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之外，意大利“封城”的生活细节

3月20日，距意大利本土暴发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有一个月， 意大利“封国”第10天，当天新增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近6000人，新增死亡627人，病亡者总数突破4000（编注：截至22日，意大利病亡总数已达4825人）。这一切别说在一个月前难以想象，哪怕是一天天亲眼看着疫情发展至今的人都难以接受。海外最高的累计确诊数字和惊人的死亡率使意大利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身处意大利北部重疫区的我，则承载了国内外所有亲朋好友的担忧和关心。在家人焦心的嘱托和告诫中，意大利似乎正水深火热，全面失控，乱作一团，而实际上疫情虽然令人忧心，我所看到的社会现状却是运行有序的。疾病之外，次生灾害的影响被最大限度的规避了。毕竟疫情并不只关乎数字，更多难以被远方看见的社会运作细节才构成了我们在疫情中的生活。

3月21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一名行人“全副武装”出行。本文图片 新华社

变化始料未及，推迟回国变成无法回国

实习取消，答辩改为线上，旅行计划泡汤，几乎所有的计划都因疫情而打乱了。在意大利修读文物修复专业的我已一年多没回国，本计划1月23日考完毕业前的最后一门试就赶往机场搭乘当天的飞机回国，不料国内疫情突然暴发。我出于担心，从17日开始大量给父母转发疫情信息。比如世卫组织的官方防疫指南，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等等。

1月20日以前，几乎所有病例都集中在武汉，父母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还在沉迷于“集五福”，忙着置办年货，直到21日，湖北周边各省也出现病例他们才开始有些警觉。我纠结再三，终于决定取消机票推迟回国。父母最初显然很失望，认为我家地处偏远，“非典”时都零病例躲过，这次也不会有问题。然而随着1月23日武汉封城，情况急转直下，意大利一周后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父母开始觉得我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不然该困在国内无法返校了。

当时想着离毕业也只有两个月了，干脆等毕业后疫情平稳了再回去。局势的变化却始料未及：意大利成为了下一个重疫区，全国封锁，我回不去了。这次开始换家人轮番给我打电话，嘱咐我一个月前嘱咐他们的事。

3月21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人们在超市外排队等待购物。

一张“大网”，兜住了所有在社会中生活的人

我之所以可以淡定地呆在意大利，并不着急要“逃难”，是因为除了数字之外，疫情之下两种视角的观感完全不同。意大利之外的人们看到的是意大利医疗资源紧张，确诊病例飙升，紧急封国。但身在意大利的我则是从封城的配套政策和次生灾害如何形塑疫情下的生活这一角度来观察的。

我最直接的感受是意大利的封城法令非常细致。各种条款林林总总有上百个小项，从公共场所、交通工具、隔离规定到具体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从餐馆、酒吧、健身房、驾照考试到医院、学校、教堂；从省督、军队、雇主到每一个普通人，每个位置上的人需要做什么、会有什么影响都说清楚了，这使得封城令生效后的茫然无措状态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

在制定法令时，各种特殊人群的需要都被考虑在内了：比如法令写明，亲属可以获准跨城市去照顾独居老人，单亲家庭允许定期探望孩子，学校在制定线上授课时必须考虑残障学生的需要，种种细节不胜枚举。实际上，在每一条限制事项之后，几乎都有列出可豁免的情况；而禁止事项写得越细，为例外情况留出的空间也就越大。由于并不止步于一刀切的否定性命令，而是留出了紧急通道指出了另一条路，因而社会也并未一下瘫痪或被冻结，人们也并没有陷入恐慌。

封城法令之外，其他配套的社会支持系统也各自运作着，以支持紧急状态下的社会运转。我所在的大区一早就被划入了“黄区”（仅次于疫情中心的危险区），大区内中小学和大学也已从2月24日停课至今。最初教授们线上会议时还在抱怨看孩子的问题，几周后针对带孩子而无法工作的父母的补助就上线了。而在疫情最严重的“红区”，早在2月28日就出台了详细的经济扶助政策，从水电气费到房贷，从工资、停工保障金到企业贷款，都预防了因为封锁政策而出现现金断流而无法维持生存的困境。这些政策也随着封锁区的扩大扩展到了全国。

为缓解社区内家庭医生和药店的压力，意大利国家卫生局开通了药物免费专送居家专线，保障严重慢性病、行动不便人士和老年人在疫情时期也不会断药。卫生部也在封国后推广了电子处方，满足普通病人的需求并尽可能减少接触以遏制疫情扩散。即使是在医院满负荷运转的重疫区，也并未停止对非新冠重症患者的救治。癌症病人的放化疗、心血管系统的急诊、严重慢性病、重大外科手术依然在进行着，伦巴第大区划出了18家枢纽医院专门处理这部分患者，也有不少重患被转移至其他疫情较轻的大区治疗。

慈善机构也是重要一环。最初停课时，图书馆和自习室还是照常开放的，这是部分学生唯一的学习资源。随着政策一步步严格，所有公共空间彻底被封锁，本地助学机构也推出了免费网卡和流量卡，帮助那些因家里没有联网而无法上网课的同学。街上的流浪者也在被关注范围之内，封城后许多可领取免费食物的救济点也关停，他们失去了全部了生存物资来源，但也很快有救济机构补足了这片空白。而这些机构很多是官方或半官方的，疫情之下，它们交织成了一张大网，兜住了所有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

3月21日，在意大利罗马附近的奥斯蒂亚，写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横幅挂在阳台上。

我生活的这个人口只有15万的小城，虽然确诊数也在一两周内从数10例上升到了近300例，基本的生活需求却几乎没有受影响。

疫情暴发之初，我在家人催促下紧张兮兮跑到超市囤货，生怕去晚了就没有了，结果发现除了消毒洗手液仍然短缺，超市里所有货物都供应充足，甚至还有满满的打折销售的卫生纸。小城的宁静持续了两周，直到意大利全国“封城”才明显感受到周围的变化。原本熙熙攘攘的主商业街如今空无一人。在公共场所彻底关停前依然习惯于坐在露天咖啡座看报纸晒太阳的人也已无影无踪。超市里的工作人员都戴起了口罩，顾客中至少2/3也自我防护起来，排队结账时自觉地间隔一米。意大利人终于紧张起来了。

可他们之前不知道这个病毒的厉害吗？恐怕并不是的。最初我犹豫要不要回国过年时，从同学到导师都一致劝说我不要回去了，甚至已经开始担心那些已经身在国内的中国学生。他们都有读新闻知道这个病毒的厉害，可这种“知道”恐怕只是一种遥远而笼统的恐惧。病毒可以随人流动，我们割裂的生活世界却并未因共同的敌人而弥合为一。由于缺乏对彼处现实生活的了解，对别处的疾病的想象也无法移植到自己的生活中。在面对病毒时，我们并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来面对，而是病毒每敲响一扇门，门内的人都重新和病毒打了个照面。

意大利疫情暴发后，我的意大利同学们却出奇的平静。就算平时也会热心关注环保和女性权益等议题，此时也只是乖乖宅在家中，认为只是多了些时间做平时来不及做的事。我所看到的一些民间志愿团体，也多限于社区内的互助，比如年轻人自愿帮老年人外出购物送上门。反倒是我们这些留学生互相联系了起来，开设了各种各样的资讯搬运组，翻译最新的新闻报道和时评，力图做些什么。

在连日劳作精力几乎耗竭之后才意识到，在一个成熟的有安全网的社会中，每个层级都有各自的分工，每个人都只需承担好自己那部分职责。过于松散的社会带来的活力与分工过于细致的社会带来的固化，也许都需要反思。在这场无人能独善其身的瘟疫中，我只能衷心的为所有可以幸免的灾难祝祷，为所有无法幸免的灾难祈福。

（作者系在意大利的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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