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疫，谁更致命？

中国民间对明崇祯帝还是很同情的，有个说法是：有道无福。主要表达的意思是，朱由检还是个不错的帝王，就是运气太差。

为什么呢？因为崇祯当朝的这将近十八年，旱灾频发、疫病流行，无一年消停，换成谁当皇帝，都够喝上一壶。

人是大规模的群居动物，哪个也免不了生病，生病就怕传染，传染就怕致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生一方病，人一旦流动起来，将病菌向外携带，就有可能产生疫病。这些道理亘古不变，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大型瘟疫的记载，不仅限于明末崇祯。

但是，瘟疫面前，人人平等。相同的问题，不可能不影响崇祯的对手：李自成、满清。待我们翻开那些史料，重新审视明末大疫，以及明、顺、清三方对待大疫的态度，不禁几多感慨。

史书对明末大疫的记载，简直到了恐怖的地步。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爆发瘟疫，而从第二年开始，由于兴县百姓逃避瘟疫，这场疫病开始向周围地区扩散。

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与兴县隔河相望的榆林府、延安府开始相继爆发瘟疫，史载“（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出现大疫，“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顺德府、真定府也开始爆发瘟疫，“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瘟疫从河北地区开始传染至北京，“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这里面所说的“疙瘩瘟”，极有可能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心急如焚，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静海抵山东临清，见人民饿死者三成，因瘟疫而死者三成，剩下的四成只好为盗，米价疯长，一石米竟然要二十四两银子，人死后马上就成了活人的食物。（一副骇人景象）

崇祯十五年（1642年），瘟疫开始蔓延至天津，每日受感染死者不下数百人，逐门逐户而过，无人能够幸免。

崇祯十六年（1643年），疫情进一步扩大。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甚至已经到了无人收尸的地步。

后世结合史料推测，明末大疫极有可能是鼠疫。原因可能是，明朝末年旱灾频发。大旱加上寒冷（随着万历四十六年广东的一场大雪，明朝遭遇了一个“小冰河期”），粮食减产非常严重，天灾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出现大量逃荒的难民，饿得难受的灾民先是挖老鼠洞穴中的粮食来吃，接着又吃老鼠的尸体。人没吃的，老鼠也没吃的，也要逃荒保命，随着难民到处迁徙，寄生在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就这样传给了难民，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区域。

后世学者研究认为，明末这场规模巨大的瘟疫，对于明朝的灭亡，显然是有推动作用的。起码在以下两个事件上作用明显。

一是孙传庭的败亡。孙传庭再次出山之后，虽在陕地积极运筹，却苦于鼠疫横行，人死过半。面对朝廷的不断催促，孙传庭最终只能带着缺衣少食的士兵前去决战，最终战败身亡。电影《大明劫》，便是取材于那段历史。

二是北京城的速克。这场瘟疫几乎直接摧毁了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当李自成从西安发兵攻向京城之时，一路上除了在宁武关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容易便杀到了北京城下。这几镇显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在瘟疫爆发之前，明朝驻守京师的军队有10万人，这场瘟疫过后，便只剩下了五万多人。面对已经兵临城下的闯军，大明最后连三四千宫中太监都上了城墙。而即使如此，城墙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疫病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崇祯，连李自成也受到了明末大疫的影响。

李自成险胜孙传庭，建立大顺政权后，无视瘟疫蔓延的现状，率领数十万大顺军直接开赴疫病重灾区——北京。

李自成虽然轻松地拿下京城，但大顺军也被疫病所害，战斗力急转直下，间接导致了山海关大败。

以上史料，加上后人推测，给我们展示了明末大疫极为恐怖的一面，现在读起来都让人胆战心惊。

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瘟疫对明军闯军影响大，而对清军的影响不明显呢？不是说，瘟疫面前，人人平等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这一问题的权威解读。但在对欧洲“黑死病”的研究中，有一个参考答案。

众所周知，早在十四世纪，欧洲就爆发了一场大鼠疫，导致两千五百多万人死亡，幸存者还留下了相关壁画和文字，后来人们对那些壁画和文字进行研究，发现那场鼠疫害死那么多人，却单单放过了骑兵。

他们由此得出结论：鼠疫是经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而跳蚤讨厌马的气味，所以骑兵很难被鼠疫传染。

可能是当时的关宁军和清军，以骑兵为主，所以躲过了鼠疫传染。而等到顺治皇帝定都北京之后，恰逢天气好转风调雨顺，疫病消退了……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我宁愿相信，跟天灾比起来，人祸才是更致命的。

先看崇祯。

就在瘟疫大流行的那些年，史书上可没有记载，崇祯是怎么应对的，反而是详细记录了，崇祯是如何火上浇油的。

新增剿饷。崇祯十年（1637），朱由检颁布圣旨，正式开征“剿饷”：“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一年后，农民军依然没有被平定，朱由检不得不食言，剿饷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被延期了。

再增练饷。由于农民军无法剿灭，于是有大臣提出练兵，而为了练兵，崇祯又决定征收额外的饷银，被称作“练饷”。崇祯十二年六月，全国共加派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

剿饷、练饷，再加上崇祯四年开始加征的辽饷，明末三大饷就此凑齐。

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朝政时候，是明帝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代，当时户部太仓库岁收入四百万两白银，号称国库充溢。

而到崇祯年间，明朝正赋之外的“三饷”加派，多达每年近千万两白银，农民常常是倾家荡产，也交不完这些“皇粮国税”。御史郝晋言:“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

“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后世比较，崇祯这种杀鸡取卵般地要钱征税，正是压垮大明王朝的主要人祸。

再看李自成。

李闯王拿下北京，接盘大明之后，认真对待现实问题了吗？

史书上没有记载，李闯王是怎么处理瘟疫的，反而是详细记录了，他是如何变态拷掠的。

《甲申传信录》中说，农民军占领紫禁城之后，在皇宫大内之中搜索金银，最后只得到“黃金止十七万、银止十三万”。这让李自成等人大感意外，“闯见之，大为骇异，甚失所望。计登极时，赏赐不敷。夹官搜银之令，由是酷矣。”（李自成认为，如果自己登基，这些金银根本不够赏赐众将，所以开始向勋戚百官索取。）

只举一例，崇祯皇帝的岳父周奎。

当初崇祯皇帝号召大家捐资助饷，派出的太监百般劝说，周奎最后拿出来一万三千两银子，其中的五千两还是女儿周皇后偷偷从宫里送出来的。

后来，周府整个被农民军占领，据说从府中一共抄出来五十三万两银子，还有大量的绸缎，“车载缎疋相属于道”。

周奎“空手出门”，没有挨打。但大顺军怀疑他在别处仍然藏有财富，所以他的儿子们都挨了夹棍，其中周鑑被夹死，周铉和周铎夹而未死。侄子周铭剃光了头发想逃走，也被捉回，用了夹棍。

大顺军使用夹棍逼迫北京的官宦交纳饷银，最早是在三月二十六日，一直持续到四月上旬：“受刑之人，先后不一：有自二十六日者，有自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者。至四月初一日，尚多未放。有完銀多而反夹者，有完银少而不夹者。”

史书记载，大顺军拷掠明官，四处抄家，“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

不仅仅在北京，大顺军在其他占领区皆设官治事，首为追饷，例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在绛州，“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

大顺军这番臣将骄奢的景象，正是胜利病上头的突出表现。我宁愿相信，胜利病的危害远比瘟病的危害要大得多。

中国史书在记录王朝更迭时，有一个统一的有趣现象，那就是对天灾有着近乎迷信的记载。可能就是想告诉人们，旧王朝气数已尽，新王朝顺天应命……如此重复，竟成套路。

其实，王朝更迭怨不得上天，人祸远比天灾厉害。朱由检乱作为、李自成瞎作为，满清仅仅是少作为，就已经胜出了。

等待疫病消退之日，就是吾辈认真总结经验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