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冷静期”已成法律，保护弱势的机制得跟

文 | 杜 虎

5月28日，长达十万字的民法典草案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明年元旦起正式施行。此前争议颇大的“离婚冷静期”条款，也得以顺利过审，没有像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希望的那样“被拿掉”。从结果导向而言，完善家暴等防范机制，应对离婚冷静期带来的社会冲击，应成为理性选择。

在这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第1077条规定了协议离婚的流程，“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民法典表决前，舆论热议离婚冷静期的规定时，焦点放在“30日”上，但按照通过的民法典内容，实际上的“离婚冷静期”其实长达60天。先是30天内任何一方可以撤回离婚申请，在领证期间只要一方不到场，30天里还是无法离婚。协议离婚确实变难了，这不是冷静与否的问题，而是为离婚设置程序障碍。

而关于诉讼离婚，民法典规定也有调整，第1079条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此前的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是第一次不予批准离婚，第二次诉讼准许离婚的前提条件是“分居6个月”，对照下来，可见诉讼离婚这条路也变难了。

所以从民法典的规定看，离婚的两条途径上都依法设置了比以前严苛的条件，不管当事人选择哪一种方式离婚，都将面临长时限的考验，由此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变数。尤其是，对那些在婚姻关系中受到暴虐对待的弱势一方，势必要承受更大、更严重的压力，而整个社会或将因此受到冲击。

蒋胜男代表建议，反对设置离婚冷静期，期望拿掉这一草案内容，以真正实现婚姻自由——不只是结婚的自由，还包括离婚的自由。从结果看，蒋胜男的建议应该也被立法者听到了，但很遗憾未被采纳。与此同时，为离婚冷静期及抬高离婚障碍辩护的专家也很多，认为这有利于避免“冲动离婚”。

蒋胜男 图片来源：新京报

民法典原样保留了离婚冷静期规定，离婚难已经被法典确定下来，此时再来驳斥专家的观点没什么意义了。现实的态度或许是，要观察“离婚难”问题对弱势一方的伤害，理解离婚不成的痛苦，特别是执法部门要认真对待家暴现象，妇联或福利机构当确立新的问题意识，以减少“离婚冷静期”对女性的戕害。

在许多遭受家暴的受害者那里，离婚是一条不得不选择的艰难之路。在踏上这条路之前，她们已经饱受伤害，甚至产生“不敢离婚”的扭曲心态。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这部分人群势必要经受更惨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克服离婚障碍带来的恐惧与实际损失。立法既然如此，执法机关当对此有清醒认识。

过去那种将家暴当作家事，不作为犯罪类型的执法偏见，应该对照离婚难问题加以改进。一方面是执法介入，做到罪罚相当，而不是轻轻放过施暴者。如果再继续轻描淡写下去，受家暴损毁的一方考虑到离婚的重重障碍，心灰意冷之下，难免出现比以往更惨烈的自我伤害，而执法机关稍微调整偏见就能改善。

随着“离婚难”问题摆在过不下去的夫妻面前，婚内弱势一方的权益流失会更严重，因为强势一方获得了更加充裕的时间、也被合法赋予更多的反悔机会折磨对方。这不仅仅涉及到财产转移、债务转嫁等经济剥削，更为煎熬的是制造了巨大的心理磨难。既然离婚冷静期延长了婚姻折磨，扶持受害者的机制就该跟上。

比如家暴的干预机制，国外有诸多有益的经验，比如设置家暴避难所、申请人身限制令等等。如果离婚难落到现实中，而防范家暴的社会网络一如既往的薄弱，那真是雪上加霜的坏消息。增加离婚难度可能降低离婚率，让这个数据迅速变得好看，但好看的数据无法代替真实的生活，防范及惩罚家暴的职能部门都该主动作为。

我们之所以强调因应“离婚冷静期”产生的新的执法责任，呼吁职能机构的新机制新义务，是因为离婚难带来的好处与弊端，分别由政府部门与当事人个人承担，而两下完全不对称。离婚率下降会被作为政绩写进报告，带给某些部门某些人荣誉，这是公开的；但离婚难的损害则完全由个人承受，而且是隐性的。

总之，在民法典保留“离婚冷静期”，对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设置更高障碍的现实下，再来表达遗憾已无多少实际意义。民意在立法阶段的表达已经完成阶段性使命，接下来，可以将焦点放在“离婚难”制造的家庭困境与社会矛盾上，督促执法及女性权益支持机构发展出全新立场，在“离婚难”的大环境下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