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礼:我就是出趟诊,到武汉看个病
今年72岁生日,张伯礼是在武汉的医院里度过的。他已到古稀之年,但依然精神矍铄,戴一副方形眼镜,两道浓眉衬出他的精气神。口齿清晰,步伐稳健。
张伯礼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今年2月,他带领团队前往武汉参与抗疫工作。在武汉抗疫的82天里,他采取中医药为主的综合治疗,截至“休舱”时,564名患者零转重症、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
3月10日是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关门大吉”的日子,随着武汉最后一家方舱医院“休舱”,张伯礼的抗疫任务也将告一段落。古稀之年的他穿着防护服,接过了队员们递上的鲜花,激动地向他们致谢。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张伯礼说。
2020年3月18日,张伯礼(中)准备进入武汉江夏普安山康复驿站为康复人员问诊。 张畅(湖北分社)/中新社/人民视觉一次未知的出诊
这是一次未知的出诊。1月26日,大年初二,晚上10点,张伯礼接到通知,将搭乘第二天早上的飞机飞往武汉,参加抗疫工作。
临行前,“要去多久?做什么准备?任务是什么?谁同行?”张伯礼的一连串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武汉情况严重。
在去武汉的飞机上,张伯礼开始做安排。他要求团队成员立刻编纂一个有关新冠肺炎证候的调查表,做成软件装进100台手机里。他要在到达武汉的第一时间把这些手机发给医生,请他们进入病区拍摄舌象照片,进行证候调查。
“一种新出现的疫病,西医关注的是病毒,他们要破解病毒的结构,知道病毒是如何侵入人体的,再研发疫苗和药物。”张伯礼解释,而中医关注的是病毒入体后人会出现什么反应,医生由此辨证论治。
到武汉三个多星期后,张伯礼和团队制作了一张“新冠肺炎病情演变图”,详细描述了该病不同时间轴的实验室指标、症状和中西医治疗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病有了基本的把握,病人来了之后,怎么诊断、治疗、康复有了初步把握。”
经过以中医药为主的综合治疗,病人病情有了明显改善:生化指标、免疫功能在提升,心肺功能也在逐步改善。“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医治疗新冠肺炎证据成链,是真实有效的。”张伯礼说。
武汉很冷,患者们都偎在电热毯上,整个大厅几百人,死气沉沉的。张伯礼就让他们锻炼,打了一套太极拳,病人们也打嗝了,胃也开了,愿意吃饭了,也开始交流了,消除了恐惧。
2020年7月24日,张伯礼院士来到武汉市中医医院汉阳院区。图片来自视觉中国“肝胆相照,我这回把胆留这儿了”
这不是张伯礼第一次尝试用中药治疗急性传染病。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由南至北蔓延,由于对新型病毒不了解,当时治疗疗效并不明显。
张伯礼一个朋友的亲戚也感染了病毒,朋友和张伯礼商量,能不能试试中药治疗。张伯礼马上联系,让医生把病人的症状传出来,开始研制药方。
让张伯礼没想到的是,接受中药治疗后,病人病情开始好转。相关领导得知这一情况,马上特批中医介入。张伯礼就任天津市中医治疗SARS指挥部总指挥,他请缨组建了两个独立的中医“红区”(抗疫医院中重症隔离病房的别称),用中药配合西药治疗。
张伯礼常说:“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方法并不落后,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很多困难和挑战,将从中医药学中得到启发。”
1948年,张伯礼在天津出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正值青年的张伯礼来到天津大港的医疗队,当时,医疗队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在这里,张伯礼见到了医疗队用中草药治病救人。张伯礼很受触动,从此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跟着队里的中医学习应诊。
中医药知识体系复杂,张伯礼废寝忘食地学了两年,但因为缺乏系统的学习,总觉得“差点什么”。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张伯礼考上了天津中医学院,才有机会开始正式学习。
30多年来,他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有一次,学校买进一台利用全血检测血小板聚集性的仪器,为摸索实验条件,建立基础数据库,需要大量新鲜血液反复测试。张伯礼连续8次抽取自己的静脉血。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劝他,他摇摇头:“我是实验室负责人,应该抽我的血。”为了完成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连续奋战3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科研任务。
2月16日,张伯礼因劳累过度胆囊旧疾复发,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领导强令他住院治疗,负责为他诊治的专家也态度坚决:“必须手术!”张伯礼才勉强同意,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19日凌晨,张伯礼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他笑道:“肝胆相照,我这回把胆留这儿了。”
手术之后,麻醉刚过,张伯礼就让秘书给他读疫情通报,并打电话询问江夏方舱医院的情况,还经常要接听医护人员求教的电话。
当时儿子张磊也在武汉参加抗疫工作,想来看他,张伯礼不同意:“我很好,你不用来,看好你的病人就行。”
2020年7月24日,在抗疫期间把胆留在武汉的张伯礼院士重返武汉。图片来自视觉中国“老张”和英雄
张伯礼有很多头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但无关学术时,他变成了“老张”。
他爱穿一件灰色的旧夹克,也喜欢在学校门口的煎饼摊买早点。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主治医师戚经天就曾碰到过他。
戚经天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有一次买煎饼,一个老人排在后面,买完煎饼骑上自行车进了校门。张伯礼走后,戚经天才从同学口中得知,那是他们的校长。
面对病人时,他是幽默的“张大夫”。有个病人,每次来复诊,张伯礼都说“见好了,你接着吃药就行。” 有一次复诊赶上病人特别多,张伯礼没说这句话,病人以为自己病情加重了,回去难受了一星期。张伯礼知道后,再见面就马上说“你见好,接着吃药。”病人舒服了,他也舒服了。“跟吃了补药一样。”
他还爱写诗。今年元宵节,他看到武汉大街上灯光明亮,但冷冷清清,没有人迹,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战地灯节》;谷雨那天,又写了一首《谷雨思疫》,表达武汉春意盎然,战役胜利在望;4月8日武汉解封那一天,张伯礼激动睡不着,“我平时睡得可好了,可那天凌晨5点多,我怎么也睡不着了。”他起床后写了一首《归辞》。
“武汉解封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当时非常兴奋,有一种冲动,似乎不写一首诗不足以疏泄我当时的心情。”张伯礼说。
从武汉回来之后,他的头衔又多了一个:人民英雄。
8月11日,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决定,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三人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他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学生说。但张伯礼却有点“不敢当”。
“好多人问我是什么心情。”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英雄是‘高大上’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就出趟诊,到武汉看个病,突然间就变成了英雄?”他表情平静。
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之后,他一气呵成填成了《清平乐·人民才英雄》,他在词中写道:“白甲十万,战疫三月酣。武汉生死皆好汉,数英雄独颜汗。中央经略济生,举国众志成城。中西协和防治,环球凉热彰明。”
(文中部分内容综合自天津中医药大学新闻网、天津日报、上观新闻)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