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政治正确”庇护的美国军工对中国威胁有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君达]美国社会有着“尊军”的传统，在美国旅行过的朋友们大多见识过航空公司允许军人提前登机，我国网上也流传着商务舱客人给军人让座的段子。

从盖洛普数据来看，美国军队在1990年以来的对机构信心（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比较中始终高于其他机构；2018年的调查里，美国民众对军队（74%）、小企业（67%）和警察（54%）的支持率远高于包括教堂、法院、媒体在内的其他系统（均低于38%）。在美国大多数的文化产品中，部分作品对美军的吹捧达到肉麻的程度，如最近某游戏中美军的“维和部队”形象与美军抛弃库尔德“盟友”交映成趣。对美军持批判态度的创作人则往往格外谨慎，多将关注点集中在反思战争、个人作恶或者政客腐败上。

我们知道美国军队（和警察）时常爆出丑闻，那么为何美国人往往对军队（和警察）团体的观感如此正面？是否仅仅是媒体选择性报道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兵役制度与现在美国社会、政客对军队的态度有着重要关联。

美国军队（资料图/IC photo）

美国志愿兵役制的由来

自殖民地时期起，美国在战争时期广泛使用兵役制度募集兵员，作为对志愿兵和佣兵的补充；美国征兵法具有显著的时限性，随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在战时、战后进行调整。殖民地时期的十三州规定所有健康适龄男性参加民兵训练。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双方首次对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民众进行征召。

美国的兵役制自建国初期便具有几个特点：

（1）美国兵役针对兵员不足的情况主要有两条解决思路，即提高志愿兵的薪水和征召义务兵。由于美国社会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风气，一些人反对政府强制征兵，赞成提高薪水的“自由买卖”。这种争论曾多次出现，例如一战时期威尔逊总统和大罗斯福曾就兵役进行交锋。

（2）美国存在着逃兵役的传统。早期的被征召者能够付钱让人代服役；北军服兵役的168649人中，共有117986人是代人服役。这一制度在后来大规模征兵中被废止，但有钱人能够逃兵役、甚至“付钱雇人打仗”的认知在美国内战时期便已经存在。除此之外，一些人则以政治信仰为由逃脱兵役，甚至临阵脱逃，并在战后以此为荣。

（3）美国的义务兵役从一开始便遭遇出于种种原因的反对声音，例如麦迪逊总统在1812年试图征兵时被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指责违宪，1863年纽约征兵暴动就是爱尔兰移民出于战局不利、同情南方、对富人交钱逃兵役不满等因素发起，在日后的两次世界大战、越战等军事行动中，美国的反战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部分宗教人士和指控军事法庭迫害新兵的活动家也反对义务兵役。

（4）美国兵役制从最初就设计不同权力集团的利益之争，早期的美国联邦政府致力于从殖民地各州手里拿回征兵权，议会则通过设计征兵法案限制总统权力。

（5）由于大量反对声音的存在，美国的兵役制度在实施手段上具有较大弹性，强制服役与战争宣传并行。以一战时期为例，美国政府使用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等机构进行战争宣传、煽动反德情绪，号召公民自愿参军。而在志愿兵无法满足军队需求的时候，美国政府也从不惮于颁布征兵法律、扩大强制征兵范围，甚至有选择性地多征召“不太可能成为熟练工人”的低收入人群、黑人和移民群体。

一战时美国的征兵广告

美国共经历过内战、一战、二战和冷战四次全国义务兵役制募兵。二战时期美国的军事动员达到史上高潮，皮尤公司数据显示，1941-1945年间有将近9%的美国人口在军队服役。

二战末期，在冷战和青年人口（诞生于生育率低的大萧条时期）减少的压力下，美国的部分鹰派人士主张保留选择性服役系统（SSS），认为义务兵役是保障志愿兵源的基础[1]，美国政客也将对兵役的恐惧当作鼓励社会良好风气的工具。这一时期的美国兵役制规定，自愿服役者能够优先被分配到较安全的岗位，而拥有正式工作、较高学历和已婚人士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免兵役优惠。

美国的义务兵役客观上起到了劝学、鼓励生育等积极影响，但也无形中加剧了美国民众与义务征兵制度的矛盾；而随着时间推移，维持高强度兵役制度的社会条件也逐渐瓦解：

（1）随着美英苏三国于1963年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冷战初期近乎失控的核军备竞赛和迫在眉睫的核威胁开始淡化，美国社会的好战情绪随之削减，不少年轻人因此陷入迷茫。

（2）随着美军逐渐提高技术含量，并提出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等策略，机器的作用愈发重要，军队对战斗员的要求向着“少而精”的方向发展；全民皆兵式的制度，如普遍军事训练（UMT）则无助于培养能操作精密仪器的职业士兵。

（3）由于前述配套政策的推行，美国社会自1946年起产生了婴儿潮（Baby Boom），而大量在婴儿潮中诞生的美国青年为了获得兵役减免和优质岗位进入高等学府深造；随着美国在越南战场越陷越深，美国政府开始收紧先前给予学生的优惠政策，这导致越战期间的美国大学爆发此起彼伏的反战运动，也导致学生变成反对义务兵役声音最大的群体之一。

尼克松于1968年竞选时提出全志愿兵役制（All-Volunteer Force，简称AVF）。他的政治观点受到右翼经济学家安德森（Martin Anderson）的影响，此外尼克松也认为AVF能够安抚学生，让学生退出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他命令曾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任国防部长的托马斯·盖茨（Thomas S。 Gates Jr。）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设计针对全志愿兵役制的军事改革。随后，美国在事实上实行了AVF制度。

虽然卡特政府仍然推出了新一版的选择性服役法案，要求18至25岁之间的男性美国公民和移民在SSS登记，并将登记与驾照、大学补助等社会福利挂钩，但自1986年以来就没有再出现过美国人因为逃避兵役登记而受到处罚的现象。随着军士长杰弗里·美凌格（Jeffery Mellinger）于2011年退役，美国已经没有通过义务征兵制度招募的士兵。

美国志愿兵（资料图/army.mil）

志愿兵役制与尊军风气

盖茨在加入委员会之前曾经是AVF的反对者，支持义务兵役。他代表反对者提出四个观点：

（1）AVF会损害军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割裂民众与职业“雇佣兵”，削弱人民对军队的控制。

（2）AVF会造成军队充斥着低收入阶层和黑人。

（3）AVF会使得民众对于战争和外交漠不关心，美国在外打仗与老百姓的利益彻底无关。

（4）基于第三条，该制度可能会鼓励指挥官的军事冒险主义。

这些反对意见在现代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来，二三四条显而易见（轰炸我国南联盟大使馆可能就是军方擅自行动）。而盖茨提出的第一条其实在美国形成了相当奇怪的现象，虽然美国民众对“雇佣兵”缺乏了解，但批评军队已经成为政客、媒体和老百姓的政治不正确行为。这种趋势的结果是形成强有力的军工集团，在内外矛盾激化时非常危险。

AVF一个重要的影响是美国社会普遍存在“负罪感”。如上所述，美国实行全国募兵之处有人通过花钱找人代为服役。在志愿兵役制推行以后，美国民众的逻辑是：因为他们挺身而出，我们才不用服役，因此我们应该感谢这些职业士兵。由于众所周知的美式价值观宣传，军人还被戴上“自由斗士”的冠冕，成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流动性在许多职业领域开始停滞，穷人无法与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富人公平竞争，隐性的种族歧视仍然存在，但军队仍然是一个相对公平、以战功而非出身来评价个体的集体；除了穷人和少数族裔，部分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如《梦想者法案》）也能够通过参军获得美国国籍，于是我们总能看到少数中国面孔通过参军成为美籍华人。这种上升渠道又使得美国军人成为“美国梦”的成功实践者。

这双重政治正确导致美国社会形成了“军人不会犯错”（the military can’t do wrong）的思维模式，不少左翼政客因为批判军人而声名狼藉。美国的议员在涉及军队的问题上往往不敢批评军队，否则会被扣上“外行指导内行”的帽子；记者在涉及军队的问题上也不敢凭空编造事实，而所有去前线的采访都必须在美军保护陪同下进行，这就导致军方能够控制记者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报道。

如果媒体和政客批评军队，他们往往瞄准职业官员，尤其是理论上统率三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几乎遇到的、克林顿在南联盟遇到的军队越权问题，很少被认为是军队的责任，而是总统管控无方。美国议会在宪法上对是否参战具有决定权[2]，但二战后的议员们从不敢使用这种权力。

批评军队的个人则会受到各方压力，美国士兵布拉德利·曼宁在向维基解密披露美军丑闻后，被检方以包括通敌在内的20多项罪名起诉，被军事法庭革职并判刑35年；在被左派总统奥巴马特赦后，曼宁仍然因拒绝就维基解密一事作证而屡次被拘留和罚款，前往加拿大被永久拒绝入境，而美国民众的看法竟然是曼宁在自我炒作。可见无权无势之人挑战美军权威的后果相当悲惨。

布拉德利·曼宁（资料图/维基百科）

军工复合体的诞生

由于职业军人在军事决策方面无法被监督和挑战，AVF事实上在美国形成了一个美式刹帝利群体（warrior-professional）。这个群体受到高度尊重，并且事实上形成了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提及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享有自主决策且不受监督的权力。波士顿环球报于2010年追踪研究了过去二十年中退役的750名上将和四星上将，他们中将近半数在国防部和咨询机构公众，在小布什执政的2004和2008年间，这一比例高达80%，可以作为旋转门的典型案例。

这种大权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持高不下的军费、巨大的外交影响力和军事冒险主义等。举例而言，美国自建国以来共经历约330场军事部署（military deployment），其中过半发生在二战后；在1946-73年间美国进行19次军事部署，但在1973年AVF实施到2012年，美国用兵次数达114次。诚然这种对外用兵可说是维护超级大国海外利益的体现，但这种用兵频率也体现出了“职业军人”近乎穷兵黩武的好战倾向。

为了制约军人，美国制定了预备役（reserve）制度，少数现役部队不足以发动战争，而调用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需要联邦政府进行动员；然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征召预备役并没有成为阻碍新保守主义者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军队在两地投入大量兵力。

除此之外，美军对平民权利的侵吞也随着反恐战争的展开而逐步显现；美国国防部对平叛行动（COIN）的定义即为“为同时击败和遏制叛乱并解决其根本原因而采取的综合性平民和军事行动”[3]。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美军组织协调跨国政治经济合作，并开展一系列侵犯他国主权的间谍活动。美军将领克鲁拉克（Charles Krulak）曾经提出过“战略下士（Strategic Corporal）”的概念，美军基层将士愈发频繁地承担非战斗任务，并对美国和任务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关系造成极大影响。

如果观众对美军的认识停留在海湾战争时期，那么大家很容易认为美国的高科技战争不需要付出人员伤亡；事实上这也是美国自二战以来的战略，通过战略轰炸减少地面部队投入。但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的两场战争中投入地面部队，陷入与非传统对手的“治安战”，以及旷日持久的消耗。

驻阿富汗美军（资料图/IC photo）

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建国以来最长的战争，随着美国近期与塔利班谈判破裂，美军仍未完全走出“帝国坟场”的战争泥潭。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加起来的成本在美国历史上仅次于二战，人员死亡在美国历史上排名第七（在纯粹由志愿兵参加的战争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墨战争）；这两场旷日持久的非对称战争造成当地平民大量伤亡，甚至爆发过格拉耐空袭事件等袭击平民目标的丑闻。

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军事开支，除了先进武器的高额成本和维护费，更高的士兵生还率也导致伤员救治安置费用的攀升。而巨额军费也成为美国难以撼动的“政治正确”之一：由于美国社保、医保等开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高速上升，美国军费在财政预算中的占比事实上不升反降，这使得减少军费对于削减财政赤字的作用有限；随着债务天花板不断上升，华盛顿的政客转而对削减财政支出的问题避而不谈。

与此同时，美国军事行动部分交由非政府军事组织，如黑水公司进行，一些工程项目也承包给军工复合体内部的企业，这些外包行为使得美国政府和百姓对总体军费缺乏明确的统计数据。美国政府的任意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中，军费的比例相当大，实际上已经成了某种“固定支出”；军费与固定支出中的医保、社保等花销共同导致了当前美国政府缺乏活动资金、被迫靠海盗劫掠式的贸易战敛财的处境。

志愿兵役制和军工复合体的未来？

AVF在美国仍然拥有很高支持率，相比起被政府强行征召，大多数美国人选择让职业士兵为国家打仗。军工复合体已经成为美国一大利益集团，在小布什时期大力推进“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至今影响美国在朝鲜、伊朗、叙利亚等诸多热点问题上的政策方针。

由于南海航行自由对于美国海军的“全球到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美军对美国在南海方面的强硬政策影响极大；从2001年王伟烈士血洒海空，到菲律宾等国就南海提交国际仲裁，再到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舰队在南海的频繁出没，背后都有美国军工集团的因素。在今后的对华问题，尤其是台海、南海问题上，军工集团很可能成为反华急先锋，甚至主动寻求擦枪走火。在美国社会上，军工复合体不但会得益于目前的反华情绪，而且很可能成为日后煽动排华潮的幕后推手之一。

那么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是否不可撼动？笔者认为，在战术上尊重对手之余，我们也应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弱点。当前美国社会的民粹风潮对“军工复合体”造成了一定动摇，虽然美国人民对军人的信任仍然持高不下，美国人对“普通军人”和“军工精英”的看法很可能分离。

前述提到美国军队存在大量低收入人群，美国海军分析中心指出，相对贫困的西部山区和南部州是美国兵员的主要来源，而收入较高的东西海岸、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参军人数占比远低于其他地区。

与此同时，皮尤中心数据认为拉美裔士兵的比例在AVF时期快速上升，由1980年的4%上升至2015年的12%以上，虽然白人仍然是美军士兵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占比却有所下降。此外女性在大多数军种中的比例也稳步上升，更多人开始就军中的性骚扰现象积极发声。

这些新因素有可能导致民众对于“自由斗士”与为自己利益将军人派去送死的军工复合体、“深层政府”（Deep State）区分看待。

特朗普的执政代表着共和党集团的得势，代表军工集团的强硬派如埃斯珀，新保守主义者如纳瓦罗、博尔顿也获得了在传统美国官僚体系中难以想象的中央权力。然而从特朗普将近三年的执政也可以看出，这位以“反建制”为卖点上台的地产大亨与军工复合体存在罅隙。特朗普及其亲信集团有自身利益和诉求，与战争狂人博尔顿、老派清教徒军官马蒂斯的关系都不好，博尔顿最近甚至可能在特朗普“通俄门”中反戈一击。

特朗普与博尔顿（资料图/IC photo）

与此同时，由于特朗普带来负面炒作风气和所谓“另类真相”，更多美国激进政客开始挑战左右两翼的传统“政治正确”。就在最近的民主党初选期间，军旅出身的夏威夷女议员加巴德（Tulsi Gabbard）公开提出叙利亚政策，被希拉里称为“俄国傀儡”后勇敢反击，为基层军人声讨战争贩子。虽然加巴德等人在美国政治系统中相对边缘化，随着美国社会意识形态斗争日益激烈，反对军工集团的声音可能在将来发挥更大作用。

当然，对于我国而言，防范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法宝还是苦练“内功”；只要人民军队不断加强在未来冲突中捍卫主权的能力，美国职业军人在美国内外的“超级霸权”就不会坚不可破。

注释：

[1] 原句为“每有一个美国人被征召，就有三到四人受到压力自愿参军（scared into volunteering）”。参见选择性服役系统负责人赫希在众议院听证会上的发言，Hous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Hearings， 1958。

[2] Article 1， Section 8， Paragraph 11

[3] U.S。 Government Counterinsurgency Guide （PDF）。 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9。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