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他预见第三次浪潮，还发明“大数据”
从今年6月到现在，《影响商业的50本书》已经录制了一半。在这半年里，吴老师陪我们读完了“当商业开始改变世界”“成长的策略和秘密”——这些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奠基之作。现在，我们进入到“动荡的经济和潮汐的方向”部分。接下来，我们会跟随吴老师一起阅读商业人物传记、谁在解读中国经济等书籍。
第三次浪潮拆散了我们的家庭，动摇了我们的经济，瘫痪了我们的政治制度，粉碎了我们的价值观，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明天的权力争夺必须以此为背景。
——阿尔文·托夫勒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去世于2016年，时年88岁，他目睹了自己在三十多年前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作为一个未来学家，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了。
蔡元培曾评论胡适说，他的学问未必有多高深，但是他敢于“断刀截流”。相比胡适，托夫勒是一个更大胆的人，因为，他不但梳理过往的历史，更试图大胆勾勒未来的方向与路径。
很多关于未来的书籍，随着“未来已来”而变得陈旧，但是，托夫勒创作于1980年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却因为洞见的深邃和思考方式的新颖，在今天仍然被人们一再阅读。
人类面临一个量子式的跃进，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社会变动和创造性的重组。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但是却参与了建立新文明的基层工作，这就是第三次浪潮的意义。
每一个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都可以从这段文字中读出亢奋和焦虑：一个新的大航海时代真的开始了吗？我真的置身其中吗？我是一个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
阿尔文·托夫勒出生于1928年，当过5年的工人，对车间和流水线有最切身的体验‘二战结束后，他成为一名勤奋的记者。1960年，托夫勒去IBM实地调研，写了一篇题为《计算机对社会和组织的长期影响》的考察报告，预见到大规模生产向服务和知识工作的微妙转变，这份报告触发了IBM向数字化技术的转型。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美各国的制造业相继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境，与之相伴的是中产阶层的大规模崛起，劳动力成本逐年增加而能源危机的火苗时时蹦现，全球经济被前所未见的“滞胀”所困扰。
就在各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为纾困焦头烂额、无计可施的时刻，名不见经传的科技记者托夫勒猛地推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托夫勒先是对人类的商业文明史进行了大胆的断代，他把经历了几千年演进的农业革命定义为第一次浪潮，把已经进行了300年的工业革命定义为第二次浪潮，进而，他顺理成章地提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横扫一切过去的第三次浪潮时期：
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生活中出现……这个新文明带来了新的家庭形式，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爱情和生活的方式，带来了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冲突，尤其是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意识……很多人被未来吓坏了。
对于这个可怕而陌生的新经济形态，托夫勒并不是唯一的发现者，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洞见到了信息化产业可能造成的革命性效应，大家都试图用一个新的概念去定义它，美国的战略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提出了“电子技术时代”，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马歇尔·麦克卢汉创造了“地球村”这个新名词，还有人提出了太空时代、信息时代、电子纪元等等。
但是，没有一个人像阿尔文·托夫勒这样，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对当今的时代进行审视，并做出了高度概括性的描述，他大胆宣布，“工业主义灭亡，新文明崛起”。
在这个意义上，托夫勒重新发现了历史。
《第三次浪潮》在出版的十年内，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发行量超过一千万册，是史上发行量最大的未来学书籍。这与托夫勒大胆而肆意的文风大有关系。
如果由布热津斯基或贝尔来创作同题图书，肯定是另外一番风格或别有深度，但能否像《第三次浪潮》这样狂销，恐怕是一个问号。托夫勒创造了一种“全景演绎”的创作范式，即跳上太空看地球，同时在细节中发现剧烈的变化。
有一些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名词，都是在《第三次浪潮》中第一次被托夫勒发明出来的，比如，大数据、跨国公司、无纸化办公、产消合一等等。
1980年，电脑已经诞生了30多年，也有一些实验室在构想信息化网络的可能性，不过，绝大多数的人都仅仅站在工业和商业活动的效率提升的角度。托夫勒却把它看成是新文明形态的诞生，在他看来，信息化将改变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而信息流动所产生的难以计量的非结构性数据，将成为新的资产，“数据即财富”。
众所周知，互联网经济的真正出现是在1995年前后，并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再造了全球经济格局。但是在1980年的托夫勒的作品里，已经随处可见他对变化的预见。他的下述这段文字可以被看成是人类对互联网的第一次清晰描述：
信息将几十亿人口系统地连接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没有人能够独立控制其命运的世界。我们必须重新设计重要的管道，以配合递增的信息流量，这一系统必须依赖电子、生物和新的社会科技。第三次浪潮带来了历史上第一个“超越市场”的文明。
在信息化时代，大市场将分裂成繁复多变的小市场，出现更多各种形式、类别、尺寸、颜色的产品，这意味着传统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模式将崩溃，而在流通领域，则需要一种新的能够符合多样化需求的新型服务模式。在这些叙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到工业4.0和电子商务平台的身影。
在20世纪70年代，怀孕自测器在欧美国家被发明和流行起来，从这个微小的细节，托夫勒敏锐地洞见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可以看到产消合一者的地位日趋重要”。
托夫勒还看到了跨国公司的崛起。随着发达国家的制造成本日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公司将试图建立一个特殊的全球性生产体系，“就全球权力体系而言，跨国企业的崛起削弱了国家的角色，此时正是离心压力即将导致内部分裂之际”。
我迄今记得1986年的冬季，在复旦大学寒冷的学生宿舍里，第一次读到《第三次浪潮》时的惊悚心情。
托夫勒的这部作品在1983年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对于这个刚刚打开国门的国家，他所描述的技术变革实在是非常陌生和遥远，但是你仍然能够嗅出趋势的硝烟，以及与我们的隐约关系。而对于像我这样的青年学子，《第三次浪潮》把一个新世界的地图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它是如此波澜壮阔而激动人心。
托夫勒用文字把他的读者一脚踢进了莫测的未来之海：
今天在危险边缘徘徊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不仅是能源、食物、人口、资本、原料和工作，真正危险的是市场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文明自身的远景。
我还曾经把托夫勒的一句话抄在日记本的扉页：“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会使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无数次与这段文字相遇，在默默对视中，让时间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