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国内 2020-10-13 16:10 的文章

警方向暴徒喊话视频走红网络 网友点赞:太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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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修例风波引发的暴力行为持续了五个多月,而在止暴制乱的过程中,处处都可以见到香港警方谈判专家的身影。他们在面对数百名暴力分子时,向对方喊话游说,对制止暴力行为起到了关键和有效的作用。在八月初,一段警方谈判专家向暴徒喊话的视频走红网络,语气温柔、循循善诱而又有理有据的劝导方式,让众多网友都点赞称“太走心了”。

这位喊话的警官是香港沙田警区行动助理指挥官、谈判专家林景升总督察。他1996年加入香港警队,2001年加入警方谈判工作组,经过18年谈判组专业训练,出勤次数超过100次,参与过多起针对恐怖主义活动、挟持人质、企图自杀案件的谈判,在聆听和沟通方面十分有经验。在接受直新闻专访时,林景升表示,警方的谈判工作,最终目的是和平解决事件。他也和我们谈了谈这五个多月来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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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采访文字实录:

记者:我们看到您作为谈判专家也出现在香港理工大学的现场,谈判专家在现场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目的呢?

林景升:一般人会称呼我们为谈判专家,其实我们警察谈判组是一个团队,我们一向都是以团队为单位来做谈判工作。当有暴动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可以和平解决。警察每次都是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的,只不过有些暴徒选择用十分暴力的方法,比如扔砖头、汽油弹,甚至弓箭,这些都是致命攻击性武器。所以警察在逼于无奈之下,用合适的武力,希望能够制止这些暴力行为。所以理工大学这个事情,我们希望有机会用和平的方法,让里面的人士出来接受我们的处理。和平解决事端是我们所希望的。

记者:您在马鞍山警署喊话那次给人印象很深刻,可以谈谈当时的经过吗?

林景升:说起谈判有很多种,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当时在马鞍山警署有一个喊话。其实警方的谈判和一般的谈判工作不太一样。在不同的情况下,需要尝试不同的方式。一般情况下,谈判工作是面对面、一对一的,一个说一个听,你来我往,这是一般的谈判方式。但是比如那次马鞍山警署喊话,是对很多人。首先我们是一个团队,作为整个智囊团、一起去想如何应对这件事,而我在其中的角色是负责喊话的那个。当时在警署外面有几百名示威者,里面什么人都有,年轻人居多。当时我在上面喊话,下面的警队同事会给我反馈,比如(示威者)大声叫,或是不叫,我们会留心有没有眼神的交流,同个别人士说话时对方会不会看着我们,他们的反应、身体语言等等,这些都是沟通的一部分。

说到理工大学的场景,当时就不是我去负责现场喊话了,谈判组在做背后的工作,其他同事也都有其他的行动工作,比如说劝喻他们离开等,也有数百上千人士因为我们的劝喻而和平离开理工大学。能和平解决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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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刚才说到谈判工作是以团队为单位进行的,如果您是作为喊话的那个,其他人的工作是如何分配的呢?

林景升:大家知道有部电视剧叫《谈判专家》,里面也有说到团队工作,每个人员有不同的角色,有负责喊话的,有的负责制定策略、做联络工作等,大家各司其职。说个人是“谈判专家”就过誉了,其实背后是我们谈判组一个团队一条心去处理相关事件的。

每次做谈判工作,就算一对一聊天,或是一对多,能够见到他们的反应的时候,其实谈判都是一个有听有说的工作,说完也要接收对方的讯息,包括用耳朵、用眼神,用感觉去接收。沟通很重要。我经常鼓励无论站在什么岗位,就算是反对的一方,多点聆听,例如警方劝喻他们的时候,多点聆听,为什么会有这个劝喻,劝喻的背后目的是什么,都是想和平解决这件事。就算呼吁对方投降的时候也都是为了对方好。都希望他能避免因为受到驱散、拘捕反抗时而受伤。希望他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记者:非法“占中”的时候警队也出动了很多谈判专家和对方谈判,有很明显的效果,这次修例风波中的谈判工作是不是明显地增加了难度?

林景升:这次我见到的是对方快速取用极端的暴力方式,暴力也升级得很激烈。2014年时候我们没见到对方用汽油弹、弓箭,也没见到对方大规模的挖砖扔砖等行为,我们也看不到有人射钢弹珠、淋腐蚀性液体,我们也见不到有人将易燃液体泼向市民,然后点火的行为。和2014年相比,这次我们觉得暴力升级很严重。在这个情况下未必有这么多机会能用到谈判的方式,也未必安全,对方在袭击的时候,未必能找到位置和对方谈。所以如果暴力人士放下武器,听我们讲,大家就都有机会能解决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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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除了谈判组的工作,您也是行动组助理指挥官,最近在行动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工作,面临的压力有哪些?

林景升:大家平时看我谈判工作做得多,其实我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行动工作。这件事之外,我们都会继续做这个警区的行动工作,例如打击罪案,比如黄赌毒活动,也都会协助维护社区治安。同修例风波有关的,我们也都会着手去打击暴力。两方面都要做,所以公事多了很多,很多警务人员都超时工作,面对的压力也递增了很多。

其实修例风波中,除了我有谈判工作的角色,其余比较多的时间我是做行动工作的,当中自己也要带队去处理一些事件。也都有两次,我带队拘捕了一些搞破坏、堵路和刑事毁坏的年轻人。抓了他们以后,我们做一些正常的取证步骤。

有几件事印象很深刻:第一件,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我们做完取证工作以后,他和当天我们一个很资深的值日官说,他说阿Sir,想不到你们警察这么有礼貌的。一方面给人感觉是“平反了”,第二方面我们都觉得很无奈,很唏嘘,为什么他们给人家洗了脑了呢?哪里出了问题了呢?警队有这么多年的良好记录,在这件事之前也有不同的民调,民众对警察的服务非常肯定。香港警察的礼貌和效率一向被人称赞,也很公平公正,我们也在想,究竟年轻人接受了什么资讯让他们如此相信。

第二件事,当拘捕处理完以后,也都是一个儿童,需要找他的父母来。他的父母眼睛很红,小朋友也低着头,好像很后悔。我当时自己的心也都很难受,何必呢?我们警察没办法,作为执法者,有人违法就要执法,但对他来说这件事会让他留下案底,影响他日后的前途。

记者:是多大年龄的孩子?

林景升:十几岁的中学生。

我的同事面临的有几类压力,首先是工作时间很长。有时身心都很疲倦,我自己觉得很骄傲,很引以为荣,同事的体力和心理素质都维持得很好。但另一方面,同事最担心和最大压力的是他们家人的安全。有的非法“起底”活动让家人小朋友都被起了底,这些对同事的压力很大,也是无形的。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在前线战场为香港工作,但在后方又担心家人的安危,小朋友会不会被同学欺负?虽然这些日子我们暂时还没看到有大型事故发生,但心里压力是真切存在的。之前高等法院颁布的“禁制令”,都肯定了“起底”是一个违法、不被允许的行为,我也呼吁大家不要做这样的违法事情,为什么要做一个社会不认同、不允许的事(起底)呢?

记者:香港理工大学内目前还有一些暴力分子在和警方僵持,如果之后还产生暴力行为,警方方面有没有预案?

林景升:这个(暴力行为)会发生多久?我们无法估计,不过警方已经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当然我们希望有份策划、有份执行、有份煽动、有份渲染或者有份参与煽动的人可以停止他们的行为。当你选择停止、选择和平、选择为香港做建设,当你选择以合法和平的心态去表达任何的诉求的时候,这件事就结束了,就这么简单。从一个人开始,当每个人都能做另一个选择的时候,这件事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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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18年谈判专家的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林景升: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出动,就是18年前。到现在都记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经过训练,大家看电视知道训练很严格很密集,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厉害。第一次出动的时候,谈判专家出动的时候很特别,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发生事情,距离最近的那个谈判专家就会第一个到现场。刚刚好,我第一次出动的时候,我离事发现场最近,当时是一个企图自杀个案。现场的同事不知道我是“新牌仔”,总之你是谈判专家就交给你了,交了这个重任给我。

我当时脑海一片空白,怎么办?怎么做好?我看着那个企图自杀的人士,自己一片空白,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不知道对着看了多久,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名字说:做得好。我心想哪里做得好了,我还什么也没做呢。这个人是我的师傅,师傅走了过去,开始和对方展开对话。然后我也过去协助他。没过多久这件事就处理好了。

为何印象深刻呢?首先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鼓励,让我有信心,一路做到现在。现在我又做师傅的角色,见到一些新手谈判专家,但他们也没我当时这么“逊”,通常他们一上来都能做到的,都能开口和对方说话的。当他们做得好的时候我也经常鼓励他们,让他们可以更好地迎接新挑战。

这是我的一个小故事,应用到现在的环境、大气候来说,这些选择激烈抗争或者暴力的人士,背后可能都有一个故事,背后可能有对某些事情失望、或有看法的故事,其实有时就当给自己一个正面的机会,给自己一个明天,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以扭转现状,明天会更好。所以我也希望在这喊一喊话,现在还在使用暴力的人士,立即停止,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扭转过去,让大家都有一个漂亮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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