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的人物描写，来看司马迁的历史视野
重视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先进性之所在，因此记载人物成为《史记》的主要内容。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政治人物、经济人物、也有文学家、思想家和在特殊领域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司马迁通过对这些来自于社会各阶层人物的记载，形成了广阔而深远的历史视野。司马迁记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人物时贯穿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思考，即从人事的角度探讨历史兴亡变化的法则，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
司马迁考察历史和社会的变迁，重视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其历史哲学思想先进于其时代思想之所在。因此记载人物成为《史记》的主要内容。一部《史记》“除了十表八书以外，余皆个人传记”。可以说，是“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言的史书。太史公笔下的人物，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帝王将相，也有一般官僚地主，还有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有政治人物、经济人物，也有文学家、思想家和在特殊领域做出特殊贡献的人。
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到了太史公这里已经形成了整个的概念，“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代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
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本文试图从他写政治人物、经济人物、文化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来谈谈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注重探讨人事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广阔而深远的历史视野。
一、政治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由于政治人物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实践者，因而《史记》大量地记载了从古到今帝王将相的活动及其作用。从《史记》所记载的这些社会控制体系主流人物的活动中，我们就可以方便地把握历史兴衰成败的经验与教训、历史转折的规律，以通古今之变。
在《史记》所记载的古代史中，周代历史是司马迁注目的焦点。司马迁写有周一代的兴亡，集中突出了帝王的作用。《史记》写周的兴起是由于先王的累世努力：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公季，历代“积德行义”，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史记•周本记》），说明周的先祖做为杰出的部落领袖，实际上已为周的统一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周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史记•周本记》）最后在牧野之战中，用武力歼灭了商朝军队，建立了周朝在中原的统治。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平定了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又制礼仪作乐，建立各种制度，巩固了周的统治。
《史记》写周的灭亡同样是由于周的后代帝王忘记了祖宗遗训，奢侈淫乐，任小人，退贤臣，致使周朝不断地失掉民心，积贫积弱，最后灭亡。周厉王用荣夷公，禁山泽，与民争利，最后被国人暴动推翻了统治；而“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中侯怒，与縉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史记•周本记》）从正反两方面可见帝壬的行动与国家兴亡关系密切。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出现了急剧变化，随着西周盛世的衰弱，开始孕育着新的社会制度，旧制度逐渐地失去了原来的作用。司马迁以其敏锐的眼光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变化趋势，他对那些敢于打破祖宗家法顺应时代变化的改革家及其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吴起在楚的改革，魏国李悝的“尽地力之教”，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尽入太史公视野。
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是最成功的一次。太史公详细记载了商鞅变法的经过，各项措施，碰到的种种挫折。虽然商鞅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没能逃脱失败的命运，但太史公还是比较中肯地评价商鞅变法对秦国历史所起的作用："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史记•商君列传》）肯定商鞅"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史记•太史公自序》）
战国之际，社会变化比之于春秋更为剧烈，诸侯纷争，战事频繁，政治上更为动荡，天子公室削弱，世袭政治人物逐渐失去政治优势，而诸侯的家臣开始分享权力。政治上出现的巨变，使得一大批平民出身的政治人物有了用武之地。平民政治人物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新政治现象。太史公详细记载了这一政治现象，各国为了自身的安危，破格用人而不管其地位出身，如赵国用廉颇、蔺相如，赵奢。
最成功的是秦国，历代秦王任人唯贤，使各种人物各尽其才，是秦国能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为秦国起过重大作用的如纵横家张仪和军事家白起，王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奇才异能之士。而司马迁写秦灭亡的主要原因，也是从人事上去探究的。
秦始皇奢侈淫乐，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修骊山墓，对老百姓严刑峻法，秦又多忌讳之禁，皇帝拒谏，没有人敢出来直言。到秦二世也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又用赵高一类的小人，使得百姓无法生存，因而陈涉振臂一呼，天下云集而响应，偌大的一个秦帝国便烟消云散了。
司马迁通过记载楚汉战争中刘邦和项羽两人所采取的不同措施来说明汉胜楚败的原因。刘邦到处安民，人关中，与民约法三章，秦人大悦。而项羽却跟秦朝一样以暴虐治天下，每过一处烧杀抢掠。“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因而项羽大失民心；另外刘邦善于用人，他曾解释自己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突出地说明了这些人才的作用。刘邦唯才是用，不管其出身如何，而秦汉之际，正是世袭制进一步受到破坏，平民势力上升的时期，平民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政治，刘邦就是靠这些人的辅佐而登上皇帝宝座。以韩信，张良、萧何为代表，集中了一大批奇才异能之士，如陈平、曹参、卢缗、郦生、陆贾，他们为刘邦出谋划策，安抚百姓，发展生产，领兵作战，从而建立了汉家天下。
司马迁注重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外，还看到下层人民在政治领域的作用，荆轲和陈涉都是反抗强权的下层人物典型。荆轲虽刺杀秦始皇不成，但他的大无畏精神及其为理想而奋斗到底的精神却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司马迁把陈涉看作是与汤武一样的英雄：“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
此外，《魏公子列传》中的侯赢，毛公、薛公；《平原君列传》中的毛遂、李固，《孟尝君列传》中的冯谖，还有滑稽人物优孟、淳于髡，都是有杰出才能的下层人物的典型。他们有的帮助帝王建功立业，有的讽谏帝王行仁政，有的直接与敌人对抗，救国救民，做出自己的贡献。
司马迁在政治人物的描写中，选取了包括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的横断面，在这个社会横向的切片中，既有帝王将相，又有改革新锐，还有下层社会和平民人物，甚至是反抗强权政治的农民起义领袖和一些在当时所谓“鸡鸣狗盗”之徒（如助信凌君窃符救赵的门客们），这充分显示出司马迁在汇集历史资料，而成一全面反映历史现象与规律之一家之言时的宽广胸怀和广阔的历史视野，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人格理想。
在这一广阔的历史视野下，不论是什么人，只要其行为对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影响如圣贤的君主、改革家，与反面的影响如一些因失道而失败人物所提供的教训），对未来的历史发展可以提供借鉴，就会进入太史公视野。
司马迁关注政治领域的同时，他还密切注意着经济人物的作用。他记载了从古代直到汉代的许多在发展生产，创造财富中起着作用的人物，对于那些通过正当手段而发财致富的人尤其予以表彰，例如陶朱公“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予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第，此所謂富好行其徳者也（《史记·货殖列传》）言语中流露出钦佩其利用才智发财致富，并用自己的财力去资助别人的行为。
司马迁高度评价魏文侯时期著名商人白圭利用自己杰出的智慧，发家致富，他甚至把白圭与政治家吕尚、伊尹相提异论。太史公还记载了“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邮氏等人，不光记载他们发家致富，还记载他们的善行。
司马迁通过对经济人物的记载，逐渐意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他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史记·货殖列传》）表明了物质生产活动对人民生活的作用，经济是国家的根本所在。
他还进一步回顾历史来论述经济与国家盛衰的关系，“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纖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史记·货殖列传》）“齐恒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强君。”（《史记·平准书》）
越王勾践用范蠡计然的经济政策“行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失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史记·货殖列传》）等等，用大量的史实来证明强大的政治是与强有力的经济状态分不开的，表明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意义。
司马迁通过对经济人物的描写，从经济方面探求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意识到了经济在国家盛衰中的决定意义，因而主张必须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途径是要以顺应人民求富的欲望，引导人民致富，使民之义利统一司，从而使国家富强，具体到实践中就是要地因民之欲富，放任民间发展工商业，只有这样农工商贾四业才能兴旺，社会财富才能增长，国家才能富强，因而他反对与民争利，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放任发展工商业：“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笔不光注意政治、经济人物和事件对历史的作用，他还意识到文化思想领域也是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而他专门为古往今来的亠些思想家、文家家和有特殊技能的人作传，记载他们的事迹和贡献。
司马迁用满怀深情的笔写了《孔子世家》，赞扬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及其贡献。他又写了《仲尼第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记载儒家代表人物的事迹以及儒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司马迁也记载了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的事迹及其学说特点；他还分别为法家的商鞅、李斯、韩非、申不害、慎到等人列传，记载他们的学说宗旨。
司马迁还首创了文学家传，记载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诗入屈原的事迹，为汉代杰出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和贾谊立传，并把他们作的赋记载下来传之后世，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文学家的地位。
扁鹊和仓公是司马迁笔下又一类型的人物，他们不像政治家一样有显赫的名声与地位。但他们有自己的一技之长，他们用自己精湛的医术，热情负责的高尚医德，往来民间，解救人民于病痛之中，同样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有关疾病、病症的论述，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医药学史篇。扁鹊和仓公为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司马迁给他们以应有的地位和高度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还能把学术文化与国家治乱兴衰联系起来，因而他记载思想家、文学家时注意他们与国家政治的关系。
司马迁为孔子作传，就是因为“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史记·太史公自序》）指明孔子修六经，是为治国之用。同时，也认为虽然儒家思想有其不足之处，“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肯定儒家思想积极的一面。
因而他评价儒生叔孙通在汉初天下刚定时能“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訓，道固委蛇”《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肯定其帮助汉朝建立统治秩序，在稳定社会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司马迁还记载了一些能按孔子儒家王道思想进行统治的帝王，如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孝文本纪》）这些都说明了儒家思想应用于政治学而取得的成就。
在道家思想与治国的关系上，司马迁也有独到见解。他评价道家思想“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他非常赞赏汉初几十年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治天下，使天下大治的盛况。
这可以从他称赞曹参的功绩中得以印证：“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他也肯定吕后与民休息政策的作用：“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穡，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记》）
司马迁笔下，作为文学家的屈原与作为政治家的屈原是一致的。《史记·屈原传》中分析了《离骚》的写作动机、主题思想、内容含义，指出《离骚》是屈原政治理想在文学上的表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民好色而不淫，小稚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太史公记载司马相如除了写他的身世，还记载了他的几篇赋的全文，反映司马相如杰出的文学才能外，重要的是，赞扬司马相如能针对现实问题讽谏武帝，所以他在《司马相如列传》的赞中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何异。”
结语：司马迁著《史记》，以整个社会为取材的背景，在这全景鸟瞰式的大历史视野下，他注意到政治人物的作用，看到经济人物的贡献，也注意到思想文化领域人物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密切关系，全面总结社会各阶层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