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的上市公司比一个省还多，靠什么？
提起长三角经济的空间载体，公众总会将目光聚焦于发达的大都市，在长三角内部，人口和产业也在向区域中心城市迁移并聚集，沪宁杭几座大城市也倍受舆论关注。
然而在区域经济版图中，大都市之外的县域经济依然不可忽视，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并未片面集中于大城市，而一直坚持发展中小城镇，县与县级市所承载的人口和经济要素不可小觑。
在2014年，县级单元常住人口8.5亿，占我国人口的62%；从2000年到2014年，我国城市化迅速发展，但新增城镇人口的一半以上都集中在县域，同一时期，县级单元GDP增量约占全国的43%。
衡量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忽视大都市之外的广大腹地，在此背景下，百强县的数量及位次,是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从1991年国家统计局发行第一期百强县排行以来，长三角地区尤其是苏浙两省的百强县数量就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根据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2019赛迪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江苏、浙江分别占26席、19席。尤其是江苏的县级市在排名前十的城市中独占六个席位，并且前四都来自江苏，其中昆山市连续15年位居百强县榜首。就江苏内部而言，苏南地区的县域经济尤其发达。
来源：光大证券-区域财政专题研究四
苏南县域经济的缘起：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 的财政体制改革刺激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取税收来源，开始推动乡镇企业发展，苏南农村也掀起了一股“村村办厂”的农村工业化热潮。
改革开放头10年，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至1989年，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
比如当时的无锡县，1984年起，工业经济总量连续17年居全国各县之首，使其荣膺 “华夏第一县”的美誉。
事实上，当时的全国各地都有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而苏南的乡镇企业能够发展迅速，占领全国大部分市场和其自身的资源禀赋与信息优势密切相关。
从地理位置上看，苏南农村毗邻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和苏州、无锡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城市工业对农村工业的辐射较强，运输成本较低，同时也为农村工业产品提供了广大的消费市场。
从产业基础上看，苏南农村在历史时期就有着良好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些社队组织为了增加收入解决剩余劳动力，就集体积累资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人民公社框架下兴办起了社队企业，便利了苏南发展乡镇集体企业。
在改革开放后，苏南的地方政府率先给予政策支持。1977年4 月24 日，江苏省出台第一份《关于积极发展社队企业的意见》。在原先社队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各地方政府创办并直接管理了一大批集体乡镇企业，形成了一个以乡村集体经济为主、以中小型企业和加工工业为主，依托城市并为城市大工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工业群体。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企业的兴盛将大量乡土社会的农业人口以平和的方式吸纳到了现代工业生产体系之中，在广大土地上创造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独特的乡土社会现代性。
这样的历史条件与时代机遇相逢，便诞生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苏南模式，这个概念由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提出，他在考察苏南农村后首次提出“苏南模式”的概念，并将其解释为“以发展工业为主，集体经济为主，参与市场调节为主，由县、乡政府直接领导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
而这些乡镇企业的聚集地也就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增长极，吸收着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苏南地区涌现了众多中小型城镇，县域经济高度发达。
在八十年代，有所谓苏南五虎县之称， 无锡县（九十年代升格为锡山市，今已并入无锡市区）、江阴县（今江阴市）、常熟市、沙洲县（今张家港市）、武进县（九十年代升格为武进市，今并入常州市区），这五县工业产值合计甚至可以超过当时很多中西部一省。
苏南五县工业产值状况(1985年)
来源：张鸣;赵永乐;周军，《超级大县的秘密——苏南五县人才调查》，《人才研究》，1986年。
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苏南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依靠政府主导的集体经济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由于企业产权不明、政企不分、所有制实现形式单一以及国内初级工业品市场的饱和，乡镇企业的生存空间日益局促，苏南模式的优势渐渐丧失，苏南的县域经济亟需新的动能，于是上个世纪9０年代苏南地区开始寻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转型后被称为“新苏南模式”，表现为产权制度改革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在此之外，苏南的县域经济还有着更多元的样态。
这一过程中，大量乡镇集体企业在改制中明晰产权，建立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公司制企业。同时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转移，中国也在90年代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浦东开发和2001年加入WTO更带动了苏南地区接轨全球的步伐。
1992年中新工业园区落户苏州，以此为标志，苏南的外商投资迅猛增加，乡镇企业也迅速在招商引资方面又走在了前面，2001 年，苏南乡镇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3. 34 亿元，其中企业自有资金占58. 73%，外商投资占24. 78%。1986 － 1999 年间，苏锡常三市( 含县区)GDP 的外贸依存度从0. 06%提高到29. 4%，2000 年，苏南五市乡镇企业产品出口交货额累计达809. 21 亿元，分别占乡镇企业总产值、营业收入的16. 39% 和19. 08%。2005年，苏南外贸依存度达到135%，外资占工业固定资产投入的70%。
外向型经济成功的典型是昆山，早期的昆山工业基础薄弱，乡镇企业也并不发达，似乎是前苏南模式中的一个落伍者。这也促使当地政府寻找不同的发展路径，其发展重点放在了引进外资上，通过开发区和工业园为招商引资的主要载体，把重点放在国际５００强企业、国内知名企业、高新技术项目和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项目上，聚集外商资本投入县域经济发展。截至2018 年上半年，昆山累计吸引外资企业8306 家。昆山以不足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面积，聚集了全国5. 3‰的外资，创造了全国近2%的进出口总额。
江阴也完成了从发展模式的华丽转身，但其发展路径与昆山截然不同。如果说昆山的外向型经济代表，那么江阴则是内生型发展的典型，其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做大做强民族经济，并抓住机遇进行开放性的资本运作。
供图 ： 庞志君
目前的江阴的经济以传统产业的上市公司为主，拥有的国家级企业集团在全国县市中名列第一, 拥有毛纺、特钢、光缆、新材料等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 50多家企业成为行业的“隐形冠军”。在国内资本市场刚刚起步的90年代， 江阴企业家和政府便开始了一系列规范的资本运作。在上市公司数量和募集资金量两方面江阴市均居全国县域榜首。1997 年上市2 个企业; 1998 年上市2 个企业;1999 年上市3 个企业……“江阴板块”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独特现象。目前，江阴市境内拥有47家上市公司和53 家挂牌企业，其中9 家进入全国企业500 强; 境外上市15 家，新三板53 家，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113 家; 累计融资761. 8 亿元。
有意思的是，根据2018年的一项统计，中国上市公司不足40家的省级行政单位竟然超过10个。一个省的上市公司数量不如一个县，这既说明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更说明了长三角县域经济的独特魅力。
强县的一体化之路历经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长三角的县域经济实现了从农业小县向工业的历史性跨越， 以昆山，江阴，常熟、张家港、太仓等县级市为代表的苏南县级区划在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更让苏南地区呈现出均衡发展多点开花区域经济面貌。
但长期的粗放发展和县域竞争的格局，也让这些强县遭受到了中国城市的共同困境：土地资源接近极限、环境容量逼近红线、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与周报市县产业高度雷同形成恶性竞争，高强度、大规模资源投入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与世界城市化进程同步，中国的城镇化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人口和产业进一步向特大城市地区迁移并聚集，城市区域化与区域城市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核心区，城市发展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逐渐“从控制特大城市规模，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转向强调“发挥中心城市、城市群的带动引领作用”。2019年8月26日举办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来源：钱金保；邱雪情，《“撤县设区”如何影响财政收支?——基于激励视角的再研究》，《南方经济》，2019(08)。）
在我国现有的行政等级之下，县和县级市政府在财政收支、土地出让、城市规划等多个方面具有较多的独立权限，而一县的空间范围和人口数量也足以支撑一定程度的独立规划与产业布局，相反地级市的区则受地级市直接管辖，独立权限较小。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中小城镇的苏南众多县级单位也面临着发展转型的抉择，政府也对管理县域经济和县级区划的治理手段进行了多次探索。自2000年以来，江苏省对县级区划的调整就有几次反复在2001年前后,为处于区域内中心位置的地级市发展空间不足的难题,江苏省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开展了“市管县”体制下的“撤市建区”改革,苏南很多县级区划被并入中心城市，如苏州的吴县市、无锡的锡山市、常州的武进市等,县级数量迅速减少。但2005年江苏省又一度提倡“省管县”体制改革以扩大县级区划权力，并于2007年调整为仅在财政方面实行省直管县。时至今日，苏南多个县级市与其行政上的上级地级市之间的关系依然微妙。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今天，环上海各县市深度融合，共同融入上海引领的长三角城市群中的趋势日益明显，找到一条强县与强市协同发展，产业互补的道路，对苏南乃至整个长三角都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 | 许诺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编辑 | 谭保罗
排版 |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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