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2020|余永定：我们有能力不让经济增速跌破6%
11月16日，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19年第三季度以来，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困难挑战增多，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面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多次公开呼吁，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要、最突出的问题。近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明确表示，中国经济要守住增速不低于“6”的底线。
如何守住“6”这一底线？在余永定看来，必须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当前企业盈利环境的缺失是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最直接的原因，政府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让民企可以跟上来。这时如果政府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就能够产生一种挤入效应，民营企业就会被带动起来。”
长期因素不能用来解释近期经济表现
新京报：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
余永定：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形势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除了曾在三个季度中有微小反弹外，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在往下走，今年第三季度增速同比已经降到6%——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低水平——虽然由于猪肉价格的上涨，最近几个月CPI明显上涨，但核心通货膨胀率依然很低。从工业生产表现看，我们的PPI最近连续几个月进入了负增长区间。
投资增长的贡献急剧减少，是导致我们GDP增长急剧下降的主要直接原因。对中国来讲，投资增长速度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投资下降、制造业投资长期看是逐渐下降的、房地产投资结构存在问题。其中，房地产投资受调控的影响，曾经出现过低增长、负增长，2016年之后投资比较稳定成了经济支撑。现在，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是高于其他国家的，希望减少房地产投资占GDP中的比重。
现在我们在看待中国经济增速下跌这一短期问题时，经常用许多长期因素、慢变量来解释，比如人口老龄化、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环境治理要牺牲经济增长的代价、边际效用递减等。但在我看来，长期因素会通过许多中间环节影响近期经济表现，但长期因素不能用来解释近期经济表现。
当我们谈论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我们隐含地假定了我们在研究一个短期问题。在研究宏观经济管理问题时，用那些在数十年中发挥作用的长期变量和慢变量来解释以季度为时间单位的变化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例如，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储蓄率肯定会逐渐下降，中国的投资率也将会逐渐下降。但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最近几年中的逐季变动，是无法用人口老龄化来解释的。
6%的经济增速应是底线
新京报：在之前你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为何现在观点转向强调经济增速？
余永定：从90年代到现在，我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观点。在经济增速达到10%、9%、8%的时候，我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性改革。但2015年开始，我的一些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认为经济形势变了——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同结构改革、降杠杆等相比，维护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成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有人说基础设施投资饱和，没有什么可投的，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长期处于城镇化过程，基础设施投资在促进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起到很大促进的作用。实际上，不光是硬的基础设施，还有软的基础设施可以投资。另一方面，强调结构调整是对的，但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现在这种程度，结构改革和调整，不应导致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经济增速高一些，结构改革可能更容易些。反之，单纯强调结构改革，以为结构改革做好了，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持续的增长是错误的。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是长期问题，短期内没办法解决，或者代价过高。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新京报：在你看来，GDP增速该不该破“6”？
余永定：增速不能再低于6%应是中国经济要守住的底线。所谓底线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守住它，应该作为一个政策目标，下定决心守住这个点，不能再让它往下走了。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要、最突出的问题。
第一，GDP的持续下跌形成的预期会导致投资、消费的减少，而总需求减少会导致GDP的进一步下跌，进而形成恶性循环。第二，GDP和GDP增速是几乎所有经济、金融指标的分母，分母的减少会导致所有指标的恶化。去杠杆把分子减了，分母减的更多，杠杆率不降反升。第三，目前看，种种迹象表明，就业问题依然严峻，既有结构也有总量问题。第四，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必然会影响经济结构调整。比如上世纪90年代国家进行国企改革，关闭僵尸企业就要解决企业工人再就业问题、社保问题。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这些改革就比较容易推进。否则改革就难于推进。最后一点，外部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这就需要中国有一个建立在国内需求基础上的较强劲的经济增长去对冲不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经济可以说一直是跌跌撞撞的，但始终保持了较高的速度。审视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增长是硬道理”。如果中国目前已经陷入严重通货膨胀、如果我们财政状况很糟糕，我们就只能接受目前这样的增长速度，或者放弃保6%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现在尽管猪肉价格推动了CPI的增长，但核心通胀率依然很低，PPI已经连续数月负增长。尽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债务都值得关注，但考虑到中国的高储蓄率、中国政府控制的巨额资产，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我们还有相当的政策空间。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降到上个季度的6%。我们不仅不应该而且有能力不让经济增长速度再跌破6%。
应该强调的是，使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绝不意味着我们不要进行结构改革、结构调整。相反，两者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结构调整过程中把握好“度”，不能做得太过分。比如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时要避免一刀切、要实事求是、要循序渐进。一下子把大批工厂都关闭了，中国经济能承受得了吗？
既不要低估也不要高估地方债务的严重性
新京报：很多人主张慎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个理由是担心政府债务问题，你怎么看待目前政府债务问题？
余永定：首先，确确实实不要低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也不要过高估计地方债务的严重性，更不要因为地方债严重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降下来，就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这个制约，另一方面要注意防止过高估计隐性债务的数量。当年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政府的或然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高达74%-106%。事后证明，中国当时的政府债务（即便包括或然债务）并非像世界银行估计的那么严重。
第二，经济增长是改善财政状况的关键因素。反对执行扩张性政策的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的债务水平已经很高，担心进一步增长财政开支会导致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甚至导致财政危机。90年代末中国克服通货收缩的经验证明，当期财政状况只是初始值，只要能够稳定财政赤字对GDP的比，只要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使经济增速保持在较高的一定水平上，无论当前财政状况有多糟糕，国债余额对GDP的比，最终一定可以趋于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
第三，我们有大量政府能够掌控的净资产，根据社科院的计算，这个数值为17万亿美元。当然这个数字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我们的政府拥有大量净资产毋庸置疑，我们有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毋庸置疑。在政府财政出现严重问题时，这样的财富是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经济学是个选择的科学，是“二选一”，是“三害取其轻”，或是在诸种矛盾的选择中达到某种平衡。什么都想要是不可能的，“没有两全之策”。现在，经济增长和财政稳健是当前宏观经济管理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如果说当GDP增速依然维持在8%、7%以上时，去杠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GDP增速即将跌破6%，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化到保增长。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一定会导致财政状况的恶化。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把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放在首位。
政府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民企可以跟上来
新京报：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增加赤字，增加赤字有两种办法：扩大支出，减少收入。减税可以提高民营企业的信心，为何你主张扩大支出而不是减少收入，是因为减税没有空间了吗？
余永定：减税当然有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结构改革。我一直也认为，减税是有必要的，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费太高，但从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我一直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
首先，从宏观上讲，如果增加100元的开支，这100元可以马上变成总量需求的一部分。但如果减税100元的话，可能只有20元被支出了，另外80元被存起来了。因此，增加开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要大于减税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我们要取优的那一个。
第二，中国减税的余地到底有多大，要减什么税？特别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减税到底能够对经济带来多大的刺激作用？这些我不太清楚。在我看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现在中国的税收制度存在一个问题——中国的税制起不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比如，西方的税制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在给定所得税税率之后，随着经济的增长，税收自动增加，经济增速下滑，税收也随之减少。但中国的税收以增值税为主，起不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当然，这是一个长期问题，还需要认真研究。
第三，政府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带动中国的民营企业跟上来。现在民营企业投资增速下降与产权保护、税收等问题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问题是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这些问题当然要解决。与此同时，经济增速持续的下跌则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企业找不到可以盈利的投资项目是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的最直接原因。这时如果政府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就能够产生一种“挤入效应”。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投资项目由于商业回报率非常低，私人企业是不会投资的。但政府却可以投资，一旦政府投资，就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和投资，民营企业看到政府带了头，有了盈利的机会，自然就会被带动起来。同时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消费也会增加，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新京报：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货币政策还有哪些空间？
余永定：根据我们过去多年的经验，经济下行的时候，要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不是很有效，它是一种辅助性的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我建议要降低银行的利息率。相对其他的部门来讲，我认为银行的收益率还是太高，这既不合理也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可以带来三方面的正面效应：第一，现在很多企业倒下去都是因为不堪承受利息负担，把利息率降下去减轻企业的财政负担、降低融资成本。第二，银行降低利息率之后，也有利于国债的发行。第三，降息本身就可以，增加投资需求，刺激经济。
2020年全球经济继续走软
新京报：对于2020年全球经济形势，你的预判是怎样的？
余永定：2020年全球的经济走势应该不会很好。前一段时间，超常规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都已经用尽了，没有办法进一步使用这些政策刺激经济了。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主流的看法是，比如像特朗普认为，美联储应该像其他央行那样推行负利率，要求美联储把利率进一步往下走。但另一种逐渐高涨但还不是主流的声音来自德国等国家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他们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它忽略了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的重要性。
从总体上讲，未来一两年中，估计我们还看不到美国、日本、欧洲等一些国家陷入危机，但这些国家的经济继续走软是难以避免的。全球的总趋势是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负利率仍然会是一种主流，并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受外部环境影响，中国面临的外部形势大概率会进一步恶化。因而，中国必须尽快实现从依赖外需到以内需为主要驱动力的转变。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