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兵团的传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的，可能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兵团。

　　200多万人的一个群体，分布在新疆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新疆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中国所有省份的人都能够在遥远的异乡找到同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因此，想深入了解兵团几乎是不可能的，想描摹兵团人更加的不可能。

　　几代人经过半个世纪的岁月磨洗，竟变得如此的繁杂和深厚。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兵团的人又都是相同的，无论是一个偏远的高山上的牧工，还是兵团的指挥员，他们被共同地放入“兵团”这个模具中打碎了重新糅合，经过重塑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兵团人。

　　自1954年中国组建第一个兵团，至今整整50年。一直以来，他们都是一群远离人们视线的人，一群生活在边疆塞外的人，一群以独特方式被编制起来、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一群为国家的安宁和边疆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的人。

　　10万铸剑为犁的兵，10万大上海的知青，250万五湖四海的人，在新疆，在天山的两侧，在昆仑山、阿勒泰山造就的塔里木和准噶尔盆地里，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他们组合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在中国的东北、西南、西北都曾经有过“兵团”这样的组织，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他的兵团都解散、消失了，曾经在兵团战斗过的人们也四散而去，只有新疆的兵团留了下来，直到今天。

　　铸剑为犁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王震诗)。1949年，来自南泥湾及和平解放新疆的10万军队面临生存困境：新疆的生产现状不足以养活这么多的军人，粮食成了威胁生命的大问题。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进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这是毛泽东向这十万人发布的命令，这道命令从此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并且改变了他们子子孙孙的命运。这道命令就悬在那里，直到现在，当年等待重新拿起武器的人也没有听到新的命令，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就以紧握犁铧的姿态凝固成了一座群雕。

　　他们脱下了军装，但一直都自认为是一名军人，他们说自己是一支不穿军装、不吃军粮、不拿军饷的军垦部队。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过像兵团这样的人口大汇集。10万，20万，100万，200万，转业的军人，中国内地的农民，城市的知识青年，工人，知识分子，50年间兵团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人。

　　兵团人的职责不仅仅是牧羊种地，兵团职工说，他们“放羊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在2000公里边防线上，在曾经存在的国界争议地区，本来可以走更近更好走的路转场，但兵团人却要走那些充满危险的路，因为对中国来讲那是我们的领土，中国的公民必须放牧生活在那片土地上。

　　兵团农九师曾有一个叫胡汉成的指导员，带领队伍赶着12000只羊转场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有的人被冻坏了双腿，有的被截去了手指，他继续赶着羊到必须到达的放牧点去，风雪阻隔，山下的妻子和团场的人找不到他，以为他已经死了。第二年的春天冰雪消融，当他赶着羊群回来时，妻子不敢相信，真以为他从另一个世界归来。他的半边脸被严重冻伤，并永久地错过了医治的时机。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屯垦之地，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军人在此屯垦戍边，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处处都有屯垦遗迹，历史上的高昌、米兰、楼兰的繁盛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都是有屯垦的保证。屯垦兴而国家兴，这是历代帝王总结的一个经验。

　　屯垦与戍边，这是兵团人的两大使命，也是延续2000多年的所有屯垦人的使命。遥远的汉代屯垦人已经无法追寻了，而兵团人，就活在今天。

　　遥远时空间的穿越

　　兵团人的命运都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受那一道命令来到了遥远的边塞，这里和江南水乡和黄河流域和东海之滨有着天壤之别，这里的遥远和荒凉是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

　　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水，不与民争地，这是他们的原则。在荒原，在风头水尾，在不毛之地，兵团人垦下了他们的第一犁。

　　在这片土地上流传着一段凄美的关于命运的故事，那就是“八千湘女上天山”。一群十八九岁的湖南女子应征入伍来到新疆，被按照连一级未婚干部的分布情况分配到天山南北的各连队，她们没有想到的是，怀揣浪漫想法的她们到新疆的一个任务，就是和那些经历了战争的大龄军人们结婚。然后是山东姑娘、四川姑娘，她们的出现使荒原上出现了除了部队番号外的另一个组织———家庭。家就是根，根在荒原上越扎越深，树才枝叶繁茂。

　　18岁的山东姑娘张桂秀嫁给了大她15岁的四川丈夫，当她的女儿长大了不解地问妈妈为什么会嫁给大那么多的父亲时，张桂秀说：那是组织安排的。女儿问妈妈是否觉得幸福，妈妈想了想说：同甘共苦40多年，组织“包办”的婚姻还挺美满的。

　　掘地为穴，那就是他们的新房，蒲草为席，那就是他们的婚床，连地穴都没有的地方曾创造出了“公共洞房”的故事，一间地穴几对新婚夫妇轮流使用。他们把挖在地下的洞叫做“地窝子”。一位从甘肃老家来找丈夫刘五十四的大嫂，冲着丈夫哭喊：“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连老家的洋芋窖都不如！”一年后她在地窝子里生下了自己的儿子，取名就叫“刘地窝子”，此时的她已经成了拓荒者中的一员。

　　和一个家乡相差万里的人相识并结婚，生下了一个个新疆的孩子，用自己流血流汗生产的粮食把孩子们喂养大，然后在白发苍苍的晚年迎接他们的新疆孙子的诞生。这是许许多多兵团人共有的婚姻与爱情模式。

　　一个出身农家的士兵重新成为农夫还不难想象，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在哪里都是种地”，但一个从未见识过农村的城市青年要成为一个拓荒者，显然还是有些难度的，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那些上海的天津的武汉的知青用细嫩的手拿起牧羊鞭，赶着成千只羊，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人的生活。

　　这是隔着巨大时间和空间距离的两种生活生产方式，当然，在上海知青们被改变的同时，现代文明的元素也在悄悄地加入这支屯垦队伍，承托起现代化农业的基业。

　　当亘古荒原变成绿洲，金灿灿的稻谷堆积如山，雪白的棉花如天上云朵，牛羊满地林木成行，当一座座新的城市在荒原上崛起的时候，世界银行前来考察的官员感叹：“由退役军人组建的绿色开发部队，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创造的是一个辉煌。它的出现，为世界性的开发事业做出了良好的示范。”据兵团介绍，经过50年的艰辛开拓，兵团已建设成为一个以现代化大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林牧副渔并举，工交商建服综合经营，科教文卫体全面发展的独特的组织群落。

　　告别家乡的人

　　不论是一个来自战火洗礼的战场的老兵，还是来自上海大都市的细皮嫩肉的青年，大自然给了他们那么近似的面容。如果你想在新疆的兵团认出一个上海人，那只有从他一息尚存的语音上获得某种信息。

　　在兵团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的团场有不同的团场“官话”。一个以山东人为主的团场，大家通用的语言可能是河南话，而另一个以河南人为主的团场可能说的是甘肃话。由五湖四海汇集起来的人会集体无意识地接受并使用一种地方方言，没有办法解释这是为什么。

　　团场的“官话”成了一个团的标识。只要是兵团人听到某种方言，就会大概判断出说话者来自哪一个师哪一个团。

　　兵团的另一个明确标识就是番号。司令部、师、团、营、连，一个兵团人就这样被编进了这个庞大的集体。对于外人来讲，从1到200多的团场番号是难以搞清的，但兵团人对此却“门儿清”，当一个兵团人对另一个兵团人说自己是186团的时候，另一个人立即就知道他是农十师的人，农十师在新疆最西北的边界上。

　　兵团人是一群只有热土没有家乡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原来有自己的方言，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但是当他们成为一个兵团人后，他们和家乡的关系逐渐淡漠，后来他们除了和父母有割不开的联系外，家乡的景物家乡的人都淡出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和家乡靠儿时记忆建立起来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模糊，当某一天他们回到家乡时才发现，他们一直以为是自己家乡的地方已经容不下他们了，他们在新疆形成的东西放在家乡就变得那么的不妥帖。蓦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没有家乡的人。于是很多人在他们的晚年再一次选择了新疆，选择了兵团。他们宁愿把自己称作是新疆人。

　　在兵团团场，都有一个13连编制。这是一个特殊的连队，只有兵团人心照不宣地懂得它的含义，那是为死去的兵团职工保留的“连队”。塔里木盆地边缘29团的13连，是一块100亩的墓地，偌大的墓地，没有几座墓是有墓碑的，很多就是一堆土，插着一些木桩为记，上面写着籍贯、姓名、生卒年月，芦苇骆驼刺稀稀拉拉地摇曳着。

　　这看似凄凉的墓地就是屯垦者的永恒家园了。这是他们的热土，2000多年来的屯垦者都葬于这片土地，不管他来自遥远的汉唐还是现代。开创兵团的王震将军将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上了，他又回到了新疆，回到了兵团。这片热土能够收留所有的拓荒者，这里是屯垦人的家乡。

　　185：一个边境团场的故事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从阿勒泰到北屯，从北屯再到布尔津、哈巴河县，然后再经过穿越荒野，涉过河流的跋涉，才感觉到自己的脚是踏在中国版图“雄鸡”尾巴尖尖的羽毛上了。

　　之所以交待如此烦琐的过程，除了想说明它的遥远之外，更主要的是非如此便无法将185团的确切位置说明白。在中国的行政图上，一个县甚至一个乡都可以标识，但没有标识一个兵团团场的，尽管按行政级别来说它也是一个“县级”，尽管某些团甚至比内地的几个县占地面积还要大些。

　　记者在深秋季节来到了185团。现在当记者在地图上找这个曾经到达过的地方，就会顺着中国惟一一条向西北流并最终注入到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的流向，在它冲出中国的国土流向异国的那一小小点上，确认185团的位置。

　　静悄悄的边境

　　当你意识到自己是在中国最西北边境的时候，那感觉会有一点特别。

　　185团和外界的惟一通道是一条不宽的石子路。缩在路边的小小的养路道班挂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中国西北第一道班”。185团一连的连部平房上也顶着几个鲜红的大字：西北边境第一连。

　　一条浅浅的河蜿蜒流过，河滩里长着挺拔的白桦，树冠上正挂满金币一样灿烂的叶子。大片大片的极度平整的田畴，偶尔看见一台“康拜因”在收割油葵。四处都是静悄悄的。

　　毫不知觉地，一辆军车出现了，车上坐着七八个荷枪实弹的军人，为首的一个跳下车来向我们走近。此时路边上的一块“边境管理区，请出示证件接受检查”的牌子再次提醒：这里是非常地区。

　　枪声。在空旷安静的地方枪声显得不那么真实。是部队在打靶。

　　铁丝网。那湾美丽的小河全部被1米多高的铁丝网封着。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界河，这条河叫阿拉克别克河。

　　界碑。一块标明为32号的界碑，上面写着威严的“中国”二字。在这块界碑的对面，河的那边一根蓝色的柱状物，是哈萨克斯坦的界碑。

　　“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牛羊”。这是“西北第一连”房前立着的一块碑上写的，另一块和此相对应的碑上写的是“割不断的国土情，难不倒的兵团人，攻不破的边防线，摧不垮的军垦魂”。

　　一连的指导员韩继忠穿着一身迷彩服，他指着连办公室房后说：“后面就是国界了。”在他身前，是一条200米不到的水泥路，路两边各立着6排簇新的平房，白瓷砖墙红琉璃瓦顶，整齐得像一队队列队的士兵。这就是全连32户人家的住所。韩指导员解释，之所以将农工的住所如兵营般排列，就是要做到“在短时间内能召集起所有的人”。

　　一大片田地的尽头，是界河，那边，隐隐约约显露出另一种生活。阿连谢夫卡，哈方最靠近边境的一个小镇。韩指导员说，小镇原有3万多人口，近年哈方将边民往后方撤离，因此小镇现在有9000人口。

　　隔河相望从不往来，但双方对对方的情况都了如指掌。“那就是 望塔，双方都有，上面是高倍的望远镜，每天对对方过往车辆人员进行观察登记。”韩指导员说。

　　在185团，45岁以下的男性都是民兵，他们定时巡逻于边境线上，每年至少有三个月的训练时间。

　　185团宣传科科长师寒希望记者一定要将两件事写出来，尽管这两件事发生在多年前。

　　一件是一连有一个上海知青叫沈桂寿，1964年来的团场，他种的一片玉米地就在国界的铁丝网下，每天早晨他都会看到哈方升国旗，于是就步行30多公里到团部去买国旗，但跑遍团部也没有，于是就用自家的红被面自制了一面，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用一根杨树的木杆升起自制的国旗，从1979年到1994年退休回上海，15年如一日。哈方的哨兵为此向这位中国的农工行注目礼。

　　沈桂寿回上海时给伙伴留下一句话：“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就把国旗升起来，尽力地照看好庄稼。”

　　另一件事是1988年界河发大水，在一个叫桑道克的龙口向地势低洼的中方土地上冲来，按照国际惯例，如果河水改道，国界就将重新划分。185团全体职工家属奋战8个昼夜，终于将界河憋了回去，保住了55.5平方公里的土地。

　　1998年中哈两国重新勘界，这55.5平方公里曾经存在争议的土地，永久地划归中方所有。

　　阿拉克别克河在哈萨克语里是“少女的耳环”之意，中国的国界也随着这条河拐了一个大大的弯，185团的12个连队就沿着这个大环一字排开，陈列在国境线上。185团的农工们把这个称作“三前”：我们的耕地在边防哨所之前，我们的民兵在边防哨兵之前，我们的连队在边防连队之前。说这话的是一位老农工，语气间有一种骄傲。

　　“铁打的营盘永远的兵，永不移动的生命界碑”。185团的宣传材料上这样描述自己。

　　种地就是站岗，放羊就是巡逻

　　最初来到这里的是山东的退伍军人。1962年前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策划了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边民外逃的“伊塔事件”。周恩来总理亲自召见兵团政委张仲瀚，批示迅速组织一支高素质的军垦队伍分赴边境。

　　185团退休干部张照汉回忆，当时他从济南军区炮兵5团退伍，坐着闷罐火车奔赴新疆。“当时非常紧急，被子里外全是白布的，都来不及做上被面。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日夜兼程地赶，我们要执行‘三代’任务，就是替外逃的牧民代耕、代牧、代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1962年从喀喇昆仑山到阿勒泰山的边境线排开了58个团场。5000公里的边境线，兵团坚守着2000多公里。

　　“一来了就发了枪，从此就背着枪种地，常常是前面安排人种地，后面有潜伏哨埋伏着。”

　　张照汉的妻子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生活：家里炒很多炒面，放进小布袋里，一紧张了就捆在身上，背着抱着孩子躲到大沙山背后去，男人们就扛着枪冲到边境线上。晚上在沙山露宿一夜，白天还照样下地干活。

　　“那时候‘老修’天天制造紧张空气，探照灯把这边照得一根针掉地下都能看见，飞机常常飞到房顶上来，吓得孩子们直哭啊。”

　　张照汉一直背了40年枪，到1990年退休为止。他曾当过15年民兵值班连的连长，值班连里都是高中毕业的团场青年，全副武装，当时没有武器库，所有的武器弹药都放在张的家里：“一间小屋子，住着一家人，墙上挂着一个排的枪。”

　　张照汉说他们这些人“民不像民，兵不是兵，是兵不拿饷不换岗，是民却要扛枪”。

　　“乐不乐意？”他反问自己，“不是你乐不乐意的事，来了就得这样干。”他自己回答自己。

　　当时的185团所在地，根本就不具备人类生存的起码条件。兵团劳动模范解见礼在白发苍苍的晚年，向记者回忆起当年情景还忍不住泪水涟涟。

　　当年，辗转两个月才从山东老家到达185团的解见礼见到了丈夫，眼前的人她已经认不出来了。“他穿了个破黄棉袄，又小又短，那件衣服破得哟，哎！就是一条一条的。人的脸焦黄焦黄的，他来的时候可是又白又胖的，我问，你是刘玉生吗？他说，我是啊。我再问，你真的是刘玉生？他说，我咋不是呢，你不认得我了？我问他，你的房子呢？他说，哪有什么房子！我说，没房子怎么住？他说有地窝子。”

　　地穴里是柳条编的床，床上铺着草，一个大通铺上睡几十个人，“我当时就哭了，一边哭还一边说，共产党到哪里不是革命！”她就此留了下来。解见礼18岁入党，是山东老区的女干部，来的时候县长给她送行，让她记住一句话：共产党员到哪里都要革命。她问县长知不知道新疆的185团在哪里，这位县长也不知道。

　　男人女人一样地劳动，白天种地，晚上打过冬的柴，还要打土块，每一项工作都要争小红旗。冬天也不闲着，大家要比赛着往地里拉粪。“冷啊，零下50度，雪有1米多深，人穿着羊皮大衣、毡筒子，拉着冰爬犁。我一趟拉200多公斤，比男同志拉得还多，身上出汗热气冒上来，在衣服的表面结成硬壳。一停下就得赶紧往家跑，一停下来身上的汗就凉得冰似的。”

　　185团的第二代人很多就出生在终日没有光的地窝子里。用一张白羊皮把孩子包起来，放在一个筐里，吊在地窝子的顶上，下面生上一盆火，大人们就出工了。一个孩子有时候从出生长到1岁多都没见过太阳。

　　解见礼在一次劳动中严重摔伤，失去了生育能力，终身没有孩子。

　　现在地窝子出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了，39岁的彭学涛就是一个地窝子孩子，现在他就在他出生的9连当连长。在30岁以前他从来没有走出过185团，那时候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他认为自己继承了父辈留下的东西，并感觉自己守土有责。“我们不守总得有人来守，我们熟悉这里，和这片土地有了感情。”他说。

　　湖北人的饺子皮、蠓虫和乌鸦

　　“你吃了吗？”

　　“吃了。”185团的两个妇女在去厕所的路上相遇，互相用“吃了没有”这个大部分中国人已经摒弃的方式打招呼，口音是河南活。

　　陪同我们的一个工会干部，说的话就像调频收音机一样可以换台：每当他向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调到略带点新疆口音的普通话，而和团场人说话的时候，用的是河南频率。

　　185团的官话是河南话，但185团却不仅仅是河南人，甚至河南人在这里并不占主流。

　　团工会主席龚雪荣统计过，185团4400口人，来自山东、河南、甘肃、湖北、江苏、上海、天津等17个省区市。

　　团场人告诉记者一个笑话，湖北人过春节的时候学着山东人吃饺子，但不会擀皮，就用保温瓶的盖子扣，于是“湖北人的饺子皮”就成为一个经典的故事。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互相融合着生活，谁的生命力强大，于是就占据主流位置。“可能是河南话字正腔圆吧。”那位工会干部如此解释，他的父母都是山东人。

　　当年的艰辛经过时间的酿造变成了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从军垦第二代的嘴里讲出来。这些将近40岁的人正在团场挑大梁，他们很乐意将这些故事讲给从外面来到团场的人听。

　　“我们这里大夏天有一种针尖大的小飞虫，军垦第一代把它叫‘黑寡妇’，它能咬得人鲜血直流，乌鸦在天上飞着飞着突然一头从天上栽下来，就是被它咬得神志不清，它能咬得牛羊乱蹦，疯了一样。军队专门派来专家进行研究，专家说它的学名叫做‘蠓’。”

　　对付蠓的办法，一开始是往身上抹泥，干了之后形成一层壳，但人一活动，甚至笑一笑，泥巴断裂，就不顶用了，后来是在脸上头发是抹柴油，但人的皮肤受不了。一位军垦第二代向记者讲述的时候语气里透着一点骄傲。

　　团场孩子学习的刻苦、团场的升学率之高是在新疆远近有名的。在185团，一个孩子从7岁开始就得离开家去寄宿。从连队到团部学校近的三五公里，远的三四十公里。而回一趟家之难让人震惊。大雪封路的冬天，团里用大轿车送孩子们回家，“800米的路走了4个小时，22公里的路走了一天一夜。”护送过孩子们的彭连长说。而到了高中，孩子们则要到200多公里外的北屯去读书，一个学期才能回一次家。团场的农工们特别看重孩子们的教育，而团里也理解农工们的希望，所以团中学一直是团场最受重视的地方，并且校舍一直是团场最好的建筑。

　　有人离开，也有人不断地进来。185团宣传科科长师寒就是近年才来团场的大学生，当他娶了一个团场姑娘为妻并生下了孩子的时候，他觉得他就是这个团场的人了。

　　市场的因素逐步进入国有化色彩最浓的兵团团场，185团也不例外，土地农机全部承包到了农户，虽然这是一个全部机械化的农场，但农户按市场的方式和团场发生“交易”。

　　内地前来承包土地的人填充了农场，这些人被185团称作是“军垦第三代”。刘文祥、刘安利叔侄俩从山东农村来185团包地10年，已经成为团场的富户人家。叔叔喜欢团场是因为“是职工待遇，老了有退休金”，侄子爱团场是因为这里的“文化”、“习俗”比家乡好。

　　记者在刘文祥家里看到了勤劳带来的收获。他和妻子养着100多头牛100多只羊，种着200亩地，供养着女儿在四川上外国语大学。

　　新加入团场的刘文祥也是一位基干民兵，但他的感觉是：没有战争的紧张感了，忙的时候会忘记了是在界河边上种地。

　　写在一连展板的一组数字记录了团场的变化：

　　1998年所有连通电

　　2000年看到光缆电视

　　2000年旧房改造住上新房

　　2002年建立了文化站，中央支持12.5万元……

　　■口述故事

　　“阿拉是上海人”

　　丁家君的脸是土黑色的，一层层的土长年堆积在上面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壳。从眼角、额头的深深皱纹里，还可以看到一点点皮肤的原色。他光脚穿了一双布鞋，脚很糙，鞋子很破。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低着，或者眼神快速地瞟上你一眼。他的一双手不停地玩弄一张靠背小板凳，他说这是很多年前他自己做家具的时候顺带做的。

　　他和他的老伴———一个看上去有50多岁的山东妇女———住在185团一营的一幢平房里，几间平房里空空的，说话的声音大了，就会出现回声。房间里有很多灰尘，最好的东西———一套皮沙发上面也满是灰尘，看来主人并不是常常坐在上面。

　　丁家君说普通话，但他的舌头是软的，腔调是柔和的，只有这一点能表明他是一个上海人。

　　丁家君现在是185团一营的教导员，在团场他种过地，放过马，赶过马车，开过24年的拖拉机，当过连长、连指导员。

　　他的妻子已经退休，在两亩多的自留地里种油葵。

　　我家是上海南汇的，高小毕业，在一家五金厂里当学徒。家里兄弟8个。16岁的时候想象着到新疆骑着马奔跑挺好的，就报名来了新疆。

　　1964年6月25日我们离开了上海，仅我们南汇就来了100多人，大家在一个火车上，都是一腔热情，唱着歌，12节车厢里搞比赛，我们的车厢得了红旗，红旗车厢里的人自然是思想最进步的，大家都写了志愿，填了表，要到新疆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一下子就被分到了185团。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新疆有多大，185团在什么地方。我们从乌鲁木齐坐一辆上面搭帐篷的大卡车，50多人一车，走了6天才到布尔津河，然后坐渡船来，分配到4连。

　　那天是晚上到的，什么也没看清楚，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一片荒原，太荒凉了，这和上海差别也太大了，心里难受，当时就哭了。

　　哪里有房子！？大家被动员起来挖大大的地窖，用柳条搭上顶子。床是用棍子搭的，上面辅着苇子、草，十几米长，住两个班的人。黄沙从上面落上来，雨水一淋就透了。一个排都是退伍军人，班上只有我一个上海知青，年龄又最小，一人一个土台子，上面放箱子和牙具，完全没有自己的空间。

　　一到这里就发了一把镰刀割麦子，野地里到处都是狼，叫得吓人，上海哪里有狼嘛！干活吃不消，手上起了大泡，腰直不起来，更吃不消的是没有米，没有菜，馒头是苦的，还碜牙，咽不下去啊，一连两个月饿着肚子。气候也受不了，南方和这里没法比，这里都是零下40度，最冷的时候是零下50度。但我们挺过来了。这一挺就挺了40年！

　　“阿拉是上海人，来到新疆，政府照顾我，发了双老毡筒”，这是我们上海知青编的，我们哪里见过毡筒，那是用羊毛擀成厚毡做的长腰鞋，这里冬天必须穿这个，刚开始穿它，根本就抬不动腿。

　　17岁开始放马，一个骑兵排30多匹马，要学会骑马，学会赶马车，当时边队和团部的惟一联系方法就是马车，冬天是马拉的雪爬犁，夏天是4匹马拉的大车。我那时只有1.6米，瘦小得很。有一次辕马突然惊了，我根本拢不住它，马车被拉着狂奔，一车人全跳了车，最后直到辕马挣断了缰绳，车才停下来。

　　18岁那年给我发了枪，一个排有3个班，每个班站一晚上的岗，大家统一睡在哨所，一叫就起，那时候苏联的飞机经常越界飞，在房顶上窜，大人小孩睡觉都不脱外衣。

　　1969年我结了婚，是一个山东姑娘，那时候能找到对象就不错了，同来的女知青本来就少，又都比我大。她是从山东来给姐姐照看孩子的，经介绍，就成了一家人。

　　来了8年之后我第一次回上海，那时候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那是个冬天——我们夏天是没有时间回家探亲的。我记得我们抱着孩子从连部坐着雪爬犁整整走了一夜，雪有1.5米深，马都走不动。从团部坐拖拉机到布尔津客运站整整走了两天两夜(100多公里)，夜里就睡在拖拉机的车斗里。从布尔津到乌鲁木齐又是两天半，再坐上火车，到家已是半个多月之后了。

　　往回走的时候才难受呢，上海已经不留我们了，户口转到新疆，走的时候光大米就带了二三十公斤，还有成桶的猪油，放在油漆罐子里把口焊死，这在新疆都是好东西。那时候虽然没有了上海户口，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上海人。

　　当初我们上海人常在一起，炒几个家乡菜，唱唱上海越剧，打打乒乓球，几个人学做木匠活儿，什么五斗橱、大衣柜、沙发都是我们先做出来，其他地方的人学着我们。

　　后来连队里的上海人都走光了，那时候有政策，只要双方都是上海人，就可以回去。我爱人虽不是上海人，但家里把证明都寄来了，走也是可以的，但是她不愿走，上海话她听不懂，从小没有在城市生活过，回了上海要找工作，三十多了，难啊。那时候总是送上海人，送一个喝一次酒，最后全连10个走了8个，另一个女的嫁了退伍军人，也不好走了。

　　送完这些人，我也就一门心思呆在新疆吧！

　　我48岁的时候回了一趟上海，发现自己不习惯那里了，我们连队的人说，你看你根本就不像上海人！上海人的习惯你哪里还有一点点？我想也是，我一生的大半辈子都在新疆过了，已经不适应大城市了。

　　女儿在小的时候就被送回上海，现在一口上海话，她的孩子都9岁了，在上海十几年了。儿子还在团场，我们想女儿，也放不下儿子。

　　退休了也许会回家住一段，70岁的老母亲说要我回来陪她住几年，我答应了她。

　　南方周末　2004-10-14 15:55:22 □本报记者 南香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