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军事 2021-01-27 16:46 的文章

八年艰苦抗战,八路军的弹药从哪里来?毛泽东

引言:

1937年,是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份。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2月13日,南京沦陷,屠刀即将挥向三十万百姓......

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八年艰苦抗战,八路军的弹药从哪里来?毛泽东

烽火硝烟,即将弥漫在中华大地上


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多年恩怨,都要放到一边。

8月25日,数万陕北红军改旗易帜,东渡黄河,挺进华北,走上了抗击日寇侵略的最前线。

“八路军”这一名号,即将响彻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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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战士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近现代战争中,在人员给养之外,军事物资的供应,特别是作为消耗品的弹药供应,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然而,在当时的陕北根据地,军事工业基础近乎为零,想要做到弹药自给自足,近乎天方夜谭。

因此,在八年抗战中,如何保证弹药的基本供应,就成了必须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今天,衔笔就来聊一聊,八路军是如何解决弹药供应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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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子弹 是练不出神枪手的


靠不住的国民政府

八路军获取弹药补给的第一种方式,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向国民政府伸手要。

虽然说起来有点讽刺,但道理是明摆着的——如今我们也算是正规军了,弹药补给你总得负责吧?

国民政府:.......你字数多,你有理。


事实上,从抗战初期到1938年7月,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和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对于八路军的弹药供应还是比较充足和及时的——

根据现存史料记载,在红军尚未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之前,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就向红军提供了各类子弹共70万发,另外还有620枚迫击炮弹和15000颗手榴弹。

在此之后,国民政府也多次对八路军进行了弹药补给,仅1938年4月,国民政府就向120师补给了子弹20万发、手榴弹5000枚,向115师补给了子弹23万发,各型炮弹1000枚,手榴弹300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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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补给有效支援了八路军的抗战

此外,在八路军参加太原会战期间,阎锡山则向八路军各部提供了150万发子弹,而“新疆王”盛世才更是在1937年年底送来了一批稀罕货——4挺高射机枪与2万发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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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阎锡山


根据近代史学者的统计,在抗日战争的第一年,中央政府、第二战区等处提供给八路军的弹药总数大致为:子弹546万发、手榴弹7万3千颗、迫击炮弹9000枚。

平心而论,国民政府和第二战区等处提供的这些弹药,对于八路军在抗战前期迅速打开局面、扩充力量,还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然而,对于国民政府的蒋老板来说,让他不搞内斗,专心抗日,实在是有些难为他。

面对八路军实力迅速扩大的情况,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搞出了一个“防共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朝着“溶共、限共、防共”的死胡同里一路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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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距离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日讲话还不到1年半

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国民政府在给八路军提供补给时,自然是能拖就拖、能扣就扣。

根据现存资料显示,抗日战争第二年,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各式子弹锐减至335万发,直接砍掉了40%。


到了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愈加严峻。根据范汉杰的回忆,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胡宗南联合宁夏的“马家军”、晋西北的邓宝珊、高双成等部队,组成了一条数百公里的封锁线,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将陕甘宁边区装进了一条“口袋”里。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1939年8月,毛泽东命令120师359旅回撤,进驻绥德、米脂一带,确保了陕甘宁边区和晋冀地区联络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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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封锁线


这招一出手,蒋介石自然暴跳如雷。1939年12月,蒋介石以八路军不听指挥为名义,指示当时的天水行营主任程潜:

第八路军未退出绥德开往河东以前,切勿再发械弹,并严令强占绥德部队限期开回河东为要。

自此开始,直到抗战结束,八路军再没有收到国民政府支援的一枪一弹。

由此可见,对于蒋介石来说,抗日归抗日,至于“统一战线”,也就是说说而已。

不解渴的缴获与自造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这首歌的影响下,许多人觉得,从敌人手里缴获,应当是八路军补充弹药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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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员


但是,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抗战初期,时任120师参谋长的周士第将军有写日记的习惯,在他的日记中可知,从1938年7月到11月,4个月的时间里,120师共缴获了各型子弹37359发、炮弹631枚。

而在同一时期,120师消耗的弹药数量为:各型子弹226375发,手榴弹4356颗。

这不是赔了么?!


更要命的是,这种情况并非120师独有。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中,记载了129师抗战前四年的弹药缴获与消耗数据——除了抗战第二年,129师的弹药缴获量大于消耗量之外,其他三年,缴获量最高时,也没有超过消耗量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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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缴获的武器弹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想要缴获大量弹药物资,最少要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要能歼灭敌方成建制的部队,越多越好——一个日军小队,自然没有一个大队携带的弹药多;

其二:战斗还得尽快结束——如果一场战斗打上三天三夜,最后都在拼刺刀了,那么就算能够歼灭敌人,自然也捞不到什么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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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拼刺训练的八路军

从这两个条件可以导出一个结论:要想缴获大量弹药,最好是趁大股敌军不注意,八路军战士杀将出来,一人赏一闷棍,然后再把他们洗劫一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大获全胜。

很明显,这个结论属于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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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从1939年开始,日军在华北地区以铁路、公路、碉堡为依托,实施了“囚笼政策”,对八路军的活动造成了极大限制。

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们熟悉的“扫荡与反扫荡”,成了八路军与日军的主要作战内容,成建制、大规模的战斗极为少见,缴获的弹药数量自然就少了许多。

缴获这条路不好走,那么靠“自力更生”怎么样呢?

这就要分开来说了——

在抗日影视剧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武器:“边区造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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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陋的“边区造”

这种手榴弹的威力虽然不如日军的97式手榴弹——就是要在钢盔上敲一下再扔的那玩意——但胜在价格便宜量又足,大家都爱用它。

“边区造”之所以在影视剧中频频出场,主要原因在于:

1、这东西结构简单,只要经过培训,基本上人人能干,没什么技术壁垒。

2、制作“边区造”主要使用的白口生铁、黑色火药等材料,在西北、华北、山东等八路军主要活动地区都能生产,材料供应问题比较好解决。

但子弹就是另一回事了。

对军事感兴趣的朋友们都知道,子弹虽然不起眼,但想要制造出一颗好子弹,需要军工部门在结构设计、材料生产、加工精度等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平,绝对无法一蹴而就。

就抗战时期八路军各根据地的军工能力而言,想要制造新子弹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此,当时八路军的各军工厂,都是以复装子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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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的军工厂

所谓复装子弹,就是在旧弹壳上,重新安装底火、发射药、弹头,与制造新子弹相比,所需材料、工艺都相对简单了许多。

然而,即使降低了难度,复装子弹依然困难重重。

第一个难点,就是弹壳的供应。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打出一颗子弹,必然留下一个弹壳,但在高度紧张的战斗现场,还要战士们一颗不漏的回收弹壳,本身就是难以实现的事情。

1942年底,129师385旅陈锡联旅长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就曾经提出,由于战事紧急、夜间作战多等条件的约束,每次战斗后收集的弹壳,大概只有消耗量的40%。

何况,当时八路军的武器制式并不统一,弹壳也是五花八门,再加上破损、严重变形等等因素,大约只有60%左右的回收弹壳,能够达到复装条件。

第二个难点,是弹头材料的供应。

抗战时期,普遍使用的铅芯弹,就是在铜制被甲的内部插入铅芯,以达到提高射击精度、保护枪管膛线、提升杀伤力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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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铅芯弹头剖面图

然而,无论是铜还是铅,在当时根据地里,都绝对是稀罕物。

以当时的条件而言,让八路军自己开矿提炼铅、铜,基本是想都不要想。

如果大批量购买,且不说这种战备物资能不能买到,即使能买到,运输也是个大问题。

因此,要制造弹头,只能依靠军工人的创造力了。

曾经参与太行兵工厂建设,后任兵工六厂厂长的沈丁祥曾回忆道,当时制造的铜外壳,是用铜元或制钱加工的,且以光绪年间的铜元为佳;而铅芯则是通过收集含铅的锡制酒壶、香炉、烛台等物品,重新加工提炼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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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铜元

虽然通过努力,各根据地的军工厂先后实现了复装子弹的生产,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原料的短缺仍然极大制约着复装子弹的产量——

据统计,在八年抗战中,拥有兵工厂的太行根据地合计复装子弹为230余万发,冀鲁豫根据地复装子弹只有93万发左右,而晋绥根据地更是只生产了2500发。

由此可见,不管是缴获,还是自造,虽然有成果,但总体上说,还是杯水车薪、不够解渴。

办法总比问题多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

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

用句流行的话来解释,就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

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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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延安

对于弹药补给的短缺问题,毛主席早有预料。在1937年9月25日,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仅仅两个多月后,毛主席便做出指示:“发动全华北党(组织)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

在同年的11月8日,毛主席又再次指示各部队,“收编溃军,购买武器,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


毛主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指示,自然有他的道理。

自清末到抗战前夕,中国的局势一直动荡不安,外虏入侵、军阀混战、盗匪横行......把国家搅成了一锅粥。

这样的局势,直接催生了一个结果——乡村军事化、武装化的程度直线上升。


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俞啸卿手下的精英们来到收容站整顿队伍,张立宪看见不辣拿着枪,居然很意外:“你没丢了你的枪?”

张立宪的言外之意:你们的枪不是早就丢光了么?

而这些被丢掉的武器,很大一部分都流入到了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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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个溃兵中 只有不辣留下了枪

当时,民间的武器多到什么程度呢?

安徽阜阳临泉县的县志中有这样一个统计,1936年,除去警察、驻军的武器,这个县仅仅在老百姓手中就有6910支枪,8.8万余发子弹,而当时这个县的总人口只有60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当时临泉县大约每90个人手里,就有1支枪——比较一下,2014年,澳大利亚全国的持枪率大概也就这个水平。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在当时,地主老财拥有几十条枪,坐拥民团的比比皆是,就连普通的贫下中农,家里藏着一两杆老土枪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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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装的民团

为什么要发动群众?这就是原因。

通过广泛动员群众,抗战初期,八路军各部从民间收集、购买到了数量可观的武器弹药,对解决弹药补给问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民间弹药虽然存量很大,但总有收完的时候,算不上持久之计。

这个时候,就得靠我党的另一项法宝了——“统战工作”。

具体点说,就是通过各种关系,从国民党军、伪军甚至是日军手中买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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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伪军的思想工作 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之一

听起来虽然有些天方夜谭,但这种方式却是真实并极为有效的——

根据史料记载,从1941年到1945年,仅八路军豫北办事处这一个机构,从伪军等处收购的子弹达到100余万发。而冀鲁豫军区在内黄县设立的军火采购处,在1942至1943年期间,更是购买了200余万发子弹。


可能有人要问,购买这么多的弹药,八路军哪来的钱呢?

事实上,与敌人作交易,从来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还牵扯着军事、政治等诸多因素。

抗日战争中后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泥足深陷,颓势也显得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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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袭珍珠港

在敌占区中,虽然日伪军仍然掌控着大城市和多数县城,但广大的农村地区,已经完全成了八路军等敌后抗日武装的天下。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伪军惴惴不安,开始主动找后路——说白了,就是要捞点钱,预备跑路了。

根据内黄县军火采购处的记录,当时伪军下乡扫荡时,基本都会偷着卖几盘子弹,更有甚者,还让自己的老婆孩子带着子弹,直接送到与八路军有联系的商店来。

到了1943年局部反攻之后,日伪军龟缩在城市和据点里,不敢轻易露头。

然而,城市是交易场所,不是生产基地,脱离了乡村,日伪军的生活供应很快就成了问题。

而此时,通过大生产运动,八路军各个根据地都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且有了一定的物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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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运动

八路军要弹药,日伪军要物资,有了需求驱动,这笔买卖就做的成了——

日伪军:我们需要粮食、油料、土布......用三八大盖子弹换怎么样?

八路军:当然可以,但是光换步枪子弹不行,机枪弹、手榴弹、炮弹、炸药......我们都要!

日伪军:......好吧,成交。


这段对话虽然是作者编的,但事实情况就是这样——

根据《山东根据地军工史料》记载,1945年,仅滨海军分区一处,就从日伪军手中换得各式子弹36万余发,炮弹53枚。由此推断,其他地区从日伪军手中收获必然也是不菲。

可见,八路军之所以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击败日本侵略者,除了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之外,我党强大的经济动员能力与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也是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