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平台与作者之争 网文行业也需要清晰制度
810万位作家,1220万部作品,1150万部自有原创作品,颇具规模的网文产业链,已成为文化行业一条醒目的风景线。
在过去20间,网络文学行业经历突飞猛进的增长:它从曾经的“地下职业”,变为泛文娱产业的基石。
网文行业的繁荣毋庸置疑,但其中也涌现出隐忧。最近,网文行业龙头阅文集团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5月7日,在阅文集团召开的作家恳谈会中,新管理团队明确表示,将修改现有合同,明确“著作人身权”属于作家本身,之前传闻中将全部改用的免费阅读模式,则将由作家自由选择。
这场“平台”与“作者”的纷争背后,折射出行业整体的“出圈”:网络文学不再处于原先的边缘地位,而是很多文化产业的增值来源。回顾网文行业的发展历程,正是不断的“阵痛”促使它螺旋生长,此次“阵痛”已带来实质性的“变革”,未来前景依旧可期。
勿用“口水仗”取代理性沟通
五一前夕,阅文集团迎来重要人事变动,创始人吴文辉团队卸任,腾讯副总裁程武携新团队接管阅文集团。围绕这一人事变革的,是不胫而走的传闻和流言,例如“付费”改“免费”,又例如新团队推行“霸王条款”,随之而来的是舆论的愤怒与撕裂。
实际上,正如许多评论人所指出的一样,这场纷争,核心的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新团队始终表示将继续巩固现有的付费阅读模式,而所谓的“霸王条款”,也是去年9月份的合同,并非今年由新团队推出。
从原先的“为爱发电”到如今市值千亿,回顾网文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行业一路走来的艰辛。2002年,在一间不起眼的聊天室里诞生了起点中文网诞生,根据网文作者血红的回忆,彼时的起点中文网没有稳定服务器,经常断线,有一次,他“写死”了一个小说角色,读者如洪流般涌进书评区,直接让网站宕机了。一个小小的服务器,曾是悬在初创团队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他们不得不东拼西凑借钱买了服务器,才让这家小小的网站存活了下来。
之后,吴文辉在行业内开创突破性制度:付费阅读,使得起点中文网迅速壮大,涌现年薪百万甚至千万的作者,也吸引了当时的资本巨头:盛大集团的注意,吴文辉率领团队加入盛大,之后又因与盛大文学管理层理念不合,率领整个团队出走,投奔腾讯,阅文集团才因此诞生。
到了今天,以网文为源头的IP变现市场已经变得炙手可热,网文读者变身“饭圈”,为作家打call;网文作品加速“出海”,成为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文化IP。在行业繁荣发展的背后,是时代的浪潮推动,亦是一代代网文写作者不懈的努力,是一代代作者不惜以百万字、千万字的更新,逐渐从“小透明”写成“大神”才让网文行业有了多元发展的今天,可以说,在网文行业的发展中,凝结了一代代作者的创作梦想,未来亦是年轻人自由挥洒创意和想法的平台,行业的健康平稳进步,对作者的意义极为重大。
因此,当争议快速发酵时,更多需要的是理性沟通,而非简单的“口水仗”和情绪发泄,需要更多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非争执、辱骂和威胁。阅文集团的“恳谈会”宣布,将在一个月后推出新合同,表现出了与作者和解的诚意,作者也应趁此机会尽量反馈对合同的意见,争取属于自己的合理权益。
制度亟待跟上行业发展
争议背后的另一核心,是高速发展的文化产业产值与制度的不匹配。行业已经到了快速变化的窗口期,而相关的产权法律、利益分配都没有明确的保障。
正如吴文辉在离职信中提到,经历20年的高速发展后,网文行业已经进入全新的阶段。面向未来,网络文学的发展正在孕育新的产业可能,阅文亟须基于IP,带领行业进一步去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的生态和更符合未来趋势的新商业规则。
而之前积弊已久的顽疾:例如更新注水、“枪手”代更,部分不合理合约、对于变现模式的争议等,都是在全新生态的构建中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阅文需要抱持更开放的决心,通过更彻底的管理转变,在业务创新、技术突破、IP构建、生态构建等方面迈上新台阶。
网文作家、人大代表蒋胜男曾经在业内公开提出“制式合同”的设想。从表面看,网文合同是作者与阅文的私事,实际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需要加以规范。由主管部门制定标准合同,企业使用,对保障双方权益,促进网文行业的长远发展,推动网文行业“走出去”都具有重要价值。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教授薛军看来,创作者和平台属于“共生”和“依存”的关系,相比互相对立,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共赢,平台如何赋能于优秀的创作者,产出更好的文化作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现有810万网文作者中,每个人利益诉求差别甚大,不应把平台和作者做对立式的解读,平台要有分层管理机制,从管理、权益分割上要更加细致。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文化行业是受到较大影响的行业之一。各大影院已长期暂停营业,演出机构连续取消演出,文化设施停业停演,往日业务丰富活跃的中小文化企业,如今面临着巨大经营压力。作为在线新经济的代表,阅文依然有着不错的表现,为困境中的文化企业带来启迪,也带来更大的压力:平台越大责任越大,如何让810万个创作者都能在平台上寻找到创作乐趣、满足合理诉求,考验着管理层的治理能力,也是对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一次“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