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女工的微信使用与异地母职实践研究

（同济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200092）

摘要：移动社交媒介的发展让网络技术的使用呈现下承式发展，令信息交往的变革更多的普及到中下阶层。本文将安徽无为县家政女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来了解家政女工的微信使用情况，探讨移动社交媒介和异地母职的关系。研究发现，微信有力的缓解了家政女工外出工作和母职之间的矛盾，为异地母职实践搭建起桥梁，在顺应传统母职的期待的同时也为母职内涵增添了新内容和开创了新可能。

关键词：母职；家政女工；微信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0-0000-03

2019年3月，国家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百城万村”家政扶贫工作的通知》，强调通过典型示范，鼓励已进城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返乡宣讲，带动老乡从事家政服务。[1]在政策的支持和家政市场的繁荣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收入而进城从事家政工作。但是进城工作让她们远离自己的孩子、家庭和家乡，难以实现传统意义上母职—对孩子的亲身教养和家庭的照顾。

互联网的发展使媒介的使用呈现下承式发展，让信息交往的变革普及到更多的信息中下阶层，在微信创造的移动社交媒介环境中，家政女工与远方的家庭和孩子建立联系，异地实践母职。从传播学视野看，学者们对媒介可以突破时空障碍，实现远距离“虚拟存在”已经是共识，但是对产生的实际效果观点不一。彭铟旎,黄何明雄认为,频繁且便利的远程通讯使菲佣可以从情感和道德两个层面履行母亲的职责。[2]曹晋发现媒介丰富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弥补非临场交流带来的不真实感,降低家政女工亲子相处的摩擦。[3]但也有学者觉得微信创造的“亲密关系”十分脆弱,媒介无法消除横亘在家庭之间的时空隔阂，只能维系现有的共存感。[4]与已有的类似研究不同，本文更注重从个体的微观生命体验出发，探究家政女工的微信使用与异地母职关系，也希望本文可以为学术研究做新的思路探讨,增进对底层群体的关注和思考。

一、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文选取安徽无为县家政女工为调研对象，这是由于安徽无为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保姆输出，至今已有30余年的家政历史，家政人数也在2018年达到42万余人,[5] 是家政女工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了解安徽无为县家政女工的群体情况，共填写问卷104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92份，问卷有效率88.46%。为深入了解家政女工母职实践的具体内容，在问卷的基础上选取10位安徽无为县家政女工进行深度访谈，平均访谈时间1.5小时，为了保护她们的隐私，下文引用时均使用化名。

对92名安徽无为县家政女工填写的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从事家政的女工最小的28岁，最大的61岁，中年女性约占七成。她们文化程度低，八成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工作地点因历史和地缘因素分散较广，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合肥和芜湖。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家政工作在5-10年，约两成有10年以上的经验。在工资收入上，约一半的家政女工工资收入在5000-8000之间，其余四成在3000-5000之间，而人社部发布的《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2017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水平为3485元，对比发现普通家政女工的比普通农民工收入高。此外，六成的家政女工有1个孩子，约三成的家政女工有2个孩子，这可能与安徽农村严格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

二、使用微信履行母职的内容

“身在都市心念家”是大部分安徽无为县家政女工的常态，在访谈中，家政女工谈到频率最高的是关于孩子生活、学习、品德和爱的商品转化内容。

第一、生活的照顾。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影响下，访谈的家政女工全部将孩子的饮食起居纳入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春梅在上海从事家政6年，有两个儿子，都在老家由孩子姑姑代为照顾。认为自己离得远也需要参与孩子的照顾上来。“他们（两个孩子）都是关键时期，哪能放心呢？我每天语音提醒他们加衣呀，有考试的话督促他们起床，双休日的时候鼓励他们在家做饭加营养。”（春梅，35岁，大儿子12岁，小儿子8岁）

第二，学习的指导。笔者访谈的10位家政女工有9位直言自己出门打工是为了让孩子有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微信则让家长与老师和学校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获取孩子的学习情况更容易。41岁的艳平，对16岁儿子高中和青春期的双重担忧令她经常向老师询问孩子的学习情况，协助老师管理。“老师也会跟我们沟通的，现在学校不是要加强留守儿童的关爱嘛，老师会经常跟我说，比如说孩子这段表现挺好的还是不太好，我们家长需要配合做哪些。”（艳平，41岁，16岁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