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非洲:从淘金到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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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高大、身穿蓝色外套的黑人男子,忽然从书包里掏出一把手枪。他斜着身子,微微后仰,用力把子弹上膛,对准了写字桌另一侧的中国女子。
这里是非洲的乌干达,9月1日下午三点,两名非洲男子骑着电瓶车来到Nile Steel&Plastic Ltd,这是中国人徐再旺经营的一家彩钢瓦厂,他52岁的妻子杨烨素担任厂里的出纳。据厂里员工介绍,这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我觉得那些歹徒知道她从银行取了钱”。
他们并没有马上抢劫,穿蓝外套的男子一直在打电话,杨烨素坐在他面前玩手机。过了七八分钟,他才把枪掏出来。杨烨素看起来并没有害怕,监控视频里,一开始,她左手拿着手机,右手还冲对方指指点点,说着什么。随后,她站起来,往男子方向挪了几步,两人发生肢体冲突。杨烨素死死拽住持枪男子的挎包,不撒手。
枪响了。杨烨素倒在地上。凶手和同伙骑着电瓶车逃离现场。杨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故。
看起来这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杀人案件,其背后却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当下,正是中国人闯荡非洲酝酿着诸多变化的时刻;案发之后当地高层的反应,也令熟悉非洲生态的中国人,看出了些许不同意味。
使馆的压力和警察总长的亲临
彩钢厂里,很快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警察,荷枪实弹,很多人挎着冲锋枪。他们在厂子里拉起黄色警戒线。一间屋子里,十来个人或站或坐,围着一台电脑,盯着屏幕看。里面播的是工厂的监控画面。
有几位华人,是当地商会的成员,有人穿着警察的制服,还有一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黑人男子,他是警察总长卡尔·卡依胡拉——乌干达警务系统权力最大的官员,类似中国的公安部长。
乌干达警方发言人、警察总长助理Asan Kasingye向本刊透露,案件发生后,警方逮捕了徐再旺工厂的一名安保人员和另一名工作人员,“我们高度怀疑是他(安保人员)帮助凶手进入工厂”。
Asan Kasingye说,案发之后,警方迅速抵达现场,进行调查取证工作,调取监控视频、收集指纹、调查子弹等证据。他们很快就确定了凶嫌信息,一名线人告诉警方,与开枪凶嫌一起的那名男子本来就是一名小偷。除了徐再旺工厂的两名员工外,实施抢劫并杀人的两名嫌疑人也很快落网。
卡尔·卡依胡拉在现场亲自参与调查工作。这样一位高级别官员抵达看似普通的抢劫杀人案现场,在当地并不寻常。“一个中国人死了,公安部长赶过来,已经非常非常重视”,连新锋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年逾四十的温岭商人连新锋是台州商会的秘书长。他个子不高,浓眉大眼,把头发理成年轻人热衷的中间长四周短的样式,看起来很精神。据他介绍,这次当地警方之所以如此重视,主要与中国大使馆的压力有关,“使馆第一时间就通知到警察局的高层”。
出国后,有困难找使馆,这是近两年很普遍的观念。今年最火的电影《战狼2》也颇为煽情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自然是虚构的。“一般来说在非洲当地,机场容易被搜查,工作许可证也经常办不下来,拖延你,这些都是华人常见的了,”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严海蓉说,“不是说喊中国名字,大家都会让路的。”
往前搁两年,阮文兵和他的台州企业家同乡也决不会相信这些情节。“以前使馆关注政治上面的任务,对我们私营企业关注不是很多,”阮文兵说。当地警方自然也不会作为,甚至还会找借口“敲你点钱”。
非洲很多国家腐败问题严重,和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经常需要打点。连新锋有时候去别的国家,到边境,很简单,就是一排桌子,“不用带护照不用盖章,钱给多一点就直接过去”,犯罪分子想出境非常容易,也不会有出境记录。
最近这两年,情况有所变化。连新锋等人发现,现在他们出了问题,打电话告知使馆,使馆很快就会出面协调。“像乌干达华商出现民间纠纷,同使馆说,使馆会马上通知相关商会,通过内部调解,调解不成,使馆就出面处理。”连新锋说,情况确实在发生变化,“这一次(杨烨素遇害)事情也是,使馆第一时间就通知到警局高层”。
9月9日晚,本刊记者打通了徐再旺的电话,但他不愿多谈。“眼泪都流干了”,徐再旺说,他希望能将妻子的遗体运回温岭老家,这个事情也非常复杂,需要“中国外交部、中国大使馆、移民局、机场、航空公司的配合和援助”。
私人企业不像在非洲的国企资金充裕,可以雇很好的安保队伍,办公地点也会设在治安更好的商业区。“国企喜欢租一个办公楼,或者是在一个高档居民区租一套别墅,”阮文兵说,这些地方的治安和安保力量相对会更好。
徐再旺、阮文兵等人,更多是信自己和运气。徐再旺表哥孔先生曾在他的厂里干过四年,2014年回国。“走的时候,厂子里当地人多,中国人就是他们夫妻两个加上她侄子”,孔说,“她(杨烨素)这个人,财务也做,卖铁皮瓦也做。早上烧早饭,烧中饭,晚上(烧晚饭)全部都是她做。”
留不下的非洲,回不了的中国
2013年9月21日,肯尼亚内罗毕,当地一家大型商场爆发警匪枪战。惊慌失措的民众趴在地上躲避。 (@视觉中国图)
徐再旺的家乡温岭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在中国地图上,像是一只小小的靴子,鞋底扎进海里。据当地官方数据,温岭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县市之一。地少人多,加之这里距离台湾很近,1949年后,温岭也算前线,考虑到安全问题,政府投资很少,这迫使很多人不得不转向外部,寻找机会。
改革开放后,温岭逐渐成为鞋类生产基地之一,质量比福建等地差一些,但价格也更便宜。最开始把鞋子卖到非洲的,福建人更多一些,后来温岭人带着便宜的鞋子赶到,很快就挤占了这个市常
同徐再旺一样,阮文兵也是2006年来到乌干达的,当时他舅舅在当地做鞋子生意。那一年,中国和非洲诸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峰会,非洲54个国家和地区,来了48个。中国与这些国家签署了论坛宣言和行动计划,誓言要变得更加友好,合作更加紧密。
阮文兵初到乌干达,当地中国商人并不多,但这个群体的数量逐渐增长,有时候大使馆召集中国企业家去开会,比如春节时召集华人参加晚宴,“一开始几百人,慢慢就能脸熟,大家聚会、吃饭。后来华人越来越多,使馆招待晚宴也不可能几千个人、一两万人都过来,最多也就两三百人。那时候感觉陌生面孔越来越多。”
一开始,当地人对中国人也很尊敬,“人家叫你master,是主人的意思”,阮文兵说,因为中国人比较少,“就跟中国刚改革开放时,我们对外国人也保持一种敬畏的心理一样”。
但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中国人有个特色,不管什么样的生意,只要有钱赚都会做”,阮文兵说,有实力的大老板或者国企,在当地投资很大的项目。没实力的小企业主,甚至普通人,就开一些店面做小生意,“本地人会觉得,这种零售小店,我自己可以做,你们为什么从中国那么远过来开一个小店,你把我饭碗抢走了,他们就很不爽。”
很多大的企业,也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太多工作机会。“以安哥拉为例,众多中国基建公司参与了安哥拉的战后重建。”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说,中国公司开始与安哥拉签订了70/30的用工协议,中国劳工占70%,安哥拉提供30%。但是很多人难以适应高效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上当地常年战乱,技术人才流失严重,“不少安哥拉人只工作了1个月就被中国人取代,实际上全是中国人在工作”。
这些复杂情况,通过一些媒体的简单化传播,变成了中国人挤占非洲人机会的指控。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不满变得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的政客在竞选中,甚至会打出反华牌。2006年,赞比亚最大反对党爱国阵线(PF)的领袖迈克尔·萨塔,在大选期间明确地打出“反华票”,认为中国是“新的非洲殖民者”,他甚至对印度、黎巴嫩及中国籍商人发出警告——如果自己当权,则会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虽然他只赢得29%的选票,最终失败,但在赞比亚一些政治学者看来,萨塔之所以如此强烈打出反华牌,其实是非洲国家日益增长的反华情绪的一种体现。
阮文兵在乌干达也感受到了一些当地人的敌意。2016年底,乌干达制造业协会跟政府呈请,认为很多外国人把小的商业机会抢走了,希望政府出台法律禁止他们经营这些零售业。按照协会的要求,阮文兵等人开的店面,虽然是以批发为主,但也要关掉。“我们批发行业做一个临街店面,相当于批发窗口,本地人以偏概全,要把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全部限制死,不能开店,要去仓库区、工业区租仓库批发”,阮文兵说,他们不得不联合其他商会,通过大使馆与政府谈判,最终才阻止了这个政策出台。
中国人自身的竞争,也使得很多华商处境堪忧。阮文兵发现,2011年后,做鞋类、小商品贸易的企业,竞争越来越大,“这样的竞争到最后变成价格竞争”,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而且,非洲许多国家也开始希望发展自己本国的工业和制造业。
不少怀着淘金梦的中国人在非洲遇到了困难。温岭市贸易局提供的数据,可以为此提供参考——2013年,当地对非洲的出口额达到了7.23亿美元,但这之后,数字逐年下降,到2016年降到5.42亿美元。
“从整个非洲大陆看,人数似乎出现下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沙伯力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原因除了利润下降,“更多的影响是在人们心理上,老一代的淘金者回国向年轻人抱怨非洲机会变少,很多人会更慎重考虑自己到底还要不要去。中国薪资日益升高也意味着驱使初级劳动者出国的收入刺激减少了”。
2007年3月31日,一辆运送中国商品的货车穿过安哥拉罗安达街头。这里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抵达非洲的第一站。十年过去,很多人不得不在回国还是继续留在非洲之间做抉择。 (@中国视觉图)
因为父辈的积累,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我们温岭人在国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就是考出去的,另外一种就是做生意。”温岭侨联主任吴良颢说。据媒体报道,徐再旺和杨烨素的孩子,就是到英国去了。
回国,也并不容易。连新锋说,出国十几年后,他们越来越感觉和国内脱节了,已经赶不上国内的生活节奏、市场眼光。“非洲,中国人去的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厉害,真正是待不下的非洲。国内的发展步骤太快了,又感觉是回不去的中国。”
不过,在阮文兵看来,这对仍然想闯非洲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机会。“非洲比较落后,中国现在互联网发展非常迅速,可以把一些好的商业模式很快复制到非洲这种地方去。”阮文兵说,传统贸易在非洲空间越来越小,但新兴行业却有了更多机会。他在当地通过一款APP进行B2B(企业到企业的贸易模式)的手机贸易,已经成为当地最重要的一个手机批发商。
9月13日,徐再旺带着妻子杨烨素的遗体,终于赶回了温岭老家。之前,亲属已经看好了墓地。
此时,距他们出国闯非洲已经十多年过去了,村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年前,有着大学文凭的杨烨素从城里嫁到城南的小河头村。如今,市区扩张终于也波及此地,高架桥斜掠过村子边缘,不远处高楼在建——这座人口2500多的村庄正在经历整村拆迁改造。听闻记者要到小河头村,出租车司机反问道:“那里不都拆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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