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名俄罗斯人到中国大使馆面签，说：刘

2003年4月，一名俄罗斯中年男人拿着护照走进了中国大使馆签证处，当签证官问这名俄罗斯人去中国的目的时，这个名叫阿廖沙的俄罗斯人的回答令签证官大吃一惊。

他说，刘少奇是他爷爷，他要去中国探亲。

刘少奇是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我国的开国元勋，已经于1969年逝世。

这里突然冒出来一个俄罗斯籍的孙子，签证官怎么都不敢相信，更不敢做主，她赶紧向上级进行汇报，得到的答复是：情况属实！

这名俄罗斯人确实是刘少奇的亲孙子，而且是长孙，曾经是俄罗斯的航天专家。

阿廖沙

这事情从何说起呢？咱们得从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大革命时期说起：

◆祖辈的革命情缘

1922年春天，刘少奇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归国，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共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工作，当时正赶上中共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刘少奇就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了中共二大的会务筹备工作。

刘少奇

1922年7月，中共第二大刚刚结束，陈独秀就派遣刘少奇回湖南工作。此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给刘少奇下达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指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毛泽东希望刘少奇依靠安源的党组织和工人群众开展工作。

很快，刘少奇就和安源路矿的工人打成了一片。1922年9月，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在刘少奇和李立三的带领下取得罢工的重大胜利，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之后刘少奇就被组织任命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主任。

1922年10月，一名叫何宝珍的年轻女孩也受组织委派来到了安源，被安排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工作。

何宝珍

何宝珍，1902年生于湖南道县一个贫苦家庭，自幼被送到地主家做童养媳，这也给她带来了命运的转机，因为跟着地主家小姐当伴读，她开始了难得的学习启蒙。

何宝珍聪明伶俐、热爱求知，小小年纪已是饱读的女秀才，学问深厚，这让她受到了未婚夫家里的重视和尊重，后来被允许出去上学，12岁考入县女子中学。1918年，16岁的何宝珍考进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从而获得了自由。

“五四运动”期间，何宝珍是三女师爱国运动的积极领导者、湘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在校期间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因揭露顽固守旧派校长欧阳骏贪污学生伙食费的丑行被开除学籍。

1922年，她持组织的介绍信前往长沙，结识了中共湘区的领导人毛泽东、杨开慧等人，何宝珍留在毛泽东身边做了一段时间文秘工作。

在长沙期间，何宝珍与杨开慧一见如故，又是孤身在外、无人投靠的外地姑娘，被热心的毛泽东夫妇留在他们板仓的家中暂住了一段时间。

在暂居毛泽东之家时，何宝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婚姻伴侣刘少奇，那次刘少奇来到毛泽东家里，主要是商量去安源举行工人罢工的事情。二人见面后就开始谈工作，从共产国际方面的新指示，到红色组织中央的新斗争纲领、再到如何领导工人革命等等，涉猎范围非常广泛。

他们的谈话都传到了何宝珍的耳中，听得她热血沸腾，同时她也对刘少奇的身份有了好奇心。

于是，何宝珍跑去问杨开慧，杨开慧告诉她：“他叫刘少奇，刚从苏联回来，还在莫斯科大学读过书。”

听说刘少奇是从苏联回来的，何宝珍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敬佩之情，看到何宝珍的反应，细心的杨开慧记在心里，杨开慧就有意撮合刘少奇和何宝珍，在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牵线撮合下，刘少奇与何宝珍互相萌生了好感。

有了这层意思，何宝珍也有了要去安源协助刘少奇组织罢工的想法，刘少奇走后，何宝珍就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是否可以派自己去安源，毛主席同意了她的请求。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在安源的朝夕相处中，她与刘少奇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之后正式相恋了，1923年春天，何宝珍正式入党，并与刘少奇举办了婚礼。

结婚后的第二年，何宝珍和刘少奇有了第一个爱情结晶，是个男孩，取名刘允斌。在刘允斌刚出生不久，1925年刘少奇离开安源，前往广州，何宝珍也跟着他四处奔波从事地下工作。为了不影响革命，刘允斌只能被送回刘少奇老家，由刘少奇务农为业的六哥抚养。

之后几年，何宝珍随刘少奇前往天津、沈阳、大连、抚顺、哈尔滨、长沙等地，四海为家，到处点燃革命火种，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根据党的决定，何宝珍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

1933年3月，何宝珍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由于叛徒告密，何宝珍的身份暴露了。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拷打，何宝珍始终坚贞不屈，坚守党的机密。

1934年秋，何宝珍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父辈的跨国爱情

刘允斌自幼被送到刘少奇湖南宁乡老家，由务农的六伯抚养，虽然从小就放牛砍柴，但六伯对他视为亲生骨肉，生活虽然贫困辛苦，却还有家庭的温暖，他也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外地忙于革命。

到了七八岁的年纪，他干的活更多了，不但要放牛、割草，还要下田种地，在六伯家他并不是孩子，已经是一个劳动力了。

1938年，14岁的刘允斌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六伯告诉他：“你爸爸要我把你送到延安去。”

虽然不知延安是什么地方，父亲是什么样子，但想到能够和父亲在一起，刘允斌激动的一夜未睡。

1938年3月，刘允斌和妹妹刘爱琴都被送往延安，来到父亲刘少奇身边生活，此时，他兄妹俩才得知母亲已经在4年前就牺牲了。父子久别重逢，场面感人至深，刘允斌终于回到了父亲的怀抱中，没有母爱，但他感受到了来自父亲的爱和温情，但这样的时光，只维持了短短一年。

刘少奇与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

1939年，周恩来骑马受伤，被送往莫斯科治疗。同机的还有一大批高干子女和烈士遗孤，刘少奇的3个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就在其中。

到了苏联后，刘允斌和妹妹刘爱琴被一起安排进入了著名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全世界共产党领袖的子女都在这里接受教育。之后，他先是考上了莫斯科钢铁学院，随后转学到莫斯科大学核物理系。

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刘允斌结识了聪明漂亮、知书达理的大学同学、苏联女孩玛拉，玛拉并不知道刘允斌的父亲刘少奇是中国领导人，两人于1950年结婚，婚后生活美满幸福，生了一儿一女，女孩取名索妮娅，儿子取名阿廖沙，分别起了中文的小名“苏苏”和“辽辽”。

刘允斌一家

1957年，33岁的刘允斌面临人生前所未有的选择。当时新中国人才稀缺，国家建设迫在眉睫，父亲刘少奇给儿子写信说：“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

彼时的刘允斌已经在莫斯科大学核物理专业拿到副博士学位，在研究所上班，领导和同事都很欣赏他。对比中国的生活，莫斯科的一切如此美好，他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比在祖国还久，他的俄语比汉语还好。

但为了建设新中国，他毅然选择了回国，但妻子玛拉却不同意丈夫的决定，她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朋友、亲人，希望丈夫能留在苏联。包括苏联政府，都试图努力说服刘允斌可以留在苏联。面对妻子和政府的挽留，刘允斌动情地说：

“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在中国只生活了15年，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对这里比对我的祖国还要熟悉得多。我也非常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我不能不回去，因为贫穷的祖国更需要我，就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母亲更需要儿子强健的臂膀扶持一样，我的感情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

回到中国后，刘允斌被分配到二机部工作，并进入国家最核心的军工部门，研发原子弹、氢弹。工作期间，借到苏联出差的机会，他也曾见过几次妻儿，玛拉也来过中国。

刘允斌特别希望玛拉能够带着儿女来中国团聚，但出生在苏联的玛拉很难适应中国的生活，丈夫工作很忙，周围人和她言语不通，刘少奇也只偶尔用生硬的俄语说两句。

1958年，玛拉带索妮娅和阿廖沙来中国居住了十余天。据刘允斌儿子阿廖沙回忆：这是他母亲最后一次到中国，尽管此时中苏还保持着传统友谊，但敏感的母亲已感觉到一些微妙变化。在中国时刘允斌就与玛拉签订了离婚协议，玛拉回国后与刘允斌离婚，孩子也留在了苏联。

刘允斌与玛拉感情深厚，他们离婚并不是没有爱情，而是生活习惯、环境变化等因素促使。

刘允斌曾对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说：“我爱我的妻子，但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但玛拉不来，所以两人过着分居生活，我愧对玛拉母子。”

离婚后，玛拉独自带着阿廖沙和姐姐生活，刘允斌也会经常写信给她们，关心她们的生活和学习，也会告诉她们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情况。

玛拉会给孩子们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日子那些异国的风景，还有那些和大人物的合影，讲他们的爷爷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只是阿廖沙年纪尚小，并不是很理解。在母亲的描述中，中国是美丽而遥远的地方。

父亲刘允斌还不定期给阿廖沙姐弟寄一些图画书，并用铅笔把中文图画书一字一句翻译成俄文，很贴心。随着中苏关系越闹越僵，刘允斌的信和图画书越来越少，终于再也收不到了。

此后，玛拉母子与刘允斌也失去了联系。由于那场特殊的运动，不堪重压的刘允斌于1967年11月21日在包头卧轨自杀。

◆家族的难舍亲情

虽然刘允斌与玛拉离婚了，孩子也留在了苏联，但中国的刘家人却没有忘记留在苏联的后代。

1960年，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庆典，他还专门去看望了两个外籍的孙子孙女，这是阿廖沙第一次见到祖父，也是最后一次。

阿廖沙回忆：爷爷的车队有很多大轿车，爷爷带来了小礼物以及糖果，还带他上了轿车。

随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和那场特殊的运动，玛拉和子女们与中国的亲人们彻底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一直惦念着中国亲人们。

1969年，苏联《真理报》曾刊登一篇豆腐块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去世了，但玛拉和阿廖沙不肯相信。阿廖沙说，他们总是相信中苏关系会好起来，爸爸也会回来。但她们不知道的是，父亲刘允斌已经早于爷爷刘少奇两年去世了。

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玛拉让儿子和女儿改用自己的姓氏，也从不向人提起前夫，身边没人知道阿廖沙是中国领导人刘少奇的孙子。天资聪颖的阿廖沙考上了著名的莫斯科航空学院，他的叔叔刘允若（刘少奇的次子）和儿子刘安东，也曾先后在这里就读。毕业之后他到了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阿廖沙说：“航天员在太空执行任务，而我就是在地面跟他们通话、指挥的人。”

阿廖沙的姐姐索尼娅在苏联解体前移居美国，嫁给了一位俄裔美国人。阿廖沙在航天指挥中心干得很不错，得过多次国家奖章，最后以中校、高级工程师的身份担任了一个地面控制站的副站长。他的太太冬妮娅是药剂师，在红色苏联时代，他们的生活相当不错，受人尊重。

但阿廖沙所在的国家航天指挥中心是保密部门，要经过多次政审，在填写表格时父亲这一栏一直空着，否则就会被监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只有5岁前见过爷爷和爸爸的阿廖沙，父亲和祖父的形象在他脑海里早已模糊。

阿廖沙说：“我对父亲没有很深的记忆,那时我还太小,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我成年之后。但我们一直思念着父亲，姐姐对父亲的记忆要比我多，她还写过一首感情非常真挚的诗--《怀念父亲》。”

刘允斌去世了，当年和哥哥一起到苏联留学的刘爱琴却一直没有忘记还有一个侄子、一个侄女在苏联。上个世纪80年代末，姑姑刘爱琴费了很大功夫,从来中国探亲访友的莫斯科同学那里打听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联系上了，开始书信往来。

后来姑姑刘爱琴专程来到莫斯科找到了他，告诉他还有一个家在中国。

刘爱琴

此时的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正在转型的阵痛中，身为军官、高级工程师阿廖沙的工资没有涨，而且数月未发。在飞速上涨的物价面前，他们迅速陷入了困顿。

姑姑刘爱琴的到来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方向，但受保密条令的限制，阿廖沙无法来中国。母亲玛拉和姑姑刘爱琴先回了中国，这一次玛拉待了几个月，去了北京、上海和珠三角。

中国的巨大变化经常让玛拉忍不住打国际长途给儿子，告诉他这里发生了什么。阿廖沙的妻子冬妮娅说，当时婆婆的身体很不好，在中国出过一点事，如果在俄罗斯，很可能就去世了，但她在中国享受了极好的医疗待遇。她对这一点赞不绝口。因为当时刘少奇的儿女们也在军队、科研、商业等领域渐露才华，俄罗斯的大嫂来华受到礼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找到失散数十年的中国亲人后，一下子勾起了阿廖沙对中国的向往。他给奶奶王光美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诉说自己对父亲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的向往，和对亲人们的思念。

其实，王光美也一直牵挂着远在异国的“辽辽”和“苏苏”。于是，在王光美的帮助下，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中方向阿廖沙发出了请他参与“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筹委会”的邀请函。

刘少奇、王光美

阿廖沙也第一次向组织说明自己的身份，组织震惊了，他也接受了一轮又一轮审查。阿廖沙当了20多年职业军人而且是在核心保密部门，按照规定是不能出国的，必须要等到退役3年后才可以。为了能够早日来到中国，他选择了提前退役。

2003年，阿廖沙终于拿到护照，在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时，他第一次主动向父亲的祖国说明自己的身份。

在北京他见到了一大批亲戚，王光美专门开了一个30多人的大聚会欢迎他。他们先在王光美奶奶家和刘爱琴姑姑家住了一周，接着便直抵湖南刘少奇的老家“认祖归宗”，姑姑刘爱琴还按族谱为了他起了“刘维宁”的中文名字。后来还去了南京雨花台为何宝珍奶奶献花圈。

“一切都令我震撼和感到亲切。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时时在想，这就是我的祖国，我的亲人，我的家乡。他们令我自豪和感动。我的感触难以用语言表达。”

后来，在王光美的帮助下，他顺利拿到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这名前苏联宇航专家开始了他全新的人生。

◆国家的友谊使者

在俄罗斯首都长大的阿廖沙，更希望找一个相对温暖、简单的城市，最终他选择了羊城广州：“广州正好符合这些条件，还有各式美食。”

于是，他们在2006年举家定居广州。来到中国定居后，阿廖沙就再也没从事过宇航工业，他让自己转型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

他和朋友创立了非营利性组织--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其总部位于莫斯科，在广州、北京、上海设有办事处。成立十多年来，协会从促进中俄工商企业界对接入手，逐渐向增强两国地方政府交流等方面拓展，并延伸至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成立这个企业家联合会？

“以前俄罗斯更多的是跟欧洲合作，对中国了解不算多，我觉得有义务去告诉他们我已经掌握了的资源、知识。我想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阿廖沙解释自己创立这个机构的原因。

在回中国的15年间，阿廖沙依托于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进行中俄两国的各层面的文化交流、经济合作和高端互访等活动，最多的一年，他们组织的活动高达上百场，已经推动了中俄多家企业在不同领域的合作。而每当中俄双方企业达成合作协议时，阿廖沙总是感到非常自豪。

阿廖沙还通过学医的妻子把中医介绍到俄罗斯，并在俄罗斯建立了中医药基地，他在给奶奶王光美的信中说道：“我有两个故乡：中国和俄罗斯。我要尽力做一些有利于两国的事情。”

在中国的大众看来，阿廖沙的身份神秘而奇怪。他是中国最为著名的领导人之一的孙子，有着与生俱来的“身份光环”；而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混血儿，他甚至连自己的普通话都还不够自信。

阿廖沙回忆刚回中国的情况：“我在俄罗斯就是个普通人，没有人知道我是刘少奇的孙子。刚回国的时候我不想张扬，但大家总能知道我的身份”。很快，阿廖沙适应了这个身份，并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份去帮助中俄两国间的企业进行合作。

“回到中国，让我有了全新的人生。”阿廖沙庆幸自己的选择，在中国，也让他拥有了精彩的第二人生。

年近七旬的阿廖沙还保持着中国人的习惯：喜欢吃面条，不太爱喝牛奶，对辣椒也比较感兴趣。

来到中国，看到了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也越来越强大，阿廖沙对于爷爷刘少奇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虽然在普通的家庭出生。我参观刘少奇博物馆，看了很多资料，了解了长征的历史。我爷爷组织了安源大罢工，那里也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最艰难的地方，爷爷都去了。很多艰难的工作，他都接受了。他是很谦逊的人，真的是为人民服务。”

他手表上有个刘少奇头像，阿廖沙说这是刘少奇博物馆送的，他要永远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