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

编者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而且是连续办大事， 年年办很多大事， 办成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是一种接力办大事的制度， 一代接着一代干， 越干越能干的制度。这是集中民意民智民力办大事的制度， 能够充分调动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民群众拧成一股绳， 克服各种风险挑战， 实现宏伟目标。这是包容创新办大事的制度， 能够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 从不故步自封， 从不骄傲自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明确指出其中一个显著优势就是: 坚持全国一盘棋，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在党的《决定》中得到了政治认定， 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 今后我们 推 进 创 新 跨 越 也 要 靠 这 一 法 宝。”2019 年 8 月 26 日，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也强调: 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我们的制度为什么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不是任何制度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应当是什么样的? 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需要深化研究。

一、这是接力办大事的制度，能够保证一代接着一代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能够始终如一地把制定的每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到位。

1. 40年来， 我们依靠制度体系接力发展，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

2015 年 10 月 29 日， 习近平指出: “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 明确提出到 20 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 这个目标在 20 世纪末如期实现，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 党的十六大提出 21 世纪头20 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扭住这个奋斗目标， 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稳定接力性。

40 多年前的 1979 年 12 月 6 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使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 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 而是‘小康之家’。到 20 世纪末， 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 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 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982 年 9 月， 党的十二大报告确定“从 1981 年到 20 世纪末的 20 年， 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 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 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这个目标， 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 人民物质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经过 20 多年的奋斗， 到 2000 年， 总体小康的目标顺利实现。在总体小康社会实现的基础上， 江泽民接力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2001 年 1 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 江泽民指出， “人类社会进入了 21 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这里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2002 年11 月 8 日，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进一步明确了今后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我们要在 21世纪头 20 年， 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到 20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 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 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 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 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 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在十八大报告中， 胡锦涛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强调指出: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两个百年”的重要目标来看待， 把它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的来看待。他指出: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2015 年 10 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 包括: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从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 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这一目标到2019 年顺利完成。这是制度接力的功效。

2. 近 30 年来， 我们不断推进制度完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同志就在探索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因为， 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我们自己， 而且在世界上很多政要看来，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体制， 无法结合。无数的观念障碍， 包括“左”的教条、新自由主义的右的理念， 都横在我们面前。针对这种种束缚， 邓小平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强调: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一下子就把人们的思想从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怎么搞? 江泽民同志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第一， 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 把企业推向市场， 增强它们的活力， 提高它们的素质。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 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第二，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 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 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第三，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 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积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 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第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这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问题。政府的职能， 主要是统筹规划， 掌握政策， 信息引导， 组织协调， 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 如何完善?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辛探索。2003 年 10 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指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 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 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第一， 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 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二， 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第三，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 完善企业领导人员的聘任制度。第四， 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从 2002 年到 2012 年， 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都对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部署。这十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很大的完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完善之后， 如何进一步发展?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划时代的探索。2013 年 11 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 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 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保障公平竞争， 加强市场监管， 维护市场秩序， 推动可持续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 弥补市场失灵。七年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成熟，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 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集中民意民智民力办大事的制度，各种困难和挑战都能够化解

在一些西方学者或者观察家看来， 中国之所以能够办成大事， 原因在于中国的制度是“威权主义”的或者说是“极权主义”的。言外之意就是， 这种制度体制即使办成了大事， 也不值得赞美。这种对中国的“威权主义”的盖印或者“极权主义”的封印， 说明其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无知有多深。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中国凭着日益完善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年年办大事， 连续办大事， 基本上没有出现过颠覆性的错误。试想， 如果中国真的是“威权主义”或者是“极权主义”， 能干成这么多大事吗? 世界上但凡是威权主义、集权主义或者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国家， 没有一个能够持之以恒地办大事而且办成大事的。专制主义或者威权主义的国家， 由于搞个人独裁和个人膜拜， 既不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 也不会听取别人的意见， 掌握权力不久就会出现各种混乱， 不可能持续办大事。中国之所以能够持续办大事、长期办大事， 不会犯颠覆性错误，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基础之上的， 不是什么“威权主义”， 更不是什么“集权主义”。

1. 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充分体现了这一本质要求， 使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得以切实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全过程民主， 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 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强调人民民主权利的真实性， 能够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 系统地保障了人民在基层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做主; 我们努力建设了解民情、反映民心、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人民群众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要求， 保证了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中国的民主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构成的。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 都是一种全过程民主。所谓全过程， 意味着从基层到中层， 再到高层， 都是进行民主建设。而且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是贯通的， 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也是通达的。2019 年 11 月 2 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区治理和服务情况， 一场别开生面的法律草案意见建议征询会正在进行。习近平强调， “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 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从《决定》的基本内容看， 我们所有的制度和国家治理都有着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要求: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要求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 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心、改善民生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 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 着力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 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 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基础上， 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 加强人权法治保障，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要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创新行政方式， 提高行政效能，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2. 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够实现人民的新期盼即“八个更”， 充分实现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说: 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 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更”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具体体现， 《决定》从多个方面把这些要求制度化了。为了实现更好的教育， 《决定》明确要求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了实现更稳定的工作， 《决定》明确要求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 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为了实现更满意的收入， 《决定》明确要求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使劳动者能够持续增加收入。为了实现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决定》明确要求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坚持应保尽保原则， 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稳步提高保障水平。为了实 现 更 高 水 平 的 医 疗 卫 生 服 务，《决定》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水平。为了实现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决定》明确要求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为了实现更优美的环境， 《决定》明确要求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包括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 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 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等。为 了 更 丰 富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决定》明确要求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 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 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文化精品。

三、这是包容创新办大事的制度，能够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封闭的， 更不是故步自封的， 而是包容开放的， 是创新发展的， 它能够把世界上一切好的制度文明成果加以吸收借鉴， 变成自身的东西。

1. 这是包容性的制度， 是能够吸收借鉴， 也是敢于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制度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借鉴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 从不拒绝对体现人类文明成果的制度和治理方式的借鉴。

首先， 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上， 我们强调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例如，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中央提出: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 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 资本主义可以用， 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不仅解放了我们的思想， 而且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找到了实现的重要路径。1998 年 12 月 18 日，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大会上， 江泽民指出: 必须打开大门搞建设， 必须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 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把坚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10 年后的2008 年 12 月 18 日，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 胡锦涛也指出: 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 认真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2018 年 12 月 18 日，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强调指出: 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 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 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 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这种宽广胸怀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成熟壮大的强大动力。

其次， 在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 我们吸收借鉴了西方国家行政体制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经验。1993 年 10 月 1 日， 中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开始施行， 这是我国人事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里程碑， 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行政机关新的人事管理制度的基本确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干部人事管理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 并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做法而形成的。这些做法为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使用， 反映了现代人事管理基本规律， 我们学习借鉴是必然的。当然， 这种借鉴不是照抄照搬， 而是结合国情加以科学改造。

最后， 在社会发展方面， 我们吸收借鉴了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成功做法， 建立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决定》指出: 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坚持应保尽保原则， 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稳步提高保障水平; 加快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加快落实社保转移接续、异地就医结算制度，规范社保基金管理， 发展商业保险。

2. 这是创新发展的制度， 在长期实践中不断丰富制度内涵

首先，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进一步完善， 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 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立法权， 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建设， 完善人大专门委员会设置， 优化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 健全人大工作机制， 推动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逐步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先后出台有关人大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20 余件， 对人大立法、监督、代表、自身建设等方面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决定》更是提出: 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 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 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健全代表联络机制， 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健全人大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和议事规则，完善论证、评估、评议、听证制度; 适当增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 加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建设。

其次，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 我们党进行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提出: 在所有制结构上， 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 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非公经济的壮大， 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 也是适应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提出来的。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2016 年 3 月 4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 专门就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发表了讲话。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2018 年 11月 1 日，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 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 从来没有动摇;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 这是不会变的， 也是不能变的; 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都不要听、不要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指出: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2019 年 12 月 4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 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