，公安局门口枪声大作，嵯峨浩向外望去，到处都是手持带血军刀的日本军人。很快，公安局便被暴徒们掌控。嵯峨浩以为公安局已经被日军控制，于是扶着婉容就要向外走。

就在这时，八路军的支援到了，很快便包围了公安局大楼。密集的机枪子弹，打得墙皮四溅、碎玻璃横飞。嵯峨浩大声尖叫着，躲在了墙角，用被子盖住了全身。很快，顽抗的日本兵全部被歼，溥仪的老乳母不幸被一枚弹片击中，做了暴乱无辜的牺牲品。

经过一夜的激战，天终于亮了，嵯峨浩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日本兵横七竖八的尸体。她打开窗向外望去，满山遍野的八路军，正向着城外小山的方向冲锋……就这样，暴乱被平息了。这次事件，有近2000名暴徒被击毙，我方牺牲了干部26名，加上153名在医院被害的伤员。

而藤田的叛乱头目仓皇间混入日本居民区，结果被我军用机枪从房屋的顶棚上逼了下来。

同时通化市民们纷纷行动起来，支持八路军，声讨日本法西斯分子。我党举行了公审大会，枪决了罪行累累的日本军官，参与暴乱的日本军人也都受到了严厉惩罚。

据嵯峨浩事后回忆：

“从窗口上可以看到在河岸边枪毙日本人的情景，岸边枪毙的声音一直持续了两天才平息。”

至于首恶藤田，八路军可不能让他那么便宜地死掉。为了揭露蒋日勾结的阴谋，八路军在通化市丁字街丰厚商店举办“蒋特勾结日伪暴乱罪证展览”，公开展出了孙耕尧、藤田实彦为暴乱签发的命令。

除了展示罪证，自然还要展示主犯藤田实彦。在现场，藤田实彦被五花大绑，接受群众的唾骂和指点。每见到有人参观，藤田实彦都会鞠躬谢罪：

“我是原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我与孙耕尧勾结举行暴乱，我是这次暴乱的军事部长，我是有罪的，真对不起啊！”

展览期间，藤田羞愤成疾，患上了肺炎。因为病情恶化，抢救无效，藤田最终于3月14日早上6时死亡。相比于给他一个枪子，这个死法更是大快人心。日本法西斯，从来都吃硬不吃软，只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才能让藤田这种死硬的法西斯分子看到，日本帝国已经没有出路了。

顺带提一下的是，1952年通化事件生还者之一的中山菊松，在日本设立了“通化遗族会”。两年后，厚生大臣颁布了“通化事件补偿金法”，为通化事件中被击毙的日本关东军家属提供抚恤金。自从1955年以来，每年2月3日，“通化遗族会”都会参拜靖国神社。

通化事件后，我军又逮捕了一大批日本战犯，使得通化秩序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转。而通化，也成为中共和解放军创建长白山根据地的英雄城市，为辽沈战役以及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