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读法》

编者按

“变今之俗”四字，是孟子一生志向。《孟子》一书，成于战国，位列诸子，曾经是每个识字中国人的必读书，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本书从训诂、修辞和义理三个角度逐节解读《孟子》全本，探寻其雄阔简劲的文章笔法，感受其博而能约的历史眼光，体贴其明德新民的微言大义，从而认识古典和当下的交互，体会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感受学问与生活的融合。

作家张定浩沉淀十余年，以文学的读法、历史的读法、哲学的读法。解读《孟子》全本。

作者简介

张定浩，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居上海。著有文论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批评的准备》《爱欲与哀矜》，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等。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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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的生卒年月没有确切资料，据推测当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 年）前后，此时为战国中叶，据孔子去世（公元前479 年）已近百年，策士横行，儒道衰微。驺，古国名，位置在今天山东的邹县，离孔子的家乡曲阜不远。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孟子的学问当来自子思弟子的传授。他虽私淑孔子，以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自言“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尽心下》），然其思想进路，实与孔子有别。孔子自小出入三教九流，“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 子罕》），随后再一点点向上走，集往圣前贤之大成，所以，在孔子那里，尚且还有好玩和通融的一面，上接王侯，中与弟子，下及民间，他都能破除成见，亦师亦友。孟子虽与孔子一样，都是早年丧父，家境衰落，由母亲抚养成人，但孟母思想，颇接近现代，其三迁择邻，从荒野墓旁至喧嚣市集再至学宫附近，类似今天的父母为子女考虑在高尚地带买房；其怒断机杼，不惜以生计之小损来晓谕勤学之大义，也如同今天的父母一心要孩子努力读书向上。孟子自小便在此种精英主义的理念下长大成人，故他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上层精英这条路，直接追慕圣人，与民间关系相对较弱。所以，孔子是凡圣同居，时常能令我们觉得亲切；而孟子则每每“说大人则藐之”，多少让人有些敬畏。

孟子大约在四十岁之前，只在家乡的邹鲁之地活动。之后开始周游列国，历经齐、宋、薛、滕、鲁、魏诸国。当时，滕国国君最信服孟子，但其国土太小，国力太弱，虽行仁政，也引来不少贤人，却没法影响整个天下的局势；齐国国力最强，号令诸侯，称霸一方，故孟子一直希望在齐国施行其仁政，进而泽被天下，故其周游列国始于齐，也终于齐，在齐国停留时间最长，用心最深，却仍不得不落寞而去。《孟子·公孙丑下》言“孟子去齐”，反复四次，欲走还留，其思齐王改过从善之苦心孤诣，千载之下，仍令人动容。

孟子最后离开齐国时，大约已经七十多岁。在最后的十余年生命里，他带领万章、公孙丑等最忠诚的弟子一起回到家乡，整理孔门典籍，与弟子辩难答问，并自叙一生学问心得，最后被编纂成七篇，是为《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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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书，成于战国，位列诸子。汉文帝时设《孟子》博士，选纳贤良，研读此书，作为解释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重要参考，武帝时《孟子》博士之位虽废，但两汉诸儒对《孟子》无不熟习，著作中多有引用。东汉末年，赵岐于颠沛离乱之余，思儒家旧学，作《孟子章句》，述己所闻，证以经传，疏通文句，并总括各章大义于后，分原书内七篇各为上下，共十四卷，定原书外四篇为伪作，略而不论，其注疏精密且有条理，遂成为后世《孟子》的流行刊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老昌盛，玄谈四起，《孟子》旋被冷落，直至唐宋两朝，先是韩愈倡导在先，效孟子辟杨墨，以一己之力辟佛老，原道统，判孟子入孔子、曾子、子思一路的儒门正宗，“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开宋人孔孟并称之先河；后有王安石以一代大政治家的影响力，提升孟子地位。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朝廷刻石经九部，《孟子》位列其中，从此由子部一跃而成为经书；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更定贡举法，以经义策论取士，《孟子》位列考试科目；元丰七年（1084），同样在王安石的影响下，朝廷以孟子配享孔庙，从此孟子的官方地位得以牢固确立。王安石一生，对孟子无限倾慕，曾赋《孟子》一诗曰：“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当年游走于齐、梁、滕、鲁之间，倡议王政、“舍我其谁”的孟夫子，遂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政变法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撑。然而，福兮祸兮，随着安石变法的失败，孟子在宋代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责难和非议，其“德治”“民本”“井田”等外王一路的政治理想，旋即被打压，而其“性善”“本心”“养气”“集义”等内圣一路的人格理想，则经张载、程灏、程颐发扬，陆象山践履，直至朱熹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孟子集注》，熔旧铸新，一生致力，终将其光大。宋元至民初，历代诸儒于《孟子》注疏不绝，至今还可看到的这段时期的注孟之作，有七种最好。明末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就宋儒各家意见，指陈得失；黄宗羲《孟子师说》，承乃师刘蕺山心学路数重释孟子，发挥各章大义；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以赵岐《章句》为底本，集顾炎武以下六十余家之说，一字一物，均详加考证，辨清源流，《孟子》注疏之详，以此书为著；清末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以训诂求义理，驳斥宋儒、佛老之杂袭，以自然解必然，上探六经、孔孟之初衷；康有为《孟子微》，借西方新思想之刺激，重拾孟子外王之道，赞其得孔子之本，又言“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民初姚永概《孟子讲义》，集桐城派诸家之说，侧重体味孟子之文法；唐文治《孟子大义》，以政教两界之仕宦经验，于乱世中弃繁琐、探要义，弘扬孟子正心、尊民之学，欲以此救世，可谓得孟子之本。

大抵，在《孟子》一书的接受史中，宋代可视为一个分水岭，宋代以前，《孟子》是士大夫以上阶层的常备书；宋代以后，由于《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官方教科书，《孟子》遂连同《论语》成为每个识字中国人的必读书，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南宋文天祥的绝命诗，直至1949 年之前，依旧能回响在很多小学生的课堂上。此后，《孟子》之学，几近衰微。期间内地唯有杨伯峻《孟子译注》流行，用白话疏通文言，其优长在训诂，至于孟子内圣外王两路的精义，并无多少发挥。海外有南怀瑾《孟子七讲》，打通古今，清正明白，于先贤微言大义处多有体会，可惜对古今史事的旁支叙述太多，且训诂方面略显随意。

新世纪前后，国学热兴起，西学热不减，于《孟子》这本书遂滋生两种通行的读法。一种是国学的读法，如百家讲坛，以现代人思维和认识来附会古典，拈出几句格言警句，当成茶余饭后调剂，或轻佻，或迂腐，不通古今内外之变；一种是西学的读法，如学院论文，将《孟子》割离成数种概念和论题，如“性善论”“心身观”“养气说”等，各执一隅，各持意见，争讼不休，只为口食，或芜杂，或艰涩，鲜知明德新民之义。

时世变迁，旧日家喻户晓、立身行事之《孟子》，百年未到，已沦为佶屈聱牙、高头讲章之《孟子》。

“一本中国人人必读之书，就今言之，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钱穆著《论语新解》之发心与气概，亦是本书之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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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读法》的书名，是临近完稿时才确定下来的，它袭自清人王又朴的同名著作。此书我不曾得见，但通过比他略晚一些的周人麒《孟子读法附记》的大量引用，可略窥其端倪，大抵是通过圈点、评注的方式将义理融于文法，侧重修辞分析和鉴赏，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常说的文本细读。此种延续桐城义法的赏析类解孟之作，民初之后还有不少，如何漱霜《孟子文法研究》，又如高步瀛集解、吴闿生评点的《孟子文法读本》等。我个人对用赏析法解读经典的做法略有保留，故于以上著作均未深入钻研，在文法方面主要参考的，还只是姚永概的《孟子讲义》。

但我很喜欢“读法”这两个字，它虽源自古书，却有与现代汉语气息相通之处，又因为有了“文法和义法”的古义，也让“方法”这个现代义有了一丝厚味。

相应于桐城派所说的义理、考据、辞章，今天我们读《孟子》，抑或任何古典，也均有三种读法可取，即哲学的读法、历史的读法和文学的读法。“文学的读法理解怎么说，史学的读法理解说什么，哲学的读法理解为什么这么说，或者到底想说什么。”（参见张文江《古典学术讲要》）

先说文学的读法。孟子长于譬喻，又能透彻认识类比的局限性；思维缜密，又不作诡辩之术，只是条分缕析，教人辨清名实，不被流行概念所蒙蔽。其文辞雄阔简劲，常一气而下，逐层搜抉，势不可挡，又不觉迫切，方寸之间自有千转百折，蕴藉不尽。后世诸如唐宋八大家和清末桐城派，都曾反复浸淫其中，探寻和体会文章写法的高妙之境。

再说历史的读法。孟子当日言必称尧舜，书中多述帝王圣贤之行事，以及三代之制度典章，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虽未必全为真实，却不可轻易怀疑。譬如井田制度的详细记载，便以《孟子·滕文公上》“使毕战问井地”一节为最早文献，到了清末疑古思潮大盛之时，就有胡适等学者认为井田制不过是孟子杜撰的乌托邦，并不曾真的存在过，但通过现在出土文献和历史文献的综合考证，学界已基本承认三代确有如孟子所言的井田制的存在。孟子有所谓“知人论世”的说法，我们今天读他的书，也要有和万章、公孙丑等一起做他学生的谦恭，听他讲古，晓得历史上的好风光。

而对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读法，是哲学的读法。这里所说的哲学，并非现代学科体系中定义的哲学，而是回到“哲学”一词的原意，即爱智慧。为什么要爱智慧呢？因为要认识你自己。因此，所谓哲学的读法，就不同于之前提到过的西学的读法，它既牵扯到对孟子的理解，进而涉及对当时社会文化整体的理解，更关乎我们对于生命的体会，如何用一己之生命经验印证过往，也借往圣前贤之生命扩充自我。

哲学的读法、历史的读法和文学的读法，这三种读法在落实到具体文本解读的时候，又是一体的。正如孟子自己所主张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要“以意逆志”。文、辞、志，这三个层次，分别相应于训诂学、修辞学和诠释学，也可相应于考据、辞章和义理，具体方法可再参见本书《万章上》相应章节。要注意的是，很多词句的解释历代或无定论，或含糊带过，这时候就需要结合义理、人情、文法、历史乃至个人在这个时代的经验，反复体味原文，或能生发出有益的新见。

南宋陆象山曾在与朋友书信中谈及如何读经典的问题，“某尝令后生读书时，且精读文义分明事节易晓者，优游讽咏，使之浃洽，与日用相协，非但空言虚说，则向来疑惑处，自当涣然冰释矣。纵有未解，固当侯之，不可强探力索，久当自通，所通必真实，与私识揣度者天渊不足论其远也”。象山先生没有写过关于孟子的专著，却是将孟子之学融会贯通成一生的做事与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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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体例上，逐章先原文，后释读，极少数章节据前人意见予以合并，释读部分另拟小标题，力求在“人人可读”之前提下，折衷诸家，撮取大义，辨析疑难，激发身心。《孟子》历代注疏甚多，若从旧时集释格式，一一列举，恰如钱穆所言，“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故本书为求简要，于前人之说，除特别见解必著其姓氏以示一家之言外，一般通行解释不一一标明出处，读者如有意追寻本源，朱熹、焦循两家注疏都是不难获得的常见文献，若再有余力，可循书后所列基本文献一一互参，旧说新义自可分辨，作者断无掠美之可能。

至于字句方面，现代以来《孟子》的白话翻译类著作源源不断，但一方面，现代汉语与古典文言之间，实难做到观念义理上的一一对应；另一方面，过于依赖白话翻译，也无助于我们深切体会汉语之美。因此，本书除略微繁难处，一般易查询且无分歧的字句与拼读不再做逐字逐句的重复性注释，读者如限于程度，可在杨伯峻、杨逢彬叔侄先后的两部译注中任择一部，作为辅助阅读。

本书最先属稿当在十一二年之前，彼时应邀选释了《孟子》约十分之一的篇章，三万字左右。随后十年间写作重心转移，这方面工作就此搁置。直至前几年，蒙吕晨老师提及旧稿，让我想起当年钻研旧书册时的少年心气，遂决意完成全本。不承想待到再度动笔后，方知工程之浩大，加之年岁渐长，日常事务繁杂，写作中途常有望洋之叹。如今侥幸得成，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感谢译林出版社上海出版中心诸位编辑同仁的耐心等待和细致编校，但因作者自身程度限制，本书依旧会产生种种谬误，在此也恳切期盼所有读者的审正。

张定浩

2020年1月于上海

编辑丨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