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白宫将病毒情报政治化，让人想起小布什

保罗•皮勒于2005年退休，他在美国中情局工作了28年。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发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对情报机构施加的关于武汉实验室的压力，让人想起了早些时候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即为支持他们喜欢的假设(包括用来兜售战争的假设)而搜寻资料。当前关于冠状病毒和武汉实验室的偏见具有多重成本。 这可能会阻碍公众对大流行起源的已知和未知了解。

译文如下：

特朗普对美国情报界的蔑视，在他上任第一天就非常明显。当时，他利用中央情报局(CIA)阵亡军官纪念碑的庄严背景，对媒体进行攻击，并夸耀自己就职典礼上的人群规模。这种蔑视包括,他公开反对他自己的情报机构对俄罗斯选举干预的结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在1月和2月的每日情报简报中，频繁出现的关于冠状病毒的警告并没有被重视，因为特朗普根本懒得去关注这些简报。

清洗情报专业人员，安插特朗普的亲信，都属于同一模式。很明显，特朗普并不指望美国情报机构，能够提供有关海外事件的客观事实和分析。相反，他认为这仅仅是政府机构又一个必须支持他自己主张的因素。

因此，在特朗普努力将注意力，从自己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的表现转移到其他地方(包括中国)的时候，他试图让情报工作成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敦促美国情报机构寻找证据，以支持一种未经证实的理论，即中国武汉的一家政府实验室是冠状病毒爆发的源头”。

这次大流行的源头，包括中国实验室可能参与的事件，是美国情报部门报告和分析的合法目标，乍一看，这似乎也是合法的。但呼吁采取一致行动，为一个问题(“疫情是如何开始的?”)找到最准确的可能答案，与呼吁提供材料支持一个可能的答案(“尽你所能，告诉我们武汉实验室是病毒源头”)，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与其他任何以结论开始并试图找到支持它的情况一样，后一种方法涉及偏见。

情报机构永远不会有资源去无休止地调查每一个可能的答案，所有的重要问题都摆在他们面前。在非政治化的环境中，他们将集中他们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根据逻辑和他们所拥有的任何早期信息，是最有希望获得真相的途径。随着一些调查渠道取得成果，而另一些最终成为死胡同，他们将完善和修订自己的优先事项。

现任政府的高级官员就某一特定议题施加压力，这立即成为各机构优先考虑的首要问题。如此集中的工作现在肯定正在进行，以挖掘任何可能表明武汉实验室是病毒来源的碎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些这样的残片将会被发现——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它们比关于冠状病经毒起源的其他可能性更接近真相，而只是因为那里是最集中挖掘的地方。

在持续的不确定性中，情报机构可能仍然对大流行的起源问题持不可知论态度。情报机构的一份声明表明，它们现在是不可知论者，而不是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他“高度确信”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与此同时，这些机构将碎片化的信息交给了白宫，白宫可以自由地、有选择性地公开使用它们，以支持有利的假设，同时忽略任何可能指向不同方向的信息。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其他方面，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在推行一种自己喜欢的假设时，只提供零碎的、类似碎片的信息。本来人们以为羟氯喹(羟氯喹的一种药物)有疗效，但事实并非如此，直到有太多信息显示这是一个医学死胡同，特朗普和他在福克斯新闻的联合推广人员才悄悄放弃推广。

对情报机构施加的关于武汉实验室的压力，让人想起了早些时候政府施加的压力，即为支持他们喜欢的假设(包括用来兜售战争的假设)而搜寻资料。1964年的“北部湾事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约翰逊政府提出越南北方在公海上对美国军舰发动第二次袭击的想法——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袭击从未发生过——以此为基础，为后来的越南战争争取公众支持。不是为了真相，而是为了获得支持政府假设的材料，这一要求在发给该地区军事单位的指令中得到了明确说明:“对于越南北方海军第二次攻击的证据 ，存在着紧迫的要求……材料的种类必须能使联合国组织相信袭击确实发生过。”

同样，布什政府也曾极力推销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一再向情报机构施压，要求他们提供任何可能表明伊拉克政权与基地组织结盟的信息。特朗普政府利用由此产生的残片编造了一个这样的联盟故事——既与事实不符，也与情报机构自己的结论相悖。

当前关于冠状病毒和武汉实验室的偏见具有多重成本。 这可能会阻碍公众对大流行起源的已知和未知了解。这是美中关系中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如果关于实验室作用的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 它还在短期内通过扭曲情报资源的分配，来破坏情报机构在国家安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编译：王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