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行业“凛冬将至”？

熊志

今年6月前后，经营小游戏公司的杨勇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后，关掉了与两个合伙人共同经营的游戏公司。杨勇不是唯一的在游戏退潮中关掉公司的人。事实上，经历了资本狂热后，A股游戏类上市公司正逐步走向冷静和理性。

伽马数据不久前发布的《2019中国游戏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实际销售额从2018年的2144.4亿元增长到2330.2亿元，增速为8.7%，比去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

这样的成绩只能用适当回暖来形容，因为相对于2018年之前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的游戏产业明显进入了瓶颈。以移动游戏市场为例，2015年和2016年市场规模的同比增长都在90%以上。然而好景不长，爆炸式增长过后，行业大洗牌之下，艰难求生成了主流，2018年注销、吊销的游戏公司数量达到9705家，2019年更是达到18710家。

游戏行业异常艰难的局面，首先当然和版号有关。去年3月，原来负责审批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组之后，版号审批就一直处于暂停状态，停发时间接近九个月。

版号停发意味着游戏的变现渠道被掐死。最典型的是腾讯旗下的《刺激战场》，前期一直是亏本运营，真正开始变现还是在拿到版号，并改名为《和平精英》之后。

去年年底版号审批终于开闸，游戏概念股一度集体飙升。不过一方面，这一轮周期漫长的停发期，给很多中小游戏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另一方面，开闸后，版号的审批发放明显更严了。从重启到今年9月，一共才发了一千个出头的版号，而2017年全年要超过一万个。

对版号总量进行控制，以此倒逼游戏行业优胜劣汰，是监管层面收紧的一个缩影。就在去年年底，主管部门还专门成立了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对游戏进行审查。此外，防沉迷手段同样在不断地升级。比如今年11月下发的《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游戏时段、时长、付费充值上限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一旦严格执行，将有大量的玩家流失。

对游戏行业来说，前几年的高速增长，的确是建立在相对宽容的政策环境下的。加上没有分级制度，游戏行业的繁荣，衍生出种种乱象。如今监管收紧，行业洗牌是意料之中的事。

不过游戏行业遭遇的困境，监管只是一个方面，甚至只是一个外力。从行业自身来讲，核心原因还是用户红利逐渐见顶，整个行业进入存量时代，增长的逻辑彻底变了。

事实上，2015年、2016年前后，国内的游戏行业之所以进入爆炸式的增长周期，主要归功于游戏产业重心从PC端向移动端转移。相对于PC端来说，移动游戏的使用场景更多，在上班的公交地铁上，都可以来上一局。场景的拓宽，增加了整个游戏行业的用户活跃度。

另一方面，这一轮移动游戏的爆发，伴随着整个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下沉。四五线城市的用户不断被打捞上来，并且成为支撑游戏DAU日活的重要力量。所以，游戏行业的增长，建立在对低线市场不断渗透的基础上。

在这种爆发式的增长周期内，游戏行业成为资本青睐的风口。比如在2015年，游戏类上市公司的PE倍数高达98.46，远超A股的平均水准。在风口之上，不仅大的游戏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中小平台同样是躺着挣钱，因为用户增量市场实在太大，获客成本实在太低。

然而，用户增长的红利并不是无限的，在完成了对下沉市场的全面渗透后，转入存量时代的游戏公司，必然会面临着增速下降的局面。

在存量时代，那些过去躺着挣钱的游戏公司豁然发现，不仅获客成本不断提高，而且既有的游戏用户，尤其是一些来自下沉市场的用户，消费潜力还可能达不到它们的预期，以至于游戏变现的速度跟不上股东们的盈利要求。

用户增长到顶，和监管收紧的外部环境叠加，意味着游戏行业的粗放发展时代结束。所以现在很多国内公司都开始将目光转向海外。如果不想出海，那么对一款游戏来说，要想在激烈的国内竞争中杀出重围，首先要在游戏的设计上兼顾监管调性，争取拿到版号；其次还要面对高昂的获客成本；最后，还得有精细化的运营，保证持续的盈利能力。

存量市场下的竞争生态，必然导致游戏资源向头部公司集中。未来中小平台的生存，还将越来越艰难。在巨头的夹缝中，它们能分到的蛋糕也会越来越少。

当然，从整个游戏行业的未来发展来看，行业大洗牌并不是坏事。它提高了准入门槛，让行业的内部竞争，开始重点变为游戏设计、运营水平的竞争。

这种生态其实更有利于那些设计精良、运营能力一流的游戏公司脱颖而出。对它们来说，寒冬过后，是真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