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族》：谐谑中的一曲悲壮挽歌，向死而生

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人味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陈映真

第一次了解台湾作家陈映真，源于他在上面说的这句话，让我想到了把艺术当作生命的木心先生，给我的感触就是：有温度有情怀有力量的作家。

读了陈映真先生的作品后，更是钦佩不已。在底层小人物的卑微困苦中他总能看到人性的真善美，尤其他的短篇小说《将军族》，可谓台湾文学的艺术丰碑。

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姓无名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一个是来自大陆的国民党退伍老兵，一个是台湾本地贫苦家庭的瘦弱女子。

家人为了赚钱把瘦丫头卖去青楼，她选择逃亡，来到了村里的康乐队，遇到了三角脸。俩人在互诉衷肠中产生情愫。

三角脸为了帮助她赎身，把仅剩的三万元退伍兵让她回家还钱。五年后，俩人再次重逢，选择殉情而守护崇高的爱情。

这部短篇小说看似是一个底层卑微小人物感伤而凄凉的爱情故事，但是背后却彰显了一个时代的悲壮挽歌。

我将从悲喜剧风格、爱情之路、生与死的抉择三个角度去分析男女主人公是怎样从底层走上伟大的“将军之路”，一起解读作品的魅力所在。

看完这篇小说，直观感受就是凄婉的殉情悲剧，但是仔细分析作者的创作手法，却发现处处是喜剧的表达。

而在这种悲喜之间，更能凸显主人公死的伟大与精神的崇高。

小瘦丫头家庭贫苦，她被卖到青楼，因为自己逃亡，家里拿到的赎身钱被要了回去，自己还得回家还债，如果不回去被卖的就是妹妹了。

后来拿钱回去，仍然难逃被卖的命运，这样的事情其实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特有的悲怆现实，是当时变态社会人吃人的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小瘦丫头和她的妹妹也只是被贱卖、被侮辱甚至被践踏的一类人中的那么一个而已，在时代困境中难逃悲惨厄运。

而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小瘦丫头遇到了三角脸，三角脸用自己仅有的三万退伍金想帮助小丫头，想让她少受一点苦。

三角脸代表着反抗现实的一方，他们身在社会最底层，想要去改变现实，改变黑暗的社会，但是力量微弱，无奈也无力。

3万退伍兵也没能救小瘦丫头，小瘦丫头也没能逃出再次被卖的悲苦魔掌，他们俩的遭遇就是当时时代困境中千千万万底层人物难逃的噩梦与悲剧。

但是，在这样的悲剧中，作者却是以一种谐谑式的喜剧风格来进行描写。

特别在出殡的日子，太阳那么绚烂的普照，这使丧家的人们也蒙上了一层隐秘的喜气了，有一支中音的萨士风在轻轻地吹奏着，很东洋风的《荒城之月》，它听来感伤，但也和这天气一样的有意思。

首先，故事的开头是热闹的场景和出殡丧事联系在一起，让人感到一种讽刺意味。

作者用“萨士风轻轻吹奏”、“阳光的普照”、“神秘的喜气”等字眼，以欢乐的喜剧风格来写人死出殡的事情，表现得并不是那么悲情和痛苦。

其次，结尾处的描写，五年后小瘦丫头和三角脸再重逢，他们选择殉情。

当人们看到蔗田里的尸首时，说：“ “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于是高大的和矮小的农夫都笑起来了”。

结尾写的俩人死时的悲剧状态，但是却用这种轻快而谐谑式的喜剧风格去表现，在乐中更衬哀，也更显死的壮烈。

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发生的事情，在别人看来是悲惨的爱情故事，但是在那时候，对于他们可能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常态。

生与死于他们而言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选择罢了，最后当选择一起死去，他们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于胸前。

他们手里的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都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

5年之后，再次相遇，选择用死的方式逃离这个肮脏的社会，追寻自己心中美好纯洁的爱情 。

他们像婴儿那样干净去迎接重生的自我，这就是他们在不悲不喜之间选择的英雄宿命，也选择了悲壮的“将军”之路。

小瘦丫头和三角脸的相遇相知过程，作者采用的是第三人称与内在的第一人称的双重叙事视角，第三人称会让读者跳出故事冷静思考，第一人称又会把读者代入，让读者多层次地感受感情的发展变化。

首先，男女相遇经过了三次对话去完成情节的发展变化，内在的叙述就是“我”，我回忆自己的身世，被家里卖掉后来逃亡的故事，并讲述给三角脸以及读者。

在这样的叙事过程中会有把读者带入到故事中，读者会跟着“我”感受主人公心理变化过程，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小说中的真实场景。

其次，还有一个隐含的作者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在关注着三角脸和小瘦丫头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以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观看他们在5年间的发展变化。

在这样的全知视角下叙述者与读者之间有一定审美距离，读者会沉浸在故事中又跳出故事，感受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变化。

小瘦丫头和三角脸的感情其实经过了相遇—分离—重逢的过程，所以在这样的双重叙述融合之下，我们更能够感受到他们情感的发展变化，也更能感同身受体会个中滋味。

首先，作者没有追求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而是淡化故事情节。

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经过5年的分别后再次重逢，只道一句“几支曲子吹过去了”，在回忆与现实交叉之间，就把两个主人公的离合写出来了。

陌生化是指内容与形式上违反人们习见的常情、常理、常事，同时爱艺术上超越常境。在因素的对立与冲突中造成“陌生化”，给人以感官的刺激或情感的震动。

其次，当读者期待他们分别再相逢诉说彼此过往时，作者没有渲染小瘦丫头在这五年间的遭遇，也没有写三角脸五年的经历，是用一种陌生化的方式直接写他们对未来的对话与期许。

因此，小说情节和读者期待的内容不同，也更吸引读者，并通过意识的流动和主人公三次对话，暗示这5年间的遭遇，读者在感慨之中会更钦佩他们对彼此的钟情。

爱情到底是拥有还是成全？我们在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身上看到了真实的答案。

三角脸在康乐队寂寞地吹着喇叭，刚开始的他只是对小瘦丫头有一些身体上的欲望，后来了解了小瘦丫头的身世后，他开始产生另外一种感情。

当小瘦丫头需要钱回去赎身救妹妹时，三角脸毅然选择把自己仅存的三万退伍金给了小瘦丫头，即使知道她有可能再也回不来。

他知道成全她也是一种幸福，哪怕不能拥有，也要拼尽全力对她好。

爱是成全和放手，这是三角脸心里对爱情的定义和解答。

小瘦丫头回去虽然还是没有逃脱被卖的命运，但是五年来她从未放弃寻找三角脸，她也用自己的行动，回馈三角脸给她的爱。

哪怕不知道何时能再相逢，但我也愿意一直追逐你的踪影。

爱是努力拥有，这是小瘦丫头心里对爱的定义和探寻。

在他们心里，不论爱是拥有还是放手，但生命里相遇过，彼此的生活就足够美好。

看到结尾，我很疑惑，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分离五年好不容易相逢，他们为何不选择继续活下去，而要选择赴死，难道生要比死更痛苦吗？

后来反复读小说之后，才明白在那样污浊的现实社会中，可能死才是真正的一种重生，也是他们新感情的开始。

“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伊说，笑了一阵：“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行了。”

“下一辈子吧！”他说，“我这副皮囊比你的还要恶臭不堪的。”

当他们重新相遇时，小瘦丫头说要做他的老婆，但是因为自己曾经被卖到青楼，说自己身子已经不干净了；三角脸赶紧解围说自己同样恶臭不堪。

尽管过往经历很难堪，但是他们并没有降低对爱情的执着程度，许下一辈子的约定，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纯洁的爱情。

经过分别的这五年，他们也体会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感，彼此对对方是深入内心的那种情感。

阔别重逢，又想要给对方全新的自己和全新的感情，所以选择殉情，像婴儿一样纯洁地再生。

在他们看来，苟且地存活会玷污这样神圣的情感，而真正的相爱，即使下辈子在一起，只要远离污浊，感情永远是纯粹的，精神也永远是高尚的。

陈映真先生

文中讲到小瘦丫头和三角脸两个底层小人物的悲惨生活，乍一看，和将军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不然，“将军“两个字寓意深刻。

首先，他们俩是康乐队的鼓手和小丑，也就是村中安葬送殡的服务乐队成员，每天身着深蓝的底子，到处镶滚着金黄的花纹的制服，他们俩的服装造型和将军服颇有相似。

男女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于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都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

一个骑着单车的高大的农夫，于围睹的人群里看过了死尸后，在路上对另一个挑着水肥的矮小的农夫说：“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其次，男女主人公在《王者进行曲》中选择殉情，他们依然穿着像将军服一样的制服，在一个农民的转述中提到：“像两位大将军呢”。

“王者”和“将军”象征作者对底层人物获得尊严的期望和呼唤。

虽然他们生活悲惨，但是却选择壮烈地死去，不愿苟且地生活下去，他们虽然是卑微的小人物，但精神上就像将军、王者一样，是伟大名词的化身。

最后，在题目中也写到了“将军族”，为何要用一个“族”字？

其实背后代表着一群人，像小瘦丫头和三角脸这样的底层小人物很多，但是他们普通而又伟大，尽管生活悲惨仍然追求精神的崇高，他们都是王者风范的将军。

作者就是通过这样的象征手法，暗示卑微底层小人物精神的崇高和人格的高尚，也是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陈映真先生被称为“台湾的鲁迅”，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徐复观曾称他为海峡两岸第一人，也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而他的《将军族》更是文坛的不朽名篇。

无论是悲喜剧的风格特点，还是关于爱情的解读，抑或是生与死之间的抉择，作品中都给予了我们答案，而作者也总能从底层小人物身上挖掘出人性的真善美，传递给读者温暖与力量。

或许我们都是生活在底层的三角脸或小瘦丫头，一生平凡碌碌无所大作为，但是我们却可以追求精神的高尚，也向世界传递一份光亮和美好，便不枉来人世间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