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特朗普要麻烦，众议院准备拿出200年前的

美国政治网站Politico.com近日报道，围绕特朗普的纳税申报单展开的漫长战斗仍在继续，而众议员民主党人若能拿出一份神秘武器，或许就能终结这一争夺。

关于总统的报税单，上个月又有一场争斗以无果而终。4月8日，副检察长理查德·k·德尔马尔报告称，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拒绝向众议院议员提供特朗普的纳税记录，而这并没有违反部门程序。

此前众议院民主党人曾试图利用一项现代法令，允许国会强迫财政部长交出任何美国人的纳税记录。姆努钦拒绝了，他遵从法律顾问办公室2019年6月的意见，表示众议院没有权力使用该法令来调查总统。

特朗普政府可能赢得了那场小冲突，但法律问题还没有解决。德尔马没有报告姆努钦决定的合法性，这个问题将由联邦法官裁决。与此同时，国会利用其调查权力传唤特朗普的长期会计师事务所，这番尝试已经升级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在周二听取该案的口头辩论。

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更容易的方法拿到特朗普的报税单。国会有一项秘密武器，这项武器自1789年以来一直潜伏在美国法典中。如果众议院援引这一法规，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能拿到总统的报税单，或者引发权力分立的对峙，而总统很可能无法在目前这个最高法院面前讨到好处。

在《美国法典》第31章第331节(d)项下，这条不起眼的法规在“报告”一栏下藏了四段，它要求财政部长向众议院或参议院提供他们要求的任何信息。它是这样写的:“[财政]部长应亲自或以书面形式，根据需要，向国会众议院报告该众议院提交给他的事项。

因此，根据法律，众议院可以命令姆努钦调查并亲自报告总统的报税情况，他必须服从。

该法令对美国现代对权力分立法的理解，以及国会两院相对于总统的权威有着广泛的影响。首先，法令是符合宪法的。最高法院已经表示，现有的法律最初是国会在1789年，也就是宪法生效的那一年通过的，今天必须按照国会在通过后立即解释的方式来解释，除非另有规定，否则这些法律事实上是符合宪法的。这条法规在美国历史上经常使用，行政部门一直沿用，因此，从未在法庭上受到质疑。

1789年的法令也驳斥了司法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意见。那份意见认为，国会没有权力强迫行政部门提供信息。它类比了现代最高法院有关三权分立的几项裁决。但“报告义务”条款比这些决定早了一个多世纪，这不仅让人对那份意见产生了怀疑，也使人对最高法院的这些意见所依据的假设提出质疑。

为什么众议院民主党人还没有使用这一条款？答案可能在于它的悠久而复杂的历史。在1789年的国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当立法者们负责创建新的行政部门的结构时，他们通过了一揽子法规，建立了政府的第一个“大部门”：国务院、战争部和财政部。

虽然战争部和国务秘书将直接对总统单独负责，但开国国会确定，财政部长对国会负有特殊的职责，因为立法机关拥有“管钱袋子的权力”。其中最核心的是，当国会要求时，财政部有义务就某一事项提出报告。国会将这一义务写进了被称为《财政部法》的法律中，而国会议员在1790年代多次利用这一规则，命令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至少要做20份详细的报告。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里，国会将这一法规作为立法监督的重要工具。1946年，国会甚至考虑将财政部长的报告义务扩大到总统内阁的所有成员。但到了20世纪后半叶，国会就不再依赖它了。到了那时，《财政部法》已经被重新编写和修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行政职能，而报告义务也在美国法典中多次移动。即使如此，该法规仍然出现在美国法典的每一份新出版物中。

令人惊讶的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2016年的一份关于立法监督的报告中引用了《财政部法》的报告义务，在报告中提到该法规是一个历史先例。国会和法律顾问办公室似乎忘记了《财政部法》的这一节不仅仅是先例，它仍然是法律。

当然，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如果众议院民主党人利用这一被遗忘的法规，就能保证获得特朗普的报税单。姆努钦可能会选择触犯法律，无视众议院的要求，或者拿出一份关于特朗普报税单的不太充分的所谓“报告”。

而特朗普的司法部也不太可能在新的法律争论面前退缩。司法部目前采取了一个牵强附会的立场，即即使有了有效的法律武器，国会也不能利用法院来强制要求行政部门提供信息，从而使国会基本上对阻挠无能为力。

但是，如果姆努钦拒绝遵守《美国法典》第31篇第331(d)条，他将很难找到法律依据。而如果此案能上诉到最高法院，自称是“原创主义者”的大法官们现在在最高法院占据着主导地位，法院就应该做出有利于国会的裁决。否则，最高法院将无视开国元勋们的意愿，无视第一任国会对宪法的理解以及几个世纪以来的先例。

自汉密尔顿以来的财政部长在历史上一直尊重这一法定的报告义务，即使是在党派纷争、丑闻缠身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杰里·马修称财政部长对国会的特殊责任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惊愕地发现，在政治对手手中的报告要求可能是一种惊人的骚扰机制”。

罗恩-切尔诺的汉密尔顿传记中详细介绍了汉密尔顿为应对这种报道要求的冲击所做的艰辛努力。汉密尔顿自己把这一报告职责称为“在黑暗中刺伤我的恶意阴谋，我不得不经常保护自己，这让我心烦意乱，心烦意乱。” 但这些都没有减少汉密尔顿撰写报告的责任，他在每份提交的报告的开头都肯定了这一点，并写道，他“按照众议院的决议”撰写了每一份报告。

在银行战争期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财政部长、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罗杰-B-塔尼遵守了参议院的一项决议，要求他报告自己在一家有争议的国有银行中的个人财务利益。塔尼在1834年提交给参议院的报告中承认，尽管参议院的决议背后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但根据《财政部法》，他有义务协助立法机关对行政部门进行监督。

如果众议院提出要求，姆努钦也不例外，他必须向众议院提供一份关于特朗普的报税报告。如果财政部长无视自己的职责，这将是对《财政部法》核心宗旨的前所未有的违背，而这一宗旨是《权力分立法》的根本。

众议院可以跟随第一届国会的脚步，根据第331(d)条通过一项简单的决议，命令姆努钦向其提供关于特朗普的报税报告。不可否认，宪法赋予国会这样做的权力。正如林-马努艾尔·米兰达饰演的音乐剧“汉密尔顿”里说的那样，众议院不应该放弃它手里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