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是传播文学价值观的媒体

原标题：文学期刊是传播文学价值观的媒体（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学期刊篇⑦）

　　徐晨亮

　　让读者与文本重建关联

　　何 平：你为什么选择离开《小说月报》到《中华文学选刊》工作？

　　徐晨亮：2018年3月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之前，曾在《小说月报》杂志工作过10年。这两本杂志都是专业文艺出版社办的选刊，有很多相似之处。差别主要在于，《小说月报》创办近40年，早已形成明确定位，身在其中，连续10年月复一月地选稿发刊，难免有职业性的倦怠和磨损，也会让人对自己的审美判断产生怀疑：读者究竟是认可编辑的眼光，还是出于对杂志既有品牌的信任？而《中华文学选刊》1993年创刊时，已有多家为读者所认可的选刊，20多年来它又一直没有形成特别稳定、鲜明的特色，故而在业界与读者中的影响力无法与《小说月报》相比。但作为一本综合性文学选刊，它所提供的空间和可能性是极为丰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也一直期望将《中华文学选刊》与《当代》等刊打造成品牌文学期刊方阵，集聚作者资源、展现专业实力的平台。我选择接受这个挑战，把它当成一次职业生涯的重新出发。

　　何 平：你觉得文学选刊和原创文学期刊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徐晨亮：从国内文学期刊总体格局来看，绝大多数作协文联系统主办的文学期刊和社办刊，因客观条件所限，无法依赖市场发行生存，主要立足于业内标准，如选载率与各类奖项，建立自身的评价尺度；而选刊则不能完全将视野局限于文学圈内部，必须要在业内与普通读者之间扮演桥梁。除了关注创作潮流，也需要研究社会上的阅读行为与阅读场景的变化。作家可以只为了理想读者写作，但文学选刊则要设法吸引非理想读者，帮助他们进阶为理想读者，这样才能重建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外部世界的鲜活关联，以及更为健康的整体文学生态。

　　何 平：在《小说月报》期间，你是感觉到读者构成和阅读趣味的变化，才开设“开放叙事”吗？

　　徐晨亮：大约在2010年前后，《小说月报》发行量从高点回落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积累的老读者由于精力下降而自然流失，而年轻一代读者又未能及时补充，所以当时的主编指示我多关注年轻作家，并尝试利用互联网增加传播途径，吸引年轻人的关注。2014年接任执行主编后，我把之前几年的实践总结为“内核稳固，边界开放”：内核稳固，方不至随波逐流，边界开放，所以能不拘一格，向充满可能性的外部开放。2015年开设“开放叙事”栏目，推介过各类跨界性、探索性的文本，还做过科幻文学、网络文学、“90后”、新海外作家等一系列专题。但落脚点仍是发现读者与文本重新建立关联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文学期刊不能把自己变为“期刊文学”的自留地，很多“期刊文学”圈子之外的作者，其写作往往更切近文学的本源；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小说这一文体自身的限制，以及目前仍以小说为中心的文类秩序内部存在的问题。

　　“撷英采华”的选刊定位

　　何 平：我发现从2018年开始，《中华文学选刊》开始打破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三个文体大类，在栏目上做了一些更细的划分。

　　徐晨亮：在1993年《中华文学选刊》创刊号上，有冯牧先生一段寄语：“求真求深，宜精宜新，曲高和众，异彩纷呈。”其实后来者探索的方向都已浓缩其中，具体要做的只是充分研究目前的文学创作格局和读者阅读取向，让这本刊物达到应有的格局和高度。《中华文学选刊》曾有很长时间维持一部长篇、两部中篇、三部短篇加上名家散文、诗歌的格局。2017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选刊编辑部与《当代》编辑部合并，为了避免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重复，重新调整了《中华文学选刊》的栏目，取消长篇，设置了“主编阅读”“实力阅读”“作家记事”以及推介新锐作者的“锐阅读”、关注科幻等类型文学的“潮阅读”、选载海外华语文学的“八方阅读”等栏目。这样的栏目划分背后代表了一种打破传统文类划分，更具全局性与前瞻性的“大文学”理念。就任执行主编后，我又与社领导及编辑团队反复讨论，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跨越文体、类型、媒介、代际、地域的综合性文学选刊，从生长中的现场发现当代汉语写作的高度与活力”这一新定位。

　　何 平：选择“跨界”“越境”的办刊思路，你是否认为这是当下写作的新趋势，这样做是一种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