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军事 2019-11-29 10:10 的文章

深入战地的自由摄影师高磊:多次被狙击手锁定

武装吉普车的车顶,狙击手在瞄准镜中锁定了男人,拉响枪栓,食指放在扳机上。几十米外,男人手持相机,飞快地按下快门,然后立即举起双手背身过去。枪手略微迟疑,最终放弃了射击,男人心脏狂跳,他明白,自己侥幸逃过了死亡……

男人名叫高磊,11月24日,在解放碑某写字楼的顶楼,他给我们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当天,记者参加了高磊创办的培训机构“摄影黄埔”第一次在重庆举办的分享会。面前这位面色温和的中年男人,很难让人将他与战场联系在一起。但正是他,在2004年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进入加沙地带,成为一名深入战场拍摄的自由摄影师。

▲“摄影黄埔”西南分享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听课

或许,正如高磊在每一次讲课前必讲的一句话:做摄影,讲真话。所以他即使用性命做赌注,也要用镜头直面狙击手开枪的瞬间。

秘诀

“狙击手要一枪击中目标,需要计算射击距离、弹道、风速、风向等多种因素,要想一枪命中,并不容易。”谈及自己的经历,高磊气定神闲。2004年,加沙地区激战正酣。不代表任何媒体、组织、机构,高磊只身一人进入战场核心区域进行拍摄,成为战地摄影师。他说,和跟随战争的其中一方进入战场不同,他面临的危险,不仅在前方,也可能在身后。交战双方的子弹,随时都有可能射中他,甚至是战地记者约定俗成的自我保护规则,都不再适用。

曾经有过8年入伍从军的经历的他,自己总结一套逃生“诀窍”。高磊说,他曾有过多次被枪手锁定的经历,他的经验就是与风向呈直角行走,因为风的影响,对方很难一击即中,有经验的枪手有可能会打一枪通过着弹点来判断风力、风向,这也让他有了预警,才有机会躲避危险。

“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更多的还是看运气!”关于如何保命,高磊甚至请教了去过战地的路透社的朋友,朋友告诉他,自己是跟着军队一起前往战场,经验不一定适用。但朋友还是提醒他,当武装直升机发起攻击之前,会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千万要留心。“到了战场发现,直升机出现时,往往天上还有战斗机,声音震耳欲聋,根本无法判断。”

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要到到战场上去当靶子?难道有丰厚的酬劳?实际上,这场亡命的摄影之旅,是高磊自己出资,瞒着亲人、朋友的一场冒险。

▲记者采访战地自由摄影师高磊

“别人没做过,我来纳‘投名状’。”高磊说,不是中国摄影师不愿意去,而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勇气,只要有机会,很多人都愿意去。所以他决定,在没有任何机构作为依托、没有任何后盾、甚至如果出现意外,都没人有义务将他的遗体送回的条件下进入战场。

那一年,高磊的孩子才11岁,妻子正留在国内。他给妻子说,自己要去以色列旅游,便准备出发,这也是他第一次和家人说谎。

骗子

“他们说我是骗子!”

没有任何机构支持,进入战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方便行事,高磊挂靠了一家摄影机构,希望用他们的名义,申请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处的特别通行证。但当以色列的官员联系这家机构核实他身份的时候,却被对方告知“查无此人”。高磊清楚地记得,那位女性官员十分愤怒,当面怒斥他为“骗子”。

“我不是骗子,我会证明我的身份。”高磊说,事情一度陷入僵局。他只能向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求助,但大使馆并没有帮助他进入战区的义务。还好,一位恩人伸出了援手。

高磊在许多场合都曾提到,当时,他找到了时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新闻官卢坤,希望得到帮助,但此事让对方也十分为难,起初并未答应他的请求。一筹莫展的高磊把心一横,决定自己“硬闯”。

“安全进入战区需要经过一个叫‘埃雷兹’通道的地方,只有持有特别通行证方能放行。反之,则必须经过“雷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高磊说,当时自己铁了心一定要进去。便告诉卢坤,希望他能满足自己的一个请求:如果不幸遇难,请告诉大家,他是一名摄影师,而不是一名游客(高磊持有的是旅游签证)。

说完请求,高磊转身离开。但还未走出大使馆便被叫住。随后,卢坤用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相关机构。这,是高磊能得以成行的关键。两年后,高磊作为嘉宾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还展示了这封信件的原文。

广角

“绪加耶(音)发生冲突了,你去不去看看?”

“去啊,怎么去?”

“自己去!”

这是高磊进入加沙几天后,新华社驻加沙记者周轶君与他的对话。周轶君可以说是高磊在加沙地区唯一的同行,但她对高磊的态度并不好。

2006年鲁豫有约采访高磊的那一期节目中,高磊便坦诚地说了当时的情况,在主持人的追问下,他道出过缘由。

原来,周轶君在加沙已经驻扎了很长时间,不仅是这里的“女汉子”,也是“老江湖”。她见过不少所谓前往战场的摄影师,这些人来了之后,在远离枪炮的几十公里外的地方逛了两圈便离开,却大书特书地讲述自己的“战地故事”。周轶君看不起这样的人,她认为,高磊也是。

“知道了信息不去?那我来这干嘛了。”高磊知道这算是周轶君给他的一个小考验,同时也知道自己来此的目的,随即带着相机出门。他找了一辆出租车——三排座的旧奔驰。按照周轶君教他的方法,不停地和司机重复着“绪加耶”的发音。车上原本还有其他乘客,但一听到“绪加耶”,所有人都一溜烟地下了车。

司机嘟囔着将他送到离目的地一公里的地方,然后说什么也不愿意再走。无奈,高磊只能下车,步行走完最后一公里。

高磊到加沙,只带了两个镜头,一个24mm,一个35mm。有摄影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两个角度很广的镜头。这就意味着,拍摄者必须离拍摄的主体足够的近,才能拍到想要的画面。

为什么不用长焦镜头远远的拍摄呢?高磊认为,长焦镜头固然可以让他在更安全的位置拍摄,但拍出来的照片就好像躲在掩体之后,窥探世界;而广角镜头拍下的照片,站在照片面前,就好比你身临其境置身于战场。照片的力量就在于给人以临场感,能够感同身受,照片,就是世界。

▲爆炸事件现场

前方,隆隆的枪炮声已经响起。高磊取出相机开始尽量的靠近、拍摄。这时,一群当地的孩子却成了他最大的麻烦。看到东方面孔的陌生人,小孩子们一拥而上,一边躲在他身后躲避枪弹,一边好奇地翻他的口袋。

高磊早就知道,在加沙一定不能小看了这些孩子。在之后的拍摄过程中,他甚至遇到小孩拿着手榴弹向他“炫耀”,见高磊没搭理他,这个孩子竟拉掉保险,直接将手榴弹丢向空地,只为了证明他手里的是“真家伙”。

而此时,身边的小孩子成了他最大的困扰,因为他们人数太多,高磊只能往前躲闪,就这样一步步地向前走。就在这时,冲锋枪远远地射来一阵“弹幕”,拒绝让他们靠近,冲突一触即发。高磊赶紧卧倒在地,此刻,他身边正好站着一个孩子。高磊想伸手拉他卧倒,但孩子却死命挣脱了,刚一起身,便被流弹击中。

“亲眼见到小孩在身边被子弹打中的样子,太震撼。”高磊说,很快当地组织的救护车便到场,准备将受伤的孩子拉走。因为继续留在现场太危险,高磊请求乘坐救护车离开,但却被拒绝了,原因他并不是伤员。

“不走我就真的走不了了!”救护车开动,高磊拖着救护车的后门,站在车外离开了现场。

▲爆炸事件现场

豪宅

高磊说,和周轶君的几次交道,让这个勇敢的女记者逐渐认可了自己。两年多以后他接受鲁豫采访时,周轶君还通过视频的方式,“挺”了他一次。

在周轶君口中,高磊变成了一个“吃货”。在战地,吃,是困扰两人的一个大问题,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点,他们甚至可以一天不吃饭,只喝水就够了。有一次,周轶君问他想吃什么,高磊不假思索地告诉她:五花肉。

“让我在中东地区给他找五花肉,真的太难了。”周轶君在节目中说,幸运的是,她在加沙一个检查站外,找到了一家俄罗斯人开的店,他们是有猪肉可以卖的。结果两人用一个旅行箱,到店里买了一整箱的猪肉。过检查站时,周轶君还担心会被为难,但士兵听说他们拿的是猪肉,立刻让他们赶快拿走。

周轶君还给高磊租了一间豪宅。“300多平,海景。”具体的租金是多少,高磊已经记不清楚。实际上,他的“豪宅”还远不止300平。他住的那一栋楼根本没有几个人,想住哪一间都没问题,但豪宅中却只有一张床。

“每时每刻都身处危险中,也就不觉得危险了。”高磊说,没过多久,他已经习惯了在枪炮声中入睡。但和在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每天他都是合衣而眠,相机也随时上着胶卷。有意外情况,立即就能跑,立刻就能拍。而实际上,他的“家”已经是这里最安全的地方,这幢楼中设有中国的机构,悬挂着中国的国旗,交战双方绝不会轻易地袭击。

不过,他的“豪宅”最后还是被炸毁了。之后,军方通知让他们撤离,因为有极端组织的成员住进了大楼。撤离后不久,一枚导弹击中了建筑。

回归

82天后,高磊带着1万多张照片,从战场撤到巴黎。

回归和平,他第一时间便病倒了,发起了高烧。高磊说,到医院就诊,医生问明了情况后,没有给任何诊疗方案,也没有开任何药方。只是让他回家休息。

他这才知道,这是处在战地身体的应激反应造成的后果。在战场时,身体所有防御系统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可以不吃不喝甚至不睡都不影响体能。但回到和平中,身体得到一个安全的信息,于是防御机能开始休息,这时就会发烧,一段时间后便能自愈。

身体能自愈,但对高磊来说,此行短短2个月,却将影响他一辈子。高磊至今不吃烤肉。加沙之行后,他甚至说,自己对大多数的摄影题材,都很难再提起足够的兴趣。

▲高磊与摄影爱好者分享摄影经验

十多年过去,高磊从一个摄影师,成了一个摄影教育的倡行者。他的思路,依然回到对摄影的热爱,回到了他坚持要去加沙的初衷。高磊说,摄影最基本的,依然是“说真话”,无论是拍摄本身,还是作品评价。这,是他现在想做的事,也是不一样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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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 记者 彭光瑞/文 冉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