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不懂原子弹的钱学森,凭什么享受着比开国
1955年11月,回国一个多月的钱学森正在哈尔滨参观时,与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陈赓大将进行了一场高度机密的谈话,谈话主题围绕导弹展开。
在20世纪50年代,导弹只是刚刚冒出军事地平线的新生事物,然而,陈赓以极其敏锐的目光注意到了这一新式武器,同时注意到了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
在谈话中,他客气地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也能造出来。”
陈赓和钱学森的这次促膝长谈,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组建导弹部队的起点。
一
新中国成立没多久,国家领导人便以卓越的远见启动了“两弹一星”计划,两弹指的是导弹和原子弹,一星则是指人造卫星。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1951年便启动了。然而,因为缺乏领军人物,我国的导弹事业始终处于搁浅状态,1955年钱学森的归来给导弹事业带来了曙光。
几乎没有过渡的时间,研制导弹的重任就直接压在了钱学森肩上。他被任命为导弹管理局第一副局长、总工程师。但是为了保密,钱学森所有研制导弹的活动、计划,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
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太好,很多人都误以为钱学森是原子弹方面的专家。时至今日,仍然有人称呼钱学森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有的报纸以《一张香烟纸,让中国提前20年拥有原子弹!》为题报道钱学森,还有人写信向钱学森请教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史。
每当有人在钱学森面前提起原子弹的话题时,他都会用一句“问道于盲”作为回答。
虽然钱学森被称为“两弹一星”的功勋,但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一弹一星”上面。另外的“一弹”原子弹,其领军人物是钱三强,“二钱”之间的研究工作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宛若两条平行线。
实际上,钱学森对于核物理知之甚少,他也不明白原子弹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
不止普通人,就连周总理夫人邓颖超也常常把钱学森和钱三强的工作弄混。每当钱学森向她耐心解释自己的工作内容时,她便会哈哈大笑:“都怪恩来,从来不告诉我你们具体是干什么的…”
钱学森把保密政策执行的十分到位,堪称守口如瓶的典范。他从未和家人透漏过一丝自己的研究内容,家人只知道他每天忙忙碌碌,动不动就会“消失”几个星期,却压根就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偶尔钱学森会以爱斯基摩人的形象“现身”,穿着厚厚的大皮袄大皮靴,那副沧桑疲惫的模样让家人又想笑又心疼。
有次钱学森“消失”的时间有点长,蒋英终于坐不住了,她气呼呼跑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询问:“钱学森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杳无声息,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
“蒋英寻夫”的故事在高层领导人之间迅速传播开来,一时成为笑谈。
二
尽管国家对钱学森的工作进行了高度保密,并给他安排了公开的身份。然而,台湾特务机关还是获知了中国大陆正在着手研制导弹、原子弹的消息。作为“两弹”的头号科学家,钱学森自然成为了特务机关的重点
1960年的夏天,公安部门获知,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企图派特务暗杀钱学森!
公安部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给钱学森配备专门的警卫秘书。
按照当时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只有“四副两高”才能够配备警卫秘书。“四副”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两高”是指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钱学森与钱三强因为特殊的工作性质,被破格允许拥有专职的警卫秘书。
从此以后,钱学森的身边多了一位叫刁九勃的军人,他住进钱学森家中,24小时贴身保卫钱学森。
如果钱学森上楼或者上山,他会走在钱学森后面;如果钱学森下楼或者下山,他会走在钱学森前面。这样做的目的是万一钱学森发生意外,他可以确保能够一把抓住钱学森。
为了便于警卫,钱学森一家迁出了中关村的宿舍大楼,搬到了门禁森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的顶头上司聂荣臻元帅发现钱学森的汽车是天蓝色,觉得太显眼不利于安保,果断给他换了辆黑色的红旗轿车。
1964年,公安部发现了特务在食品中投毒暗害目标的案件,于是特意给钱家派出了专门的食品化验员,所有食物一律要经过检测后才能食用,钱学森的这项特殊待遇,就连开国的十大元帅都没有享受到。
从此,在钱学森身边形成了一个9人工作小组,包括警卫秘书、管理员、炊事员、保姆、司机及化验员等。
这些人从生活的方方面面贴心照料着钱学森,就连两个孩子上学的各种费用,都由管理员负责支付。毫无后顾之忧的钱学森,得以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我国的导弹、火箭事业中来。
三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下令撤走了导弹专家,我国正在与其合作研制的第一枚导弹“1059”号面临夭折的局面。
关键时刻,钱学森临危受命,有条不紊地指挥着“1059”号导弹发射前的组装和准备工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059”号导弹总装圆满完成。
就在距离“1059”号的预定发射时间还有20天时,苏联发生了一场世界上最惨烈的导弹悲剧。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战略火箭军总司令米特罗凡·伊万诺维奇涅杰林元帅以及发射场上的160名工程科技人员全部遇难!
听闻这一消息,钱学森身上的压力陡然倍增。偏偏在导弹发射前夕,各种突发状况接踵而来:导弹舵机有漏油现象、加完推进剂之后导弹弹体瘪了进去、零点触发发现故障,每一个问题都足以使人崩溃。
幸好在聂荣臻元帅的鼓励下,钱学森冷静下来,他凭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将难题一一化解掉,保证了我国第一枚仿制的“1059”号近程导弹的成功发射,给“两弹”中的导弹研制打下了良好开端。
然而,大喜过后却连着大悲,刚刚喝过“1059”号导弹的庆功酒,摆在钱学森面前的便是一杯难咽的苦酒。
1962年,我国独立设计的第一种导弹——“东风二号”导弹,在发射时遭遇失败,导弹弹体失去控制,从高处朝下坠落在距离发射塔六百多米处,并发生了剧烈爆炸!
“东风二号”发射的失败,使钱学森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什么“分散主义”、“纸上谈兵”、“脱离一线”,各种批评声此起彼伏。关键时候,聂荣臻元帅站到了钱学森前面,替他挡住了种种指责,并帮助他重拾信心。
在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摆脱了“东风二号”发射失败的阴影,他从失败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并总结出一套铁一样的准则:“把一切事故消灭在地面上,导弹不能带着疑点上天!”
从此,新研制的导弹在发射前都必须在地面进行多项大型试验,全部合格之后才能运往发射场。自“东风二号”之后,中国的火箭、导弹发射,几乎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重大事故。
直至今日,我国的嫦娥系列探测器在发射前,仍然严格执行着钱学森提出的这一准则。
四
1964年10月16日,在钱三强和邓稼先以及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外国媒体在震惊之余,嘲笑中国的原子弹是“无枪的子弹”,因为当时原子弹是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引爆的,这样一颗固定的原子弹,又怎么能拿来进攻敌人?
当务之急是要为原子弹匹配一把合适的“枪”,实际上,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前,这把“枪”便已经在钱学森的脑海中成型。他提出, 最先进的“枪”就是导弹。要把原子弹与导弹结合在一起,组合成射程远、命中率高而且难以阻挡的核导弹。
有关部门迅速采纳了钱学森的建议。这是钱学森和钱三强的首次合作,也是钱学森一生中唯一和“原子弹”以及“核物理”沾边的科研项目。
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仅仅用了两年时间,我国第一颗核弹头就发射成功,“两弹”终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此,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核大国,震慑住了一切敌对势力。
“两弹”研制成功后,钱学森的下一个目标便是攻克人造地球卫星技术难关。
早在1957年,钱学森便提出制造卫星的构想,就在构想提出没多久后,我国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人造卫星的研制只能暂缓。等到了1965年,在钱学森和空间物理专家赵九章的大力倡导下,人造卫星计划好不容易才得到实施,十年内乱又凶猛来袭。
当时,兼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受到了猛烈冲击,严重影响了人造卫星的研制进度,钱学森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造反派攻击的下一个目标。
幸好他曾多次受到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造反派们对他有所顾忌。否则,就凭钱学森曾经担任过美国上校和岳父蒋百里是蒋介石手下要员这两条,就足以使他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关键时刻,周总理下达了“武力保护”钱学森的命令,要求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保护钱学森不受冲击不被干扰,钱学森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段艰难时期,但是,他却亲眼目睹了好朋友们一个个离自己而去。
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不堪忍受残酷迫害,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离开人世;钱学森的下属、工业部703所所长姚桐斌,被活活打死;钱学森的校友、北大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己吊死在大树上......
面对老友们悲惨的结局,钱学森陷入了迷茫之中,无力感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但是他始终秉承着一种信念,即使只剩下自己一人,也要让中国的卫星飞上太空。
在这种无比混乱的局面下,钱学森一改往日谦虚严谨的作风,每次开大会下达任务时,他都要亮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牌子,强调“两弹一星”是毛主席批准的,自己是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来讲话的。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忙于派系争斗的分子服从指挥,按计划完成工作任务。
终于,在克服了无数的艰辛后,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东方红》的乐曲响彻天际。
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两弹一星”计划的圆满完成,在这举国欢呼的时刻,钱学森却一人独坐书房,他在构思着下一个全新的课题:要将核潜艇与核弹组合在一起,形成威力巨大的“双料”核潜艇。
对于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来说,科研永远在路上。
文 | 怅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