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生，乱世中坚持实业只为救国，为拒绝伪职

1923年，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之中，一位中国籍的青年商船设计课工程师来到所长办公室，他将自己的辞呈交上，对所长说："我决定辞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所长十分诧异："你一个中国人能在日本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何其不易，条件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辞职？"

那中国青年道："我要回中国，投身中国造船业之中。"

所长嘲笑道："你们中国人搞什么造船业？你们要用船我们日本造就行了。"

中国青年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更加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次年，他回到了国内，创办了大中华造船厂。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爱国造船学家杨俊生。

杨俊生，江苏淮安人，1890年，他出生在当地富裕人家，父亲就是当地有名的商人。从小，杨俊生的父母就对她寄予厚望，悉心培养。6岁这年他被送到了私塾之中，一直接受着传统儒家教育。

一日杨俊生偶然读到了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新民周刊》，心中因"新学"进步思路想澎湃不已。16岁那年，有一位前往日本留学的同乡回乡探亲，杨俊生请求和他一同前往日本求学。在日本杨俊生正巧赶上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活动，杨俊生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深深鼓舞，他经常阅读同盟会主办的《民报》，和诸多进步青年们一同去听章太炎的演讲。

1907年，杨俊生果断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为了参与到革命之中，他中断学习，坚持回到回国内。杨俊生怀揣着崇敬的心情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询问他在日本学习什么专业，他说自己学习的是工程。孙中山先生沉思片刻，询问道："你能不能学习造船？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如此之长，河流众多，但是在航线上行驶的，基本上都是外国人的轮船！"

中国的轮船全都来自于的外国，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造船公司，就没有办法实现造船业的独立。杨俊生回去之后想了很久，他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鼓舞，决定从此以后投身于我国的造船行业之中。1912年，杨俊生再次来到了日本，在日本第五高等学校学习，4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专攻船舶工学科。毕业之后他就前往三菱造船厂担任工程师，同时在三菱高等工业学校担任教师。

在三菱造船厂的5年时间，让杨俊生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回国之后杨俊生积极开展实业，十年期间，大中华造船厂承造了包括"大达"轮船等10多艘江船，还建造了渔船、炮艇、破冰船、轮渡等等各种船舶。大中华造船厂建造的"天行"破冰船在北方沿海驰骋，让中国船厂名声大噪。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第一艘破冰船，这是杨俊生的钟爱之作，天行号的照片一直悬挂在他的办公室之中。彼时天津航运公司总经理叶绪根在看到这艘破冰船之时感慨万千："这艘船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1932年，杨俊生将自己的船厂迁到了上海复兴岛。在刚刚开始修建厂房之时，日军就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建造到一半的船厂被日军占领，数月之后，中日停战会议在上海举行，杨俊生与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交涉，日方最终同意将工厂交还杨俊生，要求是杨俊生必须前往日军司令部洽谈。杨俊生在日军司令部见到了日军参谋长喜多诚

喜多诚一见杨俊生就问道："你们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参加抗日？"

杨俊生轻蔑道："那是因为你们日本的教育好。日本的学校教育学生要忠君爱国，我们各忠其主，各爱其国。中国虽然已经没了国君，但是国家仍旧在。如果我们留学生成了背叛祖国的汉奸，那才是日本教育的耻辱……"

喜多被杨俊生一番话说得无地自容，大声嚷着："知道了知道了。"命令日本人撤离了船厂。

杨俊生一门心思研究船只、革新技术，他是造船的专家，但不善于经营，为人宽厚缺乏防范之心。在建造大中华造船厂的时候，杨俊生向日本大阪商船社租了厂基，五年租期到了之后，日本人坚决不愿意续租，导致大中华造船厂造成了巨大的亏空，面临破产。在日本侵华一触即发的时刻，许多爱国商人关心杨俊生的未来，1936年，金城银行周作民和民生实业公司卢作孚等商界名流出面集资25万元，改组了大中华船厂，帮助杨俊生度过危机，改组之后，厂名改为"中华造船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杨俊生任董事兼厂长。

杨俊生一直对身边人说："我办中华船厂不是为了盈利，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我就会去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抗战之中，他为民生公司建造货轮、客轮11艘，为铁道部建造拖轮和驳轮，他甚至承建了浙赣铁路的十多座钢结构桥。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卢作孚作为中华造船厂的董事长组织上海一带的工厂南迁，中华造船厂的厂址很快就被日本海军司令部给占领，遗留在船厂的物资财产也被日军全部没收，改建成了日军海军兵船厂。杨俊生因为曾经在日本留学和工作的经历被日军盯上，佐藤少佐找到了杨俊生，不停向他灌输"大东亚共荣"的思想，佐藤向杨俊生洗脑，说杨俊生是在日本学习的造船技术，就应该为日本皇军所服务。杨俊生非常气愤，痛骂道："难道就因为我曾经在日本学习过就应该为日本侵略者们服务吗？今日孙中山先生已经不在了，他曾经到过日本，如果他还在世，难道他也会为日本侵略者们服务吗？"

留在上海的杨俊生被日本人赶出了船厂，他舍不得船厂里面的设备，为了不让日本人占为己有，他冒着危险偷偷将工厂里面的少量设备运了出来，又千方百计送到了湖南，打算在湖南建立中华的分厂，并且开始筹备湘黔铁路的沿线桥梁。而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了湖南，杨俊生不得不暂停分厂的建设工作，他组织员工将所有的图纸和机械设备全部都埋到了地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再次找到了杨俊生，他们威逼利诱，软磨硬施，想要让杨俊生为日本人效力。杨俊生受不了日本人三番五次的纠缠，为了表达自己绝对不向日本人妥协的决心，杨俊生披起了袈裟，在家中吃斋念佛起来。杨俊生的妻子是日本人，日本军官数次来访问杨俊生，想要从杨夫人处下手，而杨夫人态度亦是十分坚决："我讨厌战争，你们不必来劝说我，我早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

日本人还没有放弃，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他派遣了周佛海去劝说杨俊生。周佛海是杨俊生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杨俊生依旧没有心动，直接将周佛海拒绝。不久之后，汪精卫派遣实业部部长梅思平送来了伪实业部顾问聘书，每个月都送来车马费5000元，杨俊生当时生活条件已经因为战争十分困窘，他还是将这封聘书撕得粉碎。

抗战胜利之后，很多商人重新出山，想要重振雄风。但曾经为救国而建造船厂的杨俊生这个时候却不想再进入商界了，他对自己的夫人说："我以后不办厂，也不会去做官，我将来一心从事教育事业，我要把我造船上的经验全部传授给下一代！"

1946年，杨俊生担任了同济大学造船工程系的教授，1948年，杨俊生被推选为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并且出版了造船工程学会会刊《中国造船》。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造船厂在新政府的关注之下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杨俊生感慨万千，最终决定将工厂交给了国家。1953年元旦，中华造船厂加入了首批公私合营，杨俊生继续担任厂长兼任总工程师的工作的，一直到退休为止。

1954年，杨俊生给自己正在欧洲留学造船的儿子杨家盛写信，希望他能早点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杨俊生还将女儿和女婿从新加坡叫回国内，1954年，杨俊生的女儿和女婿带着三个幼子辗转至香港来到了上海。

杨俊生的晚年就像他说的一样，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之中，为了能让孩子们更好地学习到造船知识，他带着学生们深入到船厂，派人亲自操作现场讲解。在交大任教期间内，因为学校教学设施有限，他捐赠了一批教学设备。

这就是爱国实业家杨俊生的一生，他的大中华造船厂是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之中求得发展的，是中国造船业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历史。1982年，92岁的杨俊生在上海逝世。他的没有创造出传奇的财富，他饱经沧桑的商业生涯却见证了民族企业的独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