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又添了新岁

　　红孩

　　北京的秋天是最令人难忘的。尤其是霜降前后，枫树红了，银杏黄了，让你觉得这空气里夹裹着的到处是丰收的气息。我不知别人是否还有别样的感触，我的直接感触是这一年又要过去了。尽管2020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

　　这些日子，脱贫攻坚已然成了最为热搜的词，也是《新闻联播》里最重要的内容。我的书桌上各种有关书籍报刊也在不断增厚。我理解朋友们的心情，他们把薄的厚的不同体裁的作品邮给我，无非是让我去分享去品评。作为写作者，我向来把写作视作一种劳作，不管是什么样的作家，大家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播种收割收获。这当然是文字的收获，是精神的收获。但在文字的背后，我们往往又能感受到国家意志的体现，老百姓摆脱贫困获得幸福的喜悦。

　　我对贫困的直接认识，来自于我的儿时记忆。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那时只有五六岁。记得当时的北京郊区，很多乡村还没有普及电灯，吃水还要到村中的井里打。一般农家，两口子都是农民，孩子三四个，靠挣工分过日子。往往，一个工分也就三四分钱，干一年下来，不但分红分不到钱，还要倒欠生产队里的粮食钱。

　　七八十年代，很多农家为了弄几个零花钱，养猪养鸡。养鸡不是为了吃肉，而是为了让鸡下蛋。鸡下蛋也不是为自己吃，主要为了卖钱。这也是农家赖以生存的重要方式之一。

　　印象中，在1972年某个初冬的早晨，我听到前街石磨处有个老太太昏天黑地地大哭。我母亲耳尖，说，好像是本家五大妈在哭。她就对我父亲说，你去看看，那五嫂为什么这么哭？难道是五哥不行了？大约十几分钟后，父亲回来，笑着说，五嫂早晨想着要杀一只大公鸡，给五哥补补身子，哪想，她掏鸡时一时走神，竟错把一只母鸡当公鸡杀了。有道是老母鸡是老太太的命根子，本指望母鸡还能下蛋呢，你说她能不伤心大哭吗？

　　比起五大妈哭老母鸡，我母亲哭老母猪更让我至今无法忘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家养了一头老母猪，从上一年的春天，到这一年的夏天，那老母猪已经长到一百五六十斤。如果在入秋前，再好好喂养两三个月，那猪长到一百八十斤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就可以卖个好价钱，有了这笔钱，来年的生活费就有了保障。起码我们兄妹三人可以正常交学费，父亲再也不会低三下四地到村支书那里求开免费条了。每年一到交学费，我们的头上仿佛就隆起了一座大山，让人无法呼吸。一天下午放学回来，我见院子里围满了人，以为又是戏迷来我家唱戏了。分开人群，我一看，只见在一木头桌上横躺着一头已经刮完毛的白条猪。我父亲在一旁苦笑着和街坊们搭话，而我母亲则在屋里大哭：我的坑人的老母猪哎，你咋就死了呢？你这一死，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哎!

　　可以说，我的童年、少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等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我们几个孩子陆续长大成人，家里的日子才真正好转。

　　上世纪90年代，我从郊区进城到报社做了职业媒体人、作家，不管到哪里采访，我始终关注那些贫困地区，更关注留守儿童。在我的脑海里，永远装着希望工程宣传册页上的那个渴望读书的大眼睛女孩的形象。

　　2017年11月初，在西安女作家王洁和我的倡议下，我们共同发起搞了一个“好书伴我成长、关注乡村留守儿童”的捐书活动。不到10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捐书2万册。王洁电话告诉我，开始快递员每天要送十几趟，那书死沉死沉，他们纷纷抱怨。后来，当他们知道这是给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捐助的，有个快递员非但不抱怨了，还主动捐出200元。他说，我没什么书可捐，就捐点钱表达自己的一份爱心吧。

　　当年11月26日，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红孩书屋”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汤峪镇中心联合小学揭牌。那是一个下午，寒风阵阵，我们前去的几十个作家和孩子们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人觉得天气寒冷。如今4年过去了，有的学生已经上了中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看过多少我们捐赠的书籍，但我相信：他们，包括我们，永远会记住那一天。

来源： 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