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藤大介：戈恩的大逃亡与日本的“加拉帕戈斯

近藤大介/文 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日本《现代周刊》副主编

这究竟是谁的奇耻大辱？东京地检特搜部？顾问律师弘中淳一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是“日产”？

这个问题似乎暂时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毫无疑问的是，日本新年的喜庆气氛已经被这股“阴风”吹到了九霄云外。

对于没有“春节”这个节日的日本来说，1月1日的元旦就是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因为2020年的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将在东京举行，所以日本各大媒体都精心准备了以“2020全球聚焦日本”为主题的新年特别报道。

然而，让人大失所望的是，新年头条新闻的配图竟然是一个眉梢上挑、一副小丑嘴脸的男人。俨然和新年的祥和气氛格格不入。

这个男人就是原日产董事长、现年65岁的卡洛斯·戈恩。据报道称，12月31日，在东京取保候审的戈恩成功逃亡到了黎巴嫩。这个消息犹如海上飓风一般，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日本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啊？真的吗？”而紧接着的第二反应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对于这场逃亡，黎巴嫩某媒体报道称，一些前特种部队的成员伪装成一支表演乐队进入了戈恩位于东京的豪宅。表演结束后，戈恩藏身在一个早已定制好的乐器箱中逃出家门。随后，乘坐私人飞机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换成飞机飞抵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这个消息被全球媒体争相报道之后，日本人开始追责——这究竟是谁的错？

依我的浅见，这起事件就是日本“加拉帕戈斯化”之后的“和平痴呆症”的典型表现。

“加拉帕戈斯化”是日本的商业用语。其中的“加拉帕戈斯”是一个距离南美大陆约1000公里、面积约为8010平方公里的火山群岛。由于常年与世隔绝，岛上的很多动物都以自己固有的特色不断进化，最终成为了全球独一无二的“不寻常物种”。基于相似的境遇，日本国内展开一场关于“日本是不是21世纪的加拉帕戈斯”的讨论。

起初，“加拉帕戈斯化”出现于日本的移动电话行业。21世纪初，日本NTT docomo公司研发的“i-mode”引领了3G时代的发展。得益于i-mode，手机“发送短信”成为了现实。但在向4G时代迈进的过程中，日本仍然将全部的精力倾注在3G功能的研发上，以致将4G的霸主位置拱手让给了美国苹果公司。现如今，中国的华为公司又成为了5G时代的领头羊。日本移动电话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暴跌至1%左右，而且所谓的“全球市场”也只不过是日本国内市场的一亩三分地罢了。

同理，这次的卡洛斯戈恩大逃亡事件，也是日本“加拉帕戈斯化”导致的恶果。众所周知，日本是全球公认的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之一，所以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坚信“人性本善”，即人生来就是善良的，是不会做坏事的。

在中国，即使你只想坐一站地铁，也必须要在进站之前接受安检。但在“人性本善论”盛行的日本，所有人都认为，乘坐地铁的人不可能做坏事。所以，根本不会有人检查乘客的随身箱包。不仅是地铁站，就连日本的新干线车站也不会进行安检。甚至在买车票的时候，都不需要报自己的名字。购买日本国内的机票，虽然需要报上姓名，但是由于不需要出示证件，报一个假名字也可以轻松的买到票。

还有一件让中国人感到难以置信的事情，那就是日本人没有身份证。确切的说，日本政府自2015年开始，发行一种名为“My Number Card”的身份证件。然而，5年过去了，领证的日本人还不到日本总人口的15%。这也就意味着，仍然有85%的日本人处于没有身份证明的状态。根据“人性本善说”，绝大多数日本人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有没有身份证，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卡洛斯·戈恩却是一个在“人性本恶说”的世界里长大的男人——出生于巴西，六岁时移居黎巴嫩，后来又移居法国求学及工作。在工作中，他一边和贫困、歧视斗争，一边击倒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最终获得了今天的地位。当然，他和前妻之间的离婚拉锯战仍在上演。

其实，经历了这一切的戈恩，应该很难理解“加拉帕戈斯化”的日本。为什么会锒铛入狱？为什么会接受东京地检执拗的搜查？为什么要接受对自己明显不利的审判？

这是因为他察觉到，“加拉帕戈斯化”的日本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那就是“保释金”制度。日本的犯罪嫌疑人自被捕时起，直到被定刑为止，会被一直关押在拘留所。但是，日本的拘留所空间有限，而且必须用纳税人的钱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膳食。所以，对于一些被认定“不会逃亡，不会销毁证据”的嫌疑人，法院只要收到保释金，就会允许保释。于是，戈恩爽快的交了1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亿元）的保释金，从而回到了自己在东京的豪宅“候审”。

根据日本法律，戈恩在保释期间禁止出境，辩护人需要代为保管他的护照。如果是日本人遇到这种情况，绝大多数人都会静静的待在家里候审。因为，这是“加拉帕戈斯化”之后的日本人的“常识”。

但是，戈恩可是一个在“人性本恶说”盛行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了65年之久的老江湖。所以，他藏在了乐器箱里，逃到了海外。

那么，戈恩将会面临怎样的判罚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日方将会在犯罪嫌疑人未出庭的情况下，迅速做出重判。而戈恩的顾问律师、日本赫赫有名的人权派律师弘中淳一郎，也难免落得一个晚节不保的结局，召开记者招待会当众谢罪。当然，事已至此，无论他再做什么，都已经于事无补了。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将怎样呢？由于日本的“常识”通常是全球其他国家的“非常识”，所以我非常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人类的世界是由“人性本恶说“所驱动。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即将开幕之际，日本人应该认真反思一下这种“和平痴呆症”的状态。换句话说，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卡洛斯·戈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所谓的“日本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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