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变》解密万达开会迟到标准:比领导晚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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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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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宇和高群耀挺熟,他说此人际遇罕见,在《创变》一书的序言里,他的文字充满钦佩,还有一点点艳羡之意——
“每一次结构性的板块碰撞,他都在场”;
“一个人居然会有如此完备的奇遇”;
“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点,要完成那个特定的任务,高群耀几乎是能找到的唯一最佳人选。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绕不开的人(即成为枢纽)”。
然而,我觉得这本书最精彩之处却不在这里。曾是比尔·盖茨、默克尔麾下大将的高群耀,以一身光鲜的外资履历一头扎进民企万达,这种碰撞中激发的火花,其实更令人瞩目。
万达在2017年壮士断腕,至今余波未断(想想王思聪近来的烦恼吧),高群耀见证了万达最后的转折,在《创变》一书里谈到了其中一些内幕,这也许是万达转折内幕的第一次公开披露,也可能是第一次内部人士公开谈及万达困局,作者徐昙写得冷静克制,这一段几乎是刀削的笔锋,没有一丝拖沓与废话。万达猛然撞向整个世界的故事,给人一种意外的惊喜,然后是惊愕,读起来畅快淋漓,却又有些叹息。对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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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明快、克制的笔调中,《创变》一书在后半部缓缓走向高潮,作为一位顶级职业经理人,高群耀进入万达,终又悲壮离开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而其中最耐人寻味之处,则是像钢印一样敲在字里行间的万达气质,以及这家商业帝国与生俱来的“王健林式”性格。
高群耀在回顾这段历程时,已另行创业(2018年创建了“移动电影院”),整本书也并非聚焦万达,故此既无特别赞誉,也无刻意损贬,这无意中的客观,显出一种罕见的真实。万达商业帝国那种倔强、严酷、僵硬、棱角分明的气质,在这种叙述中犹如雕塑一般触手可及,而作者徐昙则用一种明快、简洁、克制的文字将它记录下来。仿佛在暗示我们,探秘一家企业(也许不止是企业),最好的材料其实既非各种研究书籍,也不完全是创始人的创业自述,而是这种由局内人和旁观者双重角度构成的视角。这就像一个走夜路的人,途中低头点燃一根烟,却将周围的世界照得雪亮,我们从中获得的洞察,总是更扼要,也更深刻。
对于万达集团而言,新入职的高群耀确实是一种异类,他是局内人,核心高管层之一,但在微软、新闻集团任职的经历,又赋予了他旁观者的视角,所以毫不奇怪,入职那一日,当万达某高管为他讲解那份“万达生存指南”的时候,他便从这事无巨细的PPT里嗅到一种古怪的味道,那不是简单的公司注意事项,而是一家公司准军事化管理的姿态。
《创变》一书对这份PPT的叙述虽然是无意的,却是详细的,那些不值一提的琐事,开会、年会,或者吃饭、唱歌、坐电梯,一桩桩琐事都有具体要求,都像一块块镜子的碎片,映衬出“复杂而庞大”之中最意味深长的一面——
譬如乘电梯,级别低的要谦恭在后,要负责揿电梯楼层,同时不能背对级别高的(这意味着不能站在前面);
譬如开会,迟到与是否准点无关,比领导晚到的就是迟到;
譬如总裁会上,不曾出现头脑风暴的热闹场景,只回荡着分解指标和“yes,sir”的意味;
譬如着装,每年以五一和十一为节点,五一之前穿西装,但可以不打领带,五一之后可以穿衬衫,十一以后穿西装,同时打领带,规定就像舞台演出服一样细致;
而最令高群耀惊讶的,则是高管拥有的毋庸置疑的特权,无论吃饭、请客、出行、接送,内部级别越高,特权就越大,甚至他每次往返自己住了十多年的洛杉矶,万达也一定会有员工在机场迎候恭送。
其实,这种令高群耀深感不安的特权,恰恰是准军事化管理模式中必备的仪式,《创变》一书委婉地暗示了,没有特权,就没有序列,没有级别,就没有敬畏,没有分层,就没有权威,这是金字塔存在的前提,而且有着它天然的合理性,因为一个令行禁止、效率卓越的“万达军团”,更适合国内商业地产市场的激烈竞争。
作者徐昙在书中摘录了王健林《万达哲学》中的一段,那是万达军团在市场浪潮中扑打出来的凶悍执行力——万达每年建设50多个商业广场,按一个万达商业广场两年的建设周期计算,所有项目的开工到开业周期大概分解为400多个计划节点,这些工作全部纳入信息系统,总部在后台实时掌控一切,绿灯放行、黄灯暂停、红灯走人,说好哪一天开张,就绝不会延迟到第二天。是的,整个军团必须统一行动,就像一台碾压一切的机器,现实中所有的不确定性在它前面都将不堪一击,而特权、序列、金字塔、“万达生存指南”里那些魔鬼一般的细节,正是这种气势汹然的力量来源。
万达人力资源部门的定位,某种程度上也证明或者说加强了这种执行力,这个部门也有年度考核指标,无论项目进展到哪里,招募与解雇就必须跟到哪里,每个项目要多少经理人,多少员工,多长时间到位,就像一场又一场战役中的后勤保障部(其实更像在“拉壮丁”),需要一个人时会追至天涯,不需要时则弃若敝履。这里没有惜才、爱才的习惯,没有尊重人才的文化,他们每天热情迎接的不过是一件件趁手的工具,而解雇也只意味着一桩桩银货两讫的交易结束,这其实是最原始、最粗放的管理风格,是十字军东征时的雇佣军那种赤裸裸的给钱卖命模式,是重金与斩立决相配套的商鞅思维。在所有军事化管理的制度与文化中,这也许是最糟糕的状态,因为当每个人只对自己薪水和考核指标负责的时候,便很难对团队其他人、或者其他团队负责,执行力愈强,向心力便愈弱,公司内部便自然匮乏柔性的协同能力。
高群耀明白,这种野蛮生长的思维,在国内固然能势如破竹,横扫千军,但是在全球战略中,却是最大的短板。但是在《创变》一书里,高群耀对此并非抗拒,而是几乎没有疑虑地转身变化,书名里的“变”字,在这里体现到了极致。他很快捕捉到了一种贯穿于整个商业帝国的运转逻辑,即,这个集团所有的资源、权力甚至部门工作的日常矛盾和情绪,其实都直接维系在同一个人身上,王健林在二十五层楼的办公室里一个轻微颔首,或者一声咕哝,都会像瀑布一样跌落,影响层层放大,或大或小地在集团内部掀起各种浪花。而在这种体制下,下面的员工几乎丧失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但同时又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善于揣摩领导情绪和其意图的习惯。
高群耀终于发现,万达并非一只能跳舞的大象。但是他同时也发现,他并不需要万达跳舞,他只需要王健林的支持——因为董事长可以让万达的任何一个人跳起舞来。于是,高群耀迅速调整自己的作息,每天4点起床,跑步,然后换上西装,赶赴公司陪同王健林早餐,他要在任何时间、任何机会,尤其在非工作场合,争夺“圆心”的“注意力资源”,一切都为了一个目标服务,就是——不要让万达那种压迫式的军事化管理,传导到美国,破坏了好莱坞的散漫、自由、创造的文化氛围,以免最终影响到万达的海外战略。
这一招非常有效,在《创变》一书中,作者徐昙以细腻精妙的笔法叙述了高群耀这种努力的效果——他建立防火墙,将万达那种粗暴简单的运营风格,与好莱坞、铁人三项大赛等西方的企业文化相隔离;他获得王健林授权,国际事业部作为海外企业的唯一联系枢纽,其余部门不得直接插手;他为海外高管安排特殊的年会环节,让王健林单独宴请,避开莫名冗长的年会报告;他最终使王健林撤销总部派向海外公司的“风险管理岗位”设置,而通过董事会来控制风险;帮助王健林与海外企业高管建立沟通渠道,安排接待迪斯尼总裁等海外大企业家,等等。
这是最精彩的一段,在《创变》一书里,高群耀带领团队攻城略地,渐至佳境,无论对公司,还是对团队,对个人,这都是一段美好的故事。然而,这个美好的过程在2017年外汇管制收紧之际倏地中断,令人猝不及防。其中固有千丝万缕的宏观局势变化,牵涉的企业也并非万达一家,但万达的断然铩羽,仍有其特殊的隐情,《创变》一书对此有详尽叙述,万达在战略转折之后,传播上转入低调,该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也许是首次披露,堪称独家,我们从中读到了万达的焦虑、无奈和艰难,但也引起了另一层思考——假如不是天灾忽至,万达的海外战略能否长期持续?
如果让高群耀来回答,显然会是“当然如此”,因为若非这种不可抗力,他如今正在好莱坞纵横捭阖呢。这种乐观态度在《创变》一书中也时有暗示,仿佛资金链是所有矛盾中的唯一问题。但是如果仔细检视万达的海外战略,我们也许会发现,万达的海外战略,其跨度之大,难度之高,已经超过了很多企业,很可能,这个跨越战略从一开始就很难避免其折戟的宿命——
万达的海外战略的野心是奇特的,既不是为自己产品或服务拓展海外市场,犹如小米在印度,蚂蚁金服在东南亚;也不是为了就近供货大企业,譬如福耀玻璃在美国;更不是华为,拓展全球市场的另一面是追求技术领先,以此牵动全球产业;同时它也不是低买高卖,待价而沽的产业基金模式。万达的海外战略来自另一种商业想象力——一掷千金,控制全球顶级文化资产,获得话语权,并且与国内产业形成联动发展效应。宏大的叙事一向充满危险,因为这种战略叙事最主要的支撑,其实是一掷千金,并且源源不断。
对于万达而言,即便能够一掷千金,它仍然长期存在两大难以逾越的鸿沟。其一是从制造业文化跃进到服务业文化,譬如,以一个僵硬、保守的万达军团,去对接全球最讲究自由、创意的好莱坞。幸运的是,在《创变》里,这个鸿沟多少已经被高群耀的团队脆弱地解决了,之所以说脆弱,是因为万事系于一人的模式,必然隐藏着各种难以预料的障碍和困难,是一个长期的矛盾。更难跨越的则是另一种鸿沟,在控盘全球顶级文化资产后,万达准备将强势IP引入国内的商业地产,用王健林的话说,“要超越迪斯尼”,但无论是万达电影集团的无疾而终,还是青岛拍摄基地的中途停止,或者“IP引进计划”至今春梦一场,都说明,收购一两家海外企业易,而联动国内产业难。
万达的海外战略,与华为、小米、蚂蚁金服、福耀玻璃简单而又务实的目标大相径庭,甚至与主要以资产处置见长的复星集团也有所不同,也许可以猜想,这是一种过于宏大的产业想象,有着复杂的资金链条的利益计算,并混杂了一种国家、民族和个人的荣誉感,所有这些都汇入国内金融杠杆扩张的时间河流里,最终变成一股貌似理性的冲动。2015年,在接待时代华纳CEO时,王健林第一句话就说“我有兴趣收购你们”。2016年,万达宣布进军主题乐园,“要让迪斯尼中国二十年不盈利”,2017年,王健林开始壮士断腕,大规模抛售优质资产,缓解现金流紧张——是的,所有过于宏大的战略叙事里,总是充满了自相矛盾,每一处都有着光鲜的外表,以及袍子底下的无数小虱子。
所幸的是,如今轻舟过了万重山,万达终于活下来。今天再读徐昙新作《创变》,这段近在眼前的跌宕历史又一次浮现眼前,不得不让人感叹,是非成败转头空,我们都需要有一双穿透祸福的眼睛。
(徐昙 已出版《上市赌局》《伪妆》两部小说,《创变》为她的第三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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