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在两个世界之间：31名欧洲中国留学生看疫情

无论就物理空间还是社会意义而言，流动性通常意味着获取经济教育机会的可能性和社会环境的开放和包容性；而不流动则是消极被动、身处困境的代名词。全球抗疫的特殊时期，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不同程度的隔离和封锁措施，从国家层面重新书写了流动与不流动的意涵。空间意义上的流动意味着传播病毒与风险；而居家防疫则成为遵纪守法好公民的责任。

笔者从4月15日正式开展“疫情下的中国留学生、国家和流动性”的学术研究，至今一共倾听了31名欧洲中国留学生关于留守和回国的故事，以及他们在全球疫情时期的特别体验和深刻思考。这31名受访者的留学目的地包括西班牙（7人）、英国（6人）、荷兰（4人）、比利时（4人）、德国（3人）、法国（3人）、意大利（2人）、瑞士（1人）、瑞典（1人）。

留守与回国：留学生的现实处境

2020年3月底，根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刘锦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中国在海外约有160万出国留学人员，仍然在国外的约有142万人。

在31名受访者中，回国的是少数（4人），大部分至今仍留守在留学所在城市或欧洲其他城市。

对于留学生个体而言，选择留守不仅是政治化和道德化的考量，更是对复杂现实的妥协。

尚未完成学业、机票难买费用高、回国路程艰险辛苦、路上和隔离时间成本高、旅行文件可能出现问题、担心携带病毒传染给家人、家中宠物无人照顾等等都是阻碍留学生回国的现实因素。

“3月13日（英国首相）提出群体免疫后，开始有大量中国学生回国。”在英国伦敦读商科硕士的柯昱告诉笔者，学生们把这个现象叫做“跑毒”。她说，“我们这一群二十多岁的人根本没有见过这种事情……总有人特别害怕，一传十十传百，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动过回去的念头。”她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行为，因为不能出门，又改上了网课，待在当地没有任何意义，回国是很正常的选择。但是，3月14日的直飞机票已涨到至少3万人民币。

4月初开始，英国使馆开始有包机接小留学生和特困留学生回国。经济舱3-4万人民币的价格令多数留学生家庭倍感负担。许多留学生在国内并没有购买医保，万一路上感染，国内治疗的支出也是一笔高额的费用。柯昱已经接受了暂时无法回国的事实，选择相信当地政府“待在家里，保护医院，保护生命”的措施，她表示自己已经不害怕了。但她也坚定地说，“如果这个国家（英国）真的社会失控的话，我觉得中国不会不管我的”。

在意大利米兰留学的王同学讲述了自己与室友共同抗击病毒并自愈的亲身经历。2月末，二人先后出现症状，怀疑自己感染后曾二度打电话向当地的家庭医生求助，医生都只开了扑热息痛，并让他们居家休息。王同学挺了三天三夜后退烧自愈，可室友依旧低烧不退。为了帮助室友尽快恢复，他请求国内的朋友寄送药品，却意外得知浙江省已经向意大利派出了国际救援队。最终，在米兰华侨华人青年会的帮助下，王同学收到了中国救援队提供的抗病毒和提高抵抗力的两种中成药，成功帮助发烧近十天的室友退了烧。

关于是否考虑回国的问题，王同学说，尽管自己无症状，但可能依然携带病毒，因而从道德上无法做出回国的决定，不想将病毒带回祖国。当然，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也是他决定不回国的因素。

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读本科的狮狮是受访者中少数几位成功回国的留学生之一。谈到回国，她说，“我不想给政府添麻烦，但也不想在国外等死，回国真的不是留学生的错”。狮狮从初二开始就在当地上学。国内疫情暴发后，当地中国使馆招募接听疫情热线的志愿者，她满腔热情地报了名，但无奈因尚未获得本科学历被拒。她发现当地政府无视新冠肺炎严重性，当地人防护意识淡薄，预计疫情很快会在意大利暴发，于是她在3月初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从那不勒斯转机迪拜，再经过国内两次转机后终于到达家乡，三天三夜未合眼。

乘坐4月中旬的使馆包机顺利从英国伦敦抵达上海，正在接受隔离的小羊觉得自己很幸运。英国全国停课后，由于个人原因和居住环境因素，小羊的精神状态持续不好，还出现进食困难的症状。于是她如实填报申请了国家包机，当时真的没想到能获得宝贵的乘机机会。谈到祖国的意义时，小羊说，“一直觉得祖国不会放弃我们，真有什么情况一定会接我们回去的。”

抉择在两个世界之间

“困在两个世界之间”（caught between two worlds）被移民研究学者用于形容一个移民群体陷入的两难处境。

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同时遭遇来自其他群体的偏见和歧视；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即使回国，也面临身份和重新适应上的困境。

当笔者询问受访者全球疫情是否给他们带来了“困在两者之间”的感觉时，发现了有趣的结果。

一部分受访者表示，国际航空管控的确令他们有想回国而不得回的身陷囹圄之感，有同学用“很绝望”来形容得知自己预定的航班被取消时的心情。不仅如此，与当地人在防疫措施和疾病认识上的观念差异，也给留学生带来话语权缺失、不被接纳和受排斥的感觉。尤其是当他们感受到来自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和当地青少年在言语、眼神和动作上差别对待的时候。坐标德国的林麦央称，本来很多留学生就是“肉体在欧洲，心在中国”，在疫情这个放大镜的作用下，会更加感到不知所终。

“疫情让我觉得不属于这里。”在西班牙马德里留学4年的小漂亮说。她以前觉得自己融入得挺好，经历疫情才发现自己与当地人存在很大的差异。她不想听见有偏见的声音，也开始不能理解西班牙式的幽默。在中西断航，包机昂贵的情况下，回国之旅充满了未知数。

更多的受访者并不同意用“困在两者之间”来描述他们的处境。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读博的小A告诉笔者，她现在想“赶紧毕业回国”。疫情令她充分认识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坚定了她回国的信心和理由。因为回国让她觉得有“主人的地位”，而在当地就是“寄人篱下”。

在西班牙阿维拉的小新即将本科毕业。虽然她一直觉得中国很强大，但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而言，她仍打算按原计划在西班牙读研深造，并在研究生毕业后在西班牙短期就业。但是，当地飙升的失业率令她有所担忧。小新说，“一切都要视情况而定，但我不被动，也不悲观。”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胡持已经与一家公司签订了工作合同，准备在当地工作几年。谈及融入的问题，他反问说，“为什么要融入呢？我觉得diversity（多样性）就很好。”他在读硕士之前一直在中国接受教育，并认为是“祖国定义了我”，也希望祖国越来越好。选择在荷兰工作是考虑到个人事业的发展机会，与他对中国的认同感并不矛盾。

还在读本科的王刚告诉笔者，国内疫情暴发后，他曾协助两个校友会救援群往回国输送了大量物资。当欧洲留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却因为航班减少难以回国。网民针对留学生回国的负面言论尤其令他感到自己是不受国民欢迎的人，因而开始考虑留在海外生活。他之前还在同时考虑两边的发展机会，但现在他坚定地说，“我已经到了决策的时候了，必须要take side（选边站）”。

2020年4月30日，厦门大学教授、世界华人研究学会主席李明欢老师在“法国华商抗疫”网络会议中提到，海外华人华侨反歧视、抗疫情，他们生活在祖籍国和当地国两个世界之间，渴望得到两个世界的双重认可。相似的是，中国留学生也是一个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渴望得到双重认可的群体。但不同的是，绝大多数留学生并不是留学所在国的移民，而是暂居者；他们并没有扎根于当地国，仍面临归国发展的可能性。

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两个世界之间做出抉择。如刚从荷兰毕业回国的小D所言，“无论有没有发生疫情，所有留学生都需要选择倾向一边，而不可能永远游离在两者之间。疫情会加速大家的思考，让每个人去更快做出判断和选择。”

污名化、脸谱化和流动性的治理

关于互联网上流传的关于留学生回国“千里投毒”的言论，许多受访者表示尽管可以理解国人担心境外输入病例有害中国疫情控制的心情，但将留学生回国与病毒传播划上等号是非常令人不解和心寒的。绝大多数回国的留学生都是健康的，且都非常注意旅途防护，积极配合隔离。

污名是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的概念。他指出，污名不是一种本质属性，而是一种“关系的语言”，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话语表达和主观阐释的产物；同时，被污名化的个体有能力通过进行某些活动或改变人们理解某事的方式，打破“不体面的区分”。

估计戈夫曼未曾想到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污名的制造和传播更加迅速、成本更低廉、结果更不可控。一句“千里投毒你最行”几乎令被污名化的群体无力发声、无从抵抗。正如荷兰莱顿大学的中国研究学者施耐德（Florian Schneider）博士在近期出版的“China’s Digital Nationalism”一书中所言，看似简单、微观且受一定限制的行为，通过互联网的传播，也可能造成不可预料、难以限制的宏观行为结果，而这些结果的能量可能远超当初那些微观行为的总和。

个别回国后被隔离的留学生要求喝矿泉水的事件成为网络新闻热搜。对此，曾在留学期间攻读新闻专业的王同学认为此类将留学生塑造成“巨婴”的“脸谱化”言论非常具有偏见，不能将某些个体的行为盲目放大成为整体的形象。事实上，从受访留学生的背景、经历以及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群体的多样性。在英国利兹读博士的易杰认为，网民误以为留学生都是富二代且崇洋媚外，也没有考虑到留学生也是中国公民的一员，他们“对留学生群体有偏见，同时对公民身份理解片面，导致他们不能共情”。

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项飚教授在“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一书中指出，对于归国人员的管理是亚洲各国现存普遍的一种治理流动性的方式。笔者认为，疫情时期国家采取治理流动性方式是，通过暂时限制回国人员的类型和规模，以保证国内人民尽早实现流动的自由。

部分网民对留学生的恶意和偏见也正说明了在特殊时期国家管理流动性的问题上引发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心理对立。

国家要从共享与包容的角度弥合这样的心理差距，维护社会的团结，进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关于如何维护疫情和后疫情时期海外中国留学生利益的问题，驻各国的中国使领馆应加强建构当地的社会支持网络，提供及时的帮助，与此同时，应深入了解中国留学生的回国需求，适当增加包机的数量；政府要继续完善远程医疗咨询、社会支持和心理辅导，同时保证防护物资的及时全面发放；有关部门应该着手思考对因疫情中断留学的学生提供国内转学的政策。从社会舆论来看，主流媒体应该多全面宣传普通留学生面对疫情的学习和生活挑战，不能因个别人的出格言行而污名化，也不能因少数人的闲适生活而浪漫化。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作者马萧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博士后。本研究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何雪松教授发起的“感受”项目的子项目之一。从1月底至今“感受”项目共搜集了儿童、学者、留学生、社工等20多个群体，共70名普通人的“战疫”故事，发表于“社会工作智库”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