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冬到春 北京医疗队武汉驰援记

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345名患者接受救治，220人治愈出院，151人零感染。这三个数字背后，是北京市医疗队138名医生护士65天的武汉驰援史。

1月27日，这支队伍连夜飞往疫区中心，开始与“新冠”病毒漫长的博弈。

24小时内组建完毕、24小时内改造病区、24小时内收治患者。短短一周，这支队伍极快地建立了组织架构，然后兵分三路，像一家小型医院般顺利运行起来。

两个月里，医疗队扛住了满负荷运转的至暗时刻，也在患者陆续出院中看到柳暗花明。3月31日，他们圆满完成任务，援鄂归来。

1月27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医疗队队员登上前往武汉的飞机。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突如其来的战斗

每隔十几分钟，呼叫铃就鸣响一次，就像交班同事告诉裴迎华的那样。

床边扔满了纸团，宁辰在病床上坐卧不安。用药没有明显效果，能帮助她的只有储氧面罩，吸着氧，她的血氧饱和度最高也只有93%，有时掉到80%。她觉得喘憋、胸闷，非常难受，有时会干咳，一咳起来，呼吸急促，血氧继续下降，胸闷更加明显。

宁辰的病太重了。身体的难受让她焦虑非常，除了不断按铃，她自己也带着血氧夹，不停去看小屏幕上的数据。

“新冠”没有特效药，病房中治疗手段有限，裴迎华没什么办法，只能站在病床边守着。他始终以平稳轻松的语调说话，告诉宁辰情况还可以、没事儿，引导她放慢呼吸、深深吸气。语言不能击败病毒，宁辰能不能好，裴迎华心中没底，但陪伴和宽慰，至少能让宁辰的症状缓解一点。

今年1月27日，北京市援鄂医疗队136人（后增至138人）连夜抵达武汉，成为首批进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外援。这家以外科见长的综合医院，很快作为特殊时期的定点医院，开放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裴迎华是北京医疗队的一员，来自北京天坛医院。作为呼吸科医生，“新冠”病毒带来的症状基本在他意料之中，但武汉的情况让他意外。患者太多了，每当医疗队新增病区，床位会被迅速填满，与此相对的是医疗资源匮乏，临时改造的定点医院缺乏呼吸机、高流量通气机等医疗设备，让他有种束手无策的感觉。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硝烟中，似乎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战斗已经打响。

1月28日，短暂的一夜休息之后，医疗队进入工作状态。早上9点不到，领队刘立飞、临时党总支书记刘颖和来自十多家市属医院的医疗队队长们在驻地一楼大厅开会，定下了组织框架；一墙之隔的会议室中，队员们坐在台下，听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蒋荣猛“恶补”院感防护知识。

下午，医疗队几十位专家进入武汉协和西院病房楼，结合SARS期间的经验，提出改造现有病房。施工队连夜入院，砌墙、凿墙；与此同时，第一批进入隔离区的成员名单敲定，由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生丁新民带队前往。

丁新民在军队工作多年，数次参与国际应急救援，来武汉之前已经做足了预案。“新冠”对他来说并不可怕，但队伍中除了见惯风雨的老兵，还有从未进过隔离区的95后，他放不下心。当夜，他将队员们集合在房中，挨个儿看他们练习穿脱隔离衣。为了方便佩戴防护帽，医生护士们为彼此剪短了头发，临时“Tony老师”的手法不熟练，丁新民的一只耳朵被划伤了。

意外的伤害没有改变原定的计划，次日下午，北京医疗队首个病区开放，丁新民和同院医生臧学峰、北京老年医院医生田蓉进入隔离区，短短3个半小时中，收治了13位新冠肺炎患者。

3月6日，武汉，北京医疗队领队、市医管中心医疗护理处副处长刘立飞主持会议。摄影/新京报记者陶冉

“我们肯定得上”

对医疗队领队刘立飞来说，疾风骤雨的工作节奏比其他人来得更早一步。

刘立飞是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医疗护理处副处长。在北京还是在武汉，对他本没有什么区别，春节前，他就开始不断加班，晚上凌晨才能回家。但医疗队的消息来得突然，1月26日，他才知道自己成了这支队伍的领队，第二天中午开会，被通知当天就要到达武汉，“头一下子大了。”

刘立飞厚厚的笔记本中，还留着当天匆忙写下的备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物资是最重要的，参考先行医疗队的物资清单，适当调整后赶紧筹备；26日，医疗队刚刚完成报名，分头通知各院马上集合出发；联系机场；带上队旗党旗；和当地医院对接；记得建立医疗队组织框架；还要赶紧回家取行李。

相比之下，医生和护士们早早做好了出发的心理准备。

一月上旬，裴迎华已经开始关注“新冠”。一边是越来越严重的湖北疫情，一边是北京迅速拉开的防控举措，在天坛医院，发热门诊的接诊能力开始增强，裴迎华有了支援前线的预感。

早早的，裴迎华开始给家里人吹风，一旦有机会，自己要去一线，家人担心他的安全，不太同意。1月20日左右，科室果然发来报名通知：支援一线，地点未知。裴迎华瞒着家人报了名。

“这就是呼吸科的病，不管在北京还是在武汉，去小汤山还是去协和，我们肯定得上。”科室对增援大夫的要求是40岁以下，裴迎华“超龄”了，但最终说服了领导，争取到了支援的机会。

大年三十那天，北京世纪坛医院护士谭学兵和爸妈一起看春晚，屏幕上出现抗击新冠肺炎的特别节目，一家人都很感动，谭学兵问，如果前线需要我，你们支持吗？妈妈说，支持呀，你就是学这个的。

信口一句假设，很快成了真。大年初二上午，谭学兵看到报名通知，没怎么思考就报了名，半小时后，护士长给她打电话，让她尽快赶回北京。谭学兵当时正在赖床，赶紧掀了被子让爸妈叫车，她离开时，厨房里还放着饺子馅，一家人本打算下午一起包饺子。她没有说自己要做什么，但妈妈仿佛预感到了什么，坐在沙发上独自哭了起来。

3月8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为患者打完吊针后，北京同仁医院护士马磊推着治疗车走向护士站。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挺过至暗时刻

在武汉的前半个月，是医疗队经历的“至暗时刻”。

1月29日12楼病区开放，10层病区次日启用，2月3日8楼病区收治患者。抵达武汉的第一周，医疗队兵分三路，全力投入患者的救治之中。北京友谊医院医生刘壮一个人负担起医务处的职责，协调前方后方、队里对外，光是医生的排班表，就制作了5个版本。最忙的时候，刘壮在医院中工作12个小时，吃不了一口饭。

刘立飞的自我定位是“舵手”。当医生与护士在前方施援，他要掌握全局，管理好医疗秩序与全队工作的节奏。

“在北京开展工作，有明确的组织架构和规则，我要做的是落实与评估，按部就班。到了战时状态，早期没有组织架构、工作规则，任务不明确，也没有分工，最难的，就是怎么快速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挥系统，把一个医疗队变成一家小医院。”

抵达武汉的凌晨，刘立飞参考平时医疗管理的组织架构，设计了医疗、护理、院感、物资、信息等7个组，第二天上午，为各组确定负责人；与协和对接后，获悉当地患者众多，开放病区迫在眉睫，开始确定主任与护士长；病区全部开放后，医疗质量管理提上日程，医疗队出台多份文件，对院感、核心制度等进行规范。

刘立飞的身影频繁出没于住院楼和综合楼，总是穿着一身黑外套，胳膊里夹着厚厚的笔记本，步履匆匆。他没有睡几个整觉，白天开会，深夜总结、汇报工作，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在武汉没多久就瘦了十斤。

医生护士也在默默承受压力。每当新病区开放，医疗队就要重新分组，裴迎华在不停地倒时差。他经常夜班，消化系统受到影响，下班后一点胃口都没有，但必须保证蛋白质和维生素摄入，每天逼着自己吃东西；睡眠质量不好，担心影响上班状态，像吃钙片一样吃安眠药，头半个月吃完了一整盒。

有时，北京宣武医院医生李艳觉得自己在经受一场思维考验。在病区里，除了要考虑患者的治疗方案，还要安抚他们焦虑的情绪、回答各种问题，思考模式在医疗和人文关怀之间反复横跳，时间过得极为漫长。

丁新民进了病房就很难出来，他查房查得细，看到患者不盖被子、不吃东西，忍不住要唠叨，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着双层口罩，说话要扯着嗓子，一轮查房完毕，往往5个小时过去了。他身形挺拔，平时走路带风，但每次从隔离区出来时，整个人精疲力竭、步履虚浮，走路像是在飘。

患者的病情也沉甸甸压在医生心头。北京医疗队收治的患者中，近九成为重症、危重症患者。医生们看惯了重症与死亡，但一个病区成片都是重症患者，仍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看惯的死亡是一条‘长线’，一个月一两个，不是一天好几个。车祸、重病晚期，死亡不可避免，大家有心理预期，而‘新冠’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威胁，加上没有特效药物、缺乏治疗手段，令人压抑。”裴迎华心情沉重，烦躁、焦虑，不能无动于衷。为了避免影响状态，他很少和病人做感情交流，闲下来时看书、听歌，分散注意力，和朋友聊天时，也绕开工作的话题。

有创呼吸机到达后，压抑的状态有所缓和。2月13日，北京朝阳医院医生张黎明期盼已久的有创呼吸机来了，医疗队首次为两名严重低氧血症患者实施气管插管。在普通病房开展有创操作，感染风险提高，还要承担数倍的工作强度，但治疗手段增加，医生们心里好受多了。

3月8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北京同仁医院护士马磊为患者登记发药。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撒谎”的医生和护士

在隔离区，医生与护士们从未如此习惯于撒谎。

江华是12楼病区的患者。她的丈夫感染了新冠，在陪伴丈夫求医的过程中，江华也不幸感染。两人一同在武汉协和西院接受治疗，很快，江华与丈夫失去了联系，心急如焚。

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生张捷收到过江华的求助，离开病房后，他试图帮助江华找人，被当地的护士告知对方早已去世。这成了病区内心照不宣的秘密。江华几乎向每位医生和护士提出请求，得到的回复无一是没有找到，有护士安慰她，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有人寻找丈夫，有人寻找妻子。朱军曾拜托丁新民寻找妻子，后者早已因新冠肺炎而去世。丁新民骗他，人在ICU接受治疗。朱军不相信，因为妻子电话一直打不通，希望他能下去看看。丁新民说，ICU我们进不去，她好好的，只是手机坏了。怕谎言穿帮，出了病房，丁新民把这套说辞吩咐给其他医生护士，但凡朱军问起来，都这么答他。

“碰到这种情况，死也不能说，不然患者心理的支撑就塌陷了。”谭学兵说。她短暂地护理过一位奶奶，一天晚上，奶奶给她一包食物和生活用品，让她转给15床的爱人韩爷爷，她出门询问，当地的护士告诉她，韩爷爷已经去世了两天。护士站对角有个椅子，老人的遗物就放在那，她一时愣住了，平复了心情后回到奶奶床前，告诉她爷爷很好，让你自己留着用。几天后，奶奶的病床空了，人怎么样，她不敢问。

从院内到院外，从一间病房到另一间病房，患者与亲人被彻底隔开。临床治疗之外，医务人员试图为他们多做一点什么。

患者李祥今年61岁，母亲85岁，为了照顾他，母亲也感染了新冠。2月中旬，他突然告诉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护士孙姝妍，母亲去世了。孙姝妍一愣，下意识想安慰他，没来得及张口，就见他哭了起来。

李祥和孙姝妍的父亲差不多大。看着他掉眼泪，孙姝妍心里不好受。失去母亲的悲痛之后，是对病愈的心灰意冷，李祥开始消极对待治疗，不想输液、打针、吃药，说自己记不住，孙姝妍嘱咐他，把药分两边，吃过的放在另一侧，这样不会弄混。但凡有病人出院，孙姝妍就去告诉他，让他有活下去的希望。

一开始，李祥躺在病床上，不说话。慢慢的，状态好转，开始和孙姝妍聊家里的事。随着疫情淡去，医疗队陆续撤回，他开始关心北京医疗队返京的时间，希望他们留下，又希望他们早日回家。孙姝妍告诉他，你踏实养病，我们不走。出院前一天，李祥站在病房门口，一直等着孙姝妍。

“如果没有你们给我希望，我挨不到今天。”

患者发来“老年人表情包”

冬去春来，病区里的患者一个一个被送走了。到3月30日，北京医疗队收治的患者达到345人，痊愈出院者220人。

最初，没有人预料会在武汉生活两个月。

临行那天，刘立飞回家收拾行李，爱人给他拿出一个小皮箱，他看了一眼，翻出了家里最大的箱子，吭哧吭哧往里头扔了一堆行李、塞了两件薄衣服。那一日是大年初三，北京寒冬料峭，爱人笑他，你准备在那儿过夏天啊？

两个多月后，刘立飞穿着短袖从武汉回到北京，回想起当时出发时爱人的调侃，还会露出一个微妙的、辛酸又得意的笑。

到武汉那天，北京老年医院护士吴忠艳突然有种上了战场的实感，前途未卜，或许生死也未知。她把银行卡密码发给爱人，对方一直没有回复，只是每一次深夜下夜班，都会发微信让她好好休息。爱人不爱表达，从不说想她，只是有一回看了她脸上残留着口罩勒痕的照片，跟她说，突然觉得你70岁可能就长这样。

吴忠艳的儿子6岁了。刚到武汉，儿子和她视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吴忠艳说，桃花开了妈妈就回来了。后来北京的桃花开了，医疗队仍在武汉，儿子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等花儿开到漫山遍野，妈妈就回来。

当队员们回家的预期从半个月延长到一个月、从两个月延长到三个月，离别突如其来。最后一个夜班，搭班的协和大夫罗昶问裴迎华，要不要给你的隔离服上画个啥？裴迎华想了想，拜托他画个大白，可以拍了照给儿子看，第二天，得知医疗队要撤离，觉得画不成了、也穿不上了。去医院与当地大夫们告别时，却见罗昶拎了个袋子，里面是画了大白的隔离衣，他感动得差点落泪，生生憋住。

最后一次查房时，丁新民向患者承诺，可以送他们全部人出院。当天晚上，返京的消息传来，次日，他去医院和当地医生交接患者情况，想进病区再看患者一眼，怕控制不住情绪，最终没有进去。

人与人的情谊并未被离别切断。

李祥加了孙姝妍的微信，出院之后，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李祥是武汉人，因为医疗队，开始看北京的电视节目，有一回在电视上看到孙姝妍，特意用手机拍了下来发给他；每天早上，李祥会给孙姝妍发“老年人表情包”，风景图中飘着“把平安吉祥送给你”“愿山河无恙、你我安好”，到了晚上，就给孙姝妍的微信运动点赞。

医疗队撤离后，12层病区的医患微信群仍然热闹。虽已康复出院，面对陌生病毒，人们始终心有戚戚，医生们会宽慰他们放平心态；北京同仁医院护士韩遵海帮同事“拉票”，把链接发在了群里，直到投票截止，每天早上，患者们都会自发接龙投票。

3月21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北京医疗队队员看见一位老年患者康复出院，激动落泪。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这是一次很宝贵的经历”

异地驰援65天，仿佛一次殊途同归。

2003年，刘立飞还是一个北京化工大学法律系的学生，那时非典将偌大的北京笼罩在白色阴影之下。6月，刘立飞一返校，就住进了学校里的隔离点，七八个人一屋，每天要测体温，吃饭等着外面的人来送。

非典改变了刘立飞的人生轨迹。此前，他对医疗行业并不了解，按照常理，毕业后应该从事法律工作。疫情一来，医生们像打仗一样抢救病人、整个社会运行几近停止，这幅情景给他带来深深触动，毕业之后，他参加招聘会，将简历投给了北京市监督所，开始从事卫生防疫工作。

十多年中，刘立飞负责过社区防控、医疗护理，突发应急救治，经历了甲流、奥运会保障，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经验积累，最终让他站在新冠疫情的一线。

“17年前的非典，我是一个旁观者，隔离很快解封，工作时常听同事们回忆当年的经历，觉得很不容易。这一次也是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17年中积累的经验到关键时刻都派上了用场，在第一视角亲身参与抗疫，是一次很宝贵的经历。”刘立飞说。

孙姝妍觉得自己有种天生的正义感，想做点能帮助别人的事。当警察或者护士，是她从小的理想。出发之前，她不知道武汉的情况，心中害怕，但咬咬牙便报了名。在这里支援65天，她觉得经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挺自豪的，挺幸运的，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奉献一点小小的力量。”

对谭学兵来说，支援武汉有着更切实的收获。在北京，作为一名胸外科护士，她没有进过隔离区、没有长时间护理过插管患者，到了武汉，和ICU的前辈搭班，学会了使用很多之前都没见过的仪器。

还有一些令她自豪的事。穿着厚重的隔离服，戴着雾气重重的护目镜，扎针成了高难度操作。她是一个急性子的姑娘，但是彼时彼刻、必须要稳，她曾为病区最“任性”的患者扎针，一针见血，自此之后，患者在这个小姑娘面前总是“乖乖的”了。

（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