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手术前点名要见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回忆
导言
1974年的春天,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出行当天,身患膀胱癌的周恩来不顾自己的病体,亲自率领四千多人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站在飞机舷梯上挥手致意的邓小平微笑着,但面对周恩来总理消瘦的身影,他的内心始终是难以平静。
在顺利完成了出访任务回国途中,中国代表团需要在法国巴黎转机。
抵达巴黎的邓小平却突然提出来,要去探访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间小旅馆。
邓小平提到的这家小旅馆,位于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这是一栋非常不起眼的小楼里
这间只有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陈设更是十分简单,二人在这里就拥有了深厚的友谊。
生死之交难得相聚
上世纪二十年代,戈德弗鲁瓦街17号旅馆的十六号房间,这里曾经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秘密编辑部。
一九二零年,当时只有16岁的邓小平来到法国开始勤工俭学。
一段时间后,邓小平在艰苦生活的磨练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下,终于投身革命事业,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结识了比他大六岁的共青团旅欧支部书记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是共青团旅欧支部《赤光》杂志编辑部的主编,邓小平则负责刻蜡版和油印的工作,包括聂荣臻、李富春、陈毅都曾在这家杂志社一起工作过。
根据邓小平的回忆,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生活并不好。
吃得不习惯,住得也很挤,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里,他和周恩来同吃同住,两人之间渐渐有了一些共同习惯,比如爱看足球,爱吃法国的一种小吃,都热爱自己的工作和信仰......
就这样,两人在困境中激发的默契和友谊,在朝夕相处中与日俱增。
但是他们谁都没法预料到,这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将会对他们今后的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上海同孚路(原石门一路)的柏德里700号,有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这里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至1928年的联络点。
那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主要负责主持中央工作。
邓小平则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主要工作是协助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在1927年那段“恐怖”的日子里,地下工作的危险性让所有的革命者常常徘徊在生死的边缘。
在那段时间里,就发生了一次非常危险的事情,当时中央特科了解到,上海巡捕房已经知道了周恩来的地址。
抓捕行动即将展开,特科的同志立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统一协调下,联络点中所有的同志都安全撤离,但邓小平因为外出执行任务,他刚好没有接到通知。
当时的邓小平还不知道危险已经距离他很近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他敲响了联络点的门。
恰好在巡捕房中参与搜查的巡警,有一位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听到了敲门声后立刻喊道:“稍等,马上就来开门。”
站在门外的邓小平听到了声音不对,马上就意识到情况有变,立即翻墙而出。
在那么严重的动乱之下,一批又一批亲密的同志就牺牲在自己身边时候,他们才知道“生死之交”就是在一瞬间有人将会失去生命。
也正是因为对周恩来声音的敏感辨识,让邓小平逃过一劫,这种长期以来形成了默契,成为他们总是能化险为夷的重要法宝。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三天,周恩来亲笔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写下:“送给小平、卓琳同志留念。”
落款就是:周恩来、邓颖超,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延安。
这是一张周恩来和他妻子邓颖超的合照,他们夫妻俩共同把这张合影送给了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卓琳。
在邓小平书房里摆放着一张书桌,书桌的抽屉里面放着一张他自己填写的履历。
履历下面就是那张周恩来、邓颖超合影的照片。
在一九九七年邓小平过世以后,卓琳觉得这张照片非常的珍贵,她就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了自己的卧室中。
在新中国成立前十余年的战争岁月里,周恩来和邓小平各自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上,相隔遥远。
这一张照片是难得的几次相聚中,最简单,也是最深情的礼物。
直到在这张照片送出后的第九个年头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才有了再次并肩工作的机会。
相遇即分离
再次相遇时,是邓小平刚从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担任政务院副总理。
自一九五四年九月,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后,邓小平一直作为国务院的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两人的默契合作也持续了十多个年头。
那时候周恩来与邓小平两家都住在中南海,距离不远,关系也十分密切。
因为当时居住在中南海有很多的孩子,大家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叫周伯伯和邓妈妈。
但邓小平却跟他的子女们说:“你们以后见到邓妈妈要叫姑妈,因为你们的邓妈妈就像我的姐姐一样。”
然而,这段美好的时光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1966年-1976年那个“特殊”的年代到来,打乱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平静的生活。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被一架专机送往了江西南昌下放劳动。
没有人知道邓小平将要在这里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机会再为党工作。
也就在邓小平下放江西之前,周恩来特地给江西当地干部打去电话,让他们尽可能地对老友一家和未来的生活做一些细致的安排。
毕竟在北方生活的时间长,到南昌以后气候有不适应,也没有暖气,房费也不要收得太高了,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当地政府对邓小平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些适当性的照顾。
就这样,邓小平一家三口住进了原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的“将军楼”。
这里,离他和卓琳劳动的拖拉机修配厂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路程,虽然他们的生活必须受到监管,更不能随意外出,但基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
当时邓小平的住所水压不够,夏天没有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当地政府允许邓小平一个星期去一次江西的滨江宾馆洗个澡。
在那种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安排,都是最温暖的呵护,陪伴着邓小平一家默默地度过了人生中最寒冷的冬天。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元帅在北京与世长辞。
一月十日,就在陈毅元帅追悼会召开前数小时,毛泽东主席突然提出前往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
在这一次的公开露面中,毛泽东第一次亲口提到了邓小平
当时正在一旁的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讯息,积极开展工作,开始为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积极努力。
一九七三年二月,邓小平在江西下放三年后,终于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下回到了北京。
而回京后,第一位来看望他们的老友便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
邓小平夫妇就在屋子外车到了以后,一同将邓颖超扶着慢慢下来。
一块儿进入到屋子里面,邓颖超的就先问邓小平的孩子们:“你们都怎么样啊”,因为她对邓小平家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熟悉。
所有人坐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
刚刚从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走出来的邓小平,这才从邓颖超口中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诊断患上了膀胱癌。
当时的邓小平特别的伤心,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周恩来像兄长一样地照顾自己,而身体现在却得了这么重的病。
卓琳将周伯伯得病的消息告诉孩子们以后,所有人眼中都含着泪水,但是不敢流下来,怕邓妈妈看到。
周恩来终于住进了医院,医生们其实老早就催着要他早些住院治疗,但周恩来说:“我一定要等小平同志回来再住院。”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至全党全军全国。
在周恩来的大力推动下,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央为党工作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在这件大事得以确定以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松了一口气。
以工作勤奋著称的周恩来,终于可以暂时放下肩上的担子,稍作休息。
一个月后,在北京玉泉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见到了邓小平、卓琳夫妇,并且一块吃了一顿晚餐。
那顿晚餐的气氛,谈话的内容,今天的我们已无从得知。
只是邓小平在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们去看了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
然而“相对无言”,并不影响这对老友之间的默契合作,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并肩奋斗,又给困难中前进的共和国带来新气象。
四月十二日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从柬埔寨解放区到达北京。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3年4月13日,邓小平出现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的宴会上,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后的首次亮相,引发了世界的 同年12月22日,周恩来亲笔起草的通知:“邓小平任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军委领导工作。” 一九七四年初,周恩来与邓小平密切合作,共同处理外交问题,四月份邓小平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进行发言发言。 四月十九日邓小平从联合国归来,在他踏出机舱门的那一刻,他见到的还是他离开时的情景,来迎接他的仍旧是老友周恩来,那瘦弱却坚挺的身影。 这一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一切信任和嘱托都在不言中。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没有多久,周恩来再次住院接受手术,从此不再会见外宾,而代替他履行这项职责的就是邓小平。 一九七五年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将于一月十三日召开,这是自一九六五年以来第一次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周恩来将在会议中宣读政府工作报告,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已经无法胜任任何长时间的工作。 主持起草报告的责任,很自然地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 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为了不使总理过度疲劳,邓小平叮嘱起草人,讲稿必须要短,三到五千字为宜。 第一稿出来字数长了,邓小平亲自负责找人进行逐条压缩,最终压到五千字以内,篇幅远远少于以往历届的政治报告。 然而继续如此,要当众宣读数千字的文章,对于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周恩来说,依旧感到不轻松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晚八时,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灯火辉煌,庄严肃穆。 步入会场的周恩来消瘦疲惫,在两千八百六十四名代表的瞩目下,周恩来以人们熟悉的苏北口音,坚定而清晰的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用明显虚弱但阳刚的声音讲道: “现在做政府工作报告,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强国......” 在人大会议结束后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周恩来向中央提出了一项重大建议,他建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全面负责。 刚刚工作仅一年多,邓小平就被赋予了党政军大权,并大张旗鼓地开展整顿。 面对这样的情形,“那些人”在恼怒恐慌之余,开始不断寻找并利用一切机会,企图阻碍邓小平的正常工作。 三次“打倒”,陪老友 因为“恐怖”势力还在,他们和邓小平之间还是会有很激烈的斗争。 有时回到家中的邓小平,看得出来这一段他的情绪是比较沉重的,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开始冥想。 然而就算压力再大,工作再忙,邓小平也会抽出空来陪着邓颖超一起,同周恩来的主治医生定期开会,研究治疗方案。 随着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邓小平紧急奔赴医院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有时甚至是在半夜,只要电话一响,他就会立即感到周恩来的病榻前。 一九七五年的九月一天,周恩来的病情再次恶化,这一次急促的脚步声再次打破了三零五医院走廊的宁静。 周恩来急需进行一次大型手术,邓颖超、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都在医院守候,这其中还有张春桥。 就在手术平车将要到达手术室门口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问道:“小平同志在么?” 邓小平立刻就走过来,俯卧在老友的头旁边,周恩来紧紧捂着邓小平的手,情绪顿时变得激动起来,声音也扬的很高说:“这过去一年多的工作里,事实证明你比我强的多!” 多年以后,当邓小平再次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时,曾对女儿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说给张春桥他们听的!” 病榻上的周恩来用自己的方式,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对邓小平的绝对支持。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永远停止了呼吸。 在那场举国哀痛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五千多名与会者宣读了悼词。 性格刚毅的邓小平,在一生中即使徘徊于生死边缘,也不会掉泪的他,在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声音哽咽了。 还是那熟悉的四川口音: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一九八零年的八月,邓小平的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中,曾这样谈起过周恩来。 他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们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邓小平和周恩来俩个人,从二十年代初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个人是心心相印。 两位传奇人物共同的奋斗,风风雨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一块儿并肩战斗在一起,这在政治家、领导人当中是一个传奇故事。 周恩来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将骨灰洒向了祖国的山川大海。 无独有偶,邓小平对自己百年后的归宿也做了相同的选择。 周恩来与邓小平,这两个为了党和国家事业奉献了毕生所有的革命者,最终在大海中得以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