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裹尸袋工厂一月卖出一年销量，几乎全部出
两个加起来超过120公斤的成年男人，躺在裹尸袋上，6个人抓住裹尸袋的提手，在屋里来回走动，裹尸袋丝毫没有因重量受到损坏。
“这代表，裹尸袋能承受大部分西方人的体重。”童海拍下视频，发给客户。最终，这批裹尸袋，由客户包机，紧急送到美国。
新冠肺炎疫情下，殡葬用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缺。根据阿里巴巴国际站的数据，3月份，平台丧葬用品整体的订单数，相比2月，增加了487%。
3月20日至4月20日间，裹尸袋询盘量环比增长22100%；丧葬用品流量前三名为美国、墨西哥和意大利。
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是更加冰冷的现实。
热闹繁华的纽约变得萧瑟寂静，时不时传来救护车急促的尖叫声。
这是艾瑞克生活了30多年的城市。他开着拖车在曼哈顿一路畅通，拖车里堆着10多具，用床单包裹着的尸体。
车里都是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人。
艾瑞克是纽约一间殡仪馆的临时工，他有点后悔，当初接受这份工作了。年初，他工作的工厂倒闭了，几个月来，他靠四处打零工度日。
两个月前，朋友介绍他去一个殡仪馆工作，“说那里急缺人，愿意提供高薪。”
艾瑞克冲着“高薪”，第二天就上班了。在他眼里，新冠肺炎不过是感冒，威胁不了自己。
每天，他和同事开着拖车，在纽约一家又一家医院来回奔波，搬运逝者的遗体。
刚开始，他一天搬运50-60具遗体。进入4月份，美国每天的确诊病例，像脱缰的野马涨个不停。
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人越来越多，艾瑞克开始加班，每天至少运200具遗体。运回殡仪馆的遗体，排队等着火化。火化炉有限，殡仪馆不得不租几辆冷冻车，用来存放来不及火化的遗体。
一天早上，艾瑞克开车到医院的后门。一下车，就看到门口已经堆了十几具，用黑色裹尸袋包起来的尸体，像码石灰袋子一样，一个个挨着堆放。
艾瑞克和同事把遗体一个个抬上车，心越来越沉，他终于害怕了。“他们都曾是活生生的人。”
更让艾瑞克感到心慌的是，有些医院没有裹尸袋。而他工作的殡仪馆，裹尸袋的数量也几近耗光。
图/新华社
裹尸袋大多使用PVC、PEVA材料制成，这种材料具有防渗漏、防水等特性。用专业的裹尸袋运送新冠肺炎患者的遗体，可以防止病毒的传播。
裹尸袋用光后，他们只能用医院的床单，把尸体包裹起来，运到车上。艾瑞克和同事，被感染的风险加剧了。
他算了算，第一天使用床单的时候，他运了80具尸体。尽管穿了防护服，带了口罩、手套，艾瑞克还是心有余悸。
用床单运送了几天尸体，艾瑞克和同事们找到老板抗议，希望尽快采购到专业的裹尸袋，保证他们的安全。
几天后，从中国寄来的裹尸袋，终于到货了。
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英美等国的殡仪馆，裹尸袋库存严重短缺。根据BBC报道，英国国家医疗服务局的卫生工作者甚至在报告里说，“只能用床单包裹尸体。”
疫情下，裹尸袋的供应，举步维艰。
为了解决裹尸袋的短缺，英国殡仪用品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威廉•奎尔（William Quail）雇佣了一个团队，每天缝制150到200个尸袋。但他表示，一个英国产的裹尸袋大约57.5英镑，而中国制造的裹尸袋只要9英镑。
越来越多的海外殡仪馆，把目光聚焦到中国。
前不久，一家英国殡仪馆终于在中国找到了裹尸袋的供应商。不过，需要六周时间才能把它们运回英国。
面对着突然暴涨的海外订单，整个4月，童海的工厂生产线都在为生产裹尸袋让步。
童海经营的东莞市凯鑫玩具制品厂，主要生产充气抱枕、充气垫等户外用品。国外疫情爆发后，充气垫、抱枕的订单少了很多。每天，给他打电话，咨询裹尸袋的贸易商，却有几十个。
4月份，童海的工厂加足马力。白夜班机器不停转，两条流水线，每天能生产1-2万个裹尸袋，这些裹尸袋，几乎全都出口到了美国。
国外的客户正焦急地等着裹尸袋，不少贸易商，都是包机把裹尸袋送到美国。
裹尸袋告急背后是急遽上升的死亡数据。截至5月13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突破了426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9万例。其中，美国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140万例，逾8万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
据《每日邮报》报道，疫情爆发后，美国联邦紧急事物管理局就在增加裹尸袋的可用库存。
整个4月，该局先后2次，向贸易商采购了10万个裹尸袋。采购回来的裹尸袋，根据美国各州的感染情况分发。
今年的疫情，让童海想到了6年前。
2014年夏天，还在生产充气抱枕的童海，收到贸易商客户发来的一张图纸。图上画着一个长方形，带有拉链的袋子。材料、大小、制作工艺介绍详细。“生产步骤写得很仔细，要求袋子要防渗漏，能承重。”
几天后，童海才从客户口中得知，自己生产的，是装尸体用的裹尸袋。
这些裹尸袋，用来装因感染埃博拉病毒去世的人。
因为是第一次生产，2万多个裹尸袋，童海的工厂整整做了一个月。
那之后，裹尸袋的链接，就一直挂在童海的1688店铺里。这几年，店里的裹尸袋订单很平稳，每年的订单量，都维持在5000—20000个。
除了真正下订单的客户，找到童海的，还有另一拨人。这些人张口就询问裹尸袋的产量和价格，“有的人，称自己要下单100万个，1000万个裹尸袋。”
“这太夸张了。”童海清楚，他们是想炒“裹尸袋”的中间商，不是真的想下单。对于这些人，他通常都会报一个高价让对方却步。
距离东莞1500多公里的山东曹县，不少工厂正在为新冠肺炎去世的人，赶制生命中最后一件所属品。
武汉封城后的半个月，杨煊的木制品制造工厂，基本处于停工状态。
疫情下，县城戒严了，原本在工厂上班的女工都不敢出门。杨煊年前积压的几百个木质相框、风车玩具订单，只能往后延。
2月10日前后，他接到了十几个贸易商的电话。“都是要下单日本棺材。”
杨煊这才开始关注日本的疫情。
2月13日，日本出现了第一个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的病例。杨煊的贸易商打来电话，催他尽快复工，赶制棺材：“日本的棺材店，已经开始断货了。”
受新冠肺炎的影响，一些谨慎的日本老人，已经开始给自己囤棺材了。武汉封城之后，山东曹县，河南兰考等棺材产业带，就已基本停工。
而日本的棺材，90%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中国工厂停工，直接关系到日本人最后的体面。
曹县给日本输送棺材，要从30年前说起。
1989年，曹县第一家棺材厂的机器轰鸣开动。车间里，随处可见堆积的棺盖和棺身。女工人负责把绣了花的绸布，贴满棺材。男人负责在木质棺身上雕刻凤头，还有人把塑料玻璃安装在棺盖上。
成型的棺材，被大卡车拉到青岛、大连的港口，搬上货轮，运往日本。
杨煊的童年，就是在这家棺材厂里度过的。白天，父母在车间干活，他和十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玩游戏。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家棺材厂，经历了繁盛期，工厂扩建，工人扩充至300多人。最后又因为经营不善，被迫关停。
从工厂离开的工人，不少都带着手艺，当起了老板。一边做日本棺材，一边加工木制相框、笔筒等手工艺品。
到近几年，曹县县城，已经聚集了上万家木制品工厂。这些工厂或多或少都做着棺木生意。
长大后的杨煊，有了自己的工厂。5年前，他开始承接一些手工木制品订单。偶尔，也会接到棺木贸易商的订单。
多年来，棺木订单，在杨煊的业务里，并不占大头。“一年只有4-5个订单，一个单子最多1000个棺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杨煊的工厂，以及很多曹县木制品作坊，做棺材最多的时候。
2月中旬，杨煊召集在家的工人们，回到厂里，紧锣密鼓地开始生产日本棺材。厂里还有不少年前剩余的桐木板材，已经过蒸煮晾晒，第一批棺材成产出来，只需要一周的时间。
周四，是杨煊最忙的时候，这天下午，所有的棺材必须整装完毕，连夜发往青岛、大连的港口。
“港口的航期是每周一次，在周五上午10点之前，所有的货必须要送到港口，否则就要等到下一个航期。”
3月—4月，杨煊的工厂基本都在生产棺材。两个月里，他出口了上万台日本棺材。
在横滨，杨煊的贸易商合作的一家棺材店里，已经是“有钱买不到棺材”的状态。贸易商焦急地对杨煊说，“店里已经售空了，4位客人坚持要付钱，等着棺材回货。”
做殡葬用品，杨煊并不因为订单多而感到高兴。童海也不认为裹尸袋是可以炒作的商品。
相比公司其他的产品，生产裹尸袋，带给他的是一种“沉重感”。
童海的工厂，一直都不靠裹尸袋挣钱。每个月稳定的裹尸袋出口量，只为公司贡献了1%不到的业绩。
“每月起伏不大的出口量，某种程度上，也代表没什么大事发生。”
今年4月，厂里单日的裹尸袋产量，赶上了平时一年的。“这些订单做得并不好受，这说明有很多人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了。”
童海希望，裹尸袋的订单，能够回到之前那种平稳的状态。
提及死亡，亚洲人的潜意识里是忌讳的。最初，童海的心里也不是没有过异样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很快被自己压下去了。
他看到新闻里，因为感染埃博拉病毒死去，被医疗工作者抱着的小男孩。纽约街头，堆积着没有裹尸袋包裹的尸体，心里难过的情绪远大于避讳。
“裹尸袋，是逝者最后的体面。”每个袋子，都代表了一个生命的终结。每卖出一个裹尸袋，代表多一个人从这个世界离开。生产裹尸袋的童海很清楚，这种事情，总需要有人来做。
而他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裹尸袋的质量做到最好。
“裹尸袋的厚度如果低于0.3毫米，就不能承重，导致血液等液体漏出来，这是对死者的不尊重。”每生产一批裹尸袋，童海和员工都会亲自做测试。120公斤的员工躺在裹尸袋上，几个人分别站在四角，抬起裹尸袋走几圈，袋子没有因为重量而破损。
童海特地找了体重、身高都和西方人相仿的人来测试，“要保证裹尸袋能承受外国人的重量。”
童海每天都会看一下疫情的进展情况，面对每天都在攀升的死亡数字，童海知道这份沉重的生意还得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