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幸福国家”背后：不戴口罩不隔离，赌上8
用占全球0.15%的人口，造就全球第7高的人均GDP，还被誉为是“全球幸福快乐的神话”，说的就是北欧的瑞典。
瑞典的高福利被认为是“其他国家都模仿不来的”，比如近期“打工人”一词频频刷屏，但瑞典可能感受不到这一身份背后的苦涩，毕竟传闻人家一年的带薪年假有25至35天，另外无论有没有参与社会工作都可以在年满65岁后领取养老金。
不过，人民幸福感最高的瑞典，近期的日子却并不好过——佛系抗疫甚至高呼“群体免疫”的口号之下，瑞典也一度成为世界上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更荒唐的是，今年6月底瑞典疫情出现短暂好转，但据媒体披露这竟是因为暑期瑞典人出国度假，而这放在大多数国家正采取封闭措施的背景下，简直令人大跌眼镜。
为什么过着最幸福生活、且长期格外重视所谓的民主和人权的瑞典，会选择最“反人类”的方式抗疫，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GDP被全球20国碾压，瑞典凭什么成为“最幸福国家”？
今年9月，在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幸福报告》中，瑞典成功把其余150个国家及地区PK下去，夺得了全球幸福指数第6高的国家——排名第一的是芬兰，幸福指数7.769，瑞典7.48。但是，如果从“财富”方面来衡量，瑞典2019年GDP约为6227.24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22，仅与中国的台湾省相当，那瑞典又凭什么在“幸福感”方面脱颖而出？
实际上，按照联合国的“幸福标准”，财富并非决定因素，其评判标准包括九大领域：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这套标准还会计算各地公民的预期寿命、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考虑各地人均消耗资源量；同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越高，排名就越低。
但如果要说瑞典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家之一”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要数其他国家完全比不了的“高福利”。
瑞典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国家。假设从一对夫妻的生育期开始，就可以接连享受到政府发放的福利，比如按照瑞典的法律规定，夫妻每生一个孩子，瑞典政府每个月补助1000瑞典克朗（约790元人民币），一直补助到孩子满18周岁为止，另外每个孩子出生后还将享有政府每月1050瑞典克朗（约830元人民币）的糖果费补助。
从孕期到孩子出生，瑞典法律保障妻子不会因怀孕及生育而失去工作，而且还享有免费产前检查、生产住院、产后护理等；基本产假为9个月，孕妇可根据自己情况提前两个月开始休息；而且自1980年起，产假再次延长3个月；时间共长达一年。
另外，根据瑞典《济贫法》，妻子生育期间丈夫也享受9个月的假期，且休假期间工资也一分钱不少。
当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瑞典政府也保障其从小学到高中教育是完全免费的，并且小学生还享有免费的午餐、免费班车接送，高中生则每个月会有额外领取约1600元津贴的福利；瑞典政府还会每年补助3000瑞典克朗（约2370元人民币）给学生；瑞典政府对“教育”极其重视，被誉为“全球教育的典范”——该国教育普及率高达80%，瑞典人也普遍采取“尊重教育”的方式对待孩子。
医疗方面，瑞典的福利水平也非常高——据传瑞典人看病就诊只需要支付60瑞典克朗（约47元人民币），接下来一切看病费用都是政府买单。失业保障方面，瑞典的失业保险也分成两个部分：基本失业保险、自愿失业保险，政府规定20岁以上的失业者，每天可领取320瑞典克朗（约253元人民币）的基本失业保险金。
购房方面，瑞典全国住房合作社联盟（HSB）会按照会员入会时间长短和储蓄额的多少，决定住户取得住房的次序，住房费用则由住户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房价的70%为抵押贷款，利率按市场利率计算，偿还抵押贷款的钱是用个人所得税前的工资支付，这部分钱国家予以减免所得税，实际上是对买房人的补贴；更重要的是，只要住户搬进合作社住宅，就等于获得了房屋的永久使用权。
从侧面的数字来看，瑞典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达38.2%，这在世界范围内是很高的。而至于为什么瑞典政府对民众能这么“壕”，背后的支撑因素主要在于：人口基数少且资源丰富、以及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等。
最幸福却最佛系？瑞典宣布抗疫失败：以8000人死亡为代价！
瑞典幸福指数之高，除了政府的“砸钱发放各种大礼包”之外，瑞典人“佛系”（享受生活）的心态，也是造就他们幸福感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在今年的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下，当各国与时间赛跑紧急抗疫之际，瑞典却是继续将这份“佛系”进行到底——直到最后，瑞典宣布抗疫失败，国王不得不“出面认栽”。
那么，瑞典疫情是如何走向失控的？促成疫情失控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
自疫情在3月趋紧后，瑞典政府虽然加强了防疫规则——如建议民众保持社交隔离、禁止访问养老院和禁止50人以上的聚会等，但直到11月，瑞典政府仍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比如不强制企业远程办公、仍保持学校开放等；甚至在确诊病例飙升之际，瑞典公共卫生局还“坚守自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目前的防疫策略。
更有负责制定防疫政策的官员说，从长远来看，不实施封锁会是更好的选择，就抗击一种可能会持续数年之久的病毒而言，突然实施封锁是行不通的；言下之意似乎是——面对突然而至的疫情，群体免疫的作用明显要比强制隔离要靠谱得多。然而，激增的死亡病例数据却正“打脸”瑞典：群体免疫显然是搞不下去了。
根据Worldometer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2月23日，瑞典新冠确诊病例数累计达396048例，死亡病例累计达到8279例。面对持续激增的数字，瑞典国王也在上周（12月17日）的圣诞讲话中坦承抗疫失败：瑞典新冠疫情非常严峻，国家状况困难，很多人甚至没来得及与死去的亲人告别，“这太可怕了”。
话说回来，造成当前的这种局面，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瑞典是全球唯一一个敢真正实施群体免疫的国家。
今年春天，英国和瑞典宣布采取“群体免疫”的策略，即不隔离、不强制戴口罩，让民众自然感染新冠病毒，以期自然获得免疫。英国“群体免疫”策略一经提出，就遭遇科学界的严厉指责，英国政府也在两周后停止群体免疫措施。但瑞典则坚持己见，甚至该国首席流行病学家Anders Tegnell不顾全球科学界的反对，主导了这场群体免疫。
Anders Tegnell认为，瑞典民众不需要听从WHO的建议，独特的“抗疫策略”可以迅速让瑞典人感染病毒，从而达到群体免疫；当全球第二波疫情来临时，瑞典民众已有了免疫力，可以预防新冠肺炎，让正常生活继续。
面对瑞典此番冒险的举动，全球科学界也无奈声称这是1000万人的公共卫生试验，而直到最后试验彻底失败，瑞典似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以39万人感染和8000多人死亡为代价的昂贵试验。
但深究来看，是什么让瑞典专家胆大到做出如此放手的防疫策略？归根结底恐怕也是瑞典等发达国家所谓的民主自由、以及长久以来的思维定势。
瑞典跟风限制华为：发达国家民主背后的“双重标准”
“民主自由”一词自今年疫情暴发之后在发达国家被不断提及，其中一个纠结点就在于“民众到底该不该戴不戴口罩”。比如，美国作为疫情“震中”，虽然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一开始反对戴口罩的总统特朗普也开始戴上口罩，但他仍然声称要给民众一定的自由。
此外，一部分美国人也打出“宪法允许我们生病”、“我的身体我做主”等口号，认为口罩强制令违反美国宪法，宣称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决定权。尤其是，自从各州为了防疫开始颁布口罩强制令以来，一些有组织的反口罩抗议在全美各地爆发。
显然，“口罩令”的反对者们不认为这与公共健康相关，而是一项政治命令，并且认为联邦政府过多的管控措施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过度的反应增加了民众的不安。
如果深究来看，“发达国家戴口罩为何这么难”的现象，用舆论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民主过头就是愚昧。对于发达国家的不少民众来说，他们不认为应该牺牲自己的自由来造福那些害怕得病的人，民主国家也不能限制他人戴口罩的自由。尤其是像瑞典这种“最幸福国家”，民众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意愿更高，但这种“精神觉悟”在这场疫情下所造成的代价，显然已经十分直观。
除了所谓的民主自由之外，发达国家的思维定势也在这场疫情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长久以来，从发达国家的言行举止可以窥知，它们的思维定势在于：看不起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不相信发展中国家的成功。
比如，今年10月，牛津大学研究员发表文章《我们能从发展中国家学到哪些应对新冠的经验》中提到：与欧美在新冠疫情中的糟糕表现相比，亚洲的大多数国家似乎逃过了一劫。但发达国家对此却鲜有
这一思维定势从瑞典记者要求我国评价该国疫情的举动也可以细品出来。12月18日，在瑞典国王承认抗疫失败后，瑞典记者要求我国评价该国疫情，并提问如何向国内报告瑞典疫情，对此我国有关代表人士教科书式回应：“不会对瑞典内部事务指手画脚”，“我怎么和你说的，就怎么向国内报告”。但从短短的两个问题也可以看出，瑞典媒体的尖（设）锐（坑）以及跑偏的侧重点。
“不相信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也体现在华为问题上。华为领跑全球5G发展，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近几年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保护国家信息安全”为由禁止华为。
比如，今年10月20日，瑞典方面正式宣布，将禁止该国参与竞拍的电信企业使用华为或中兴公司的5G设备，正在使用的则必须在2025年初之前完成更换。但令人纳闷的是，瑞典最大的保险公司Folksam 11月向媒体公开证实，近100万客户的个人信息已泄露给Facebook和Google等美国企业，其中还包括一些个人敏感数据。
只能说，瑞典“跟风”禁止华为、却“无视”关键数据泄露给美企一事，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思维定势。
讽刺的是，发达国家所谓的民主本应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如今这些国家却还保持着，“看掌握真理的人是什么长相、什么地位、什么肤色、什么国家，再选择是否相信他”。
文 | 刘苏林 题 | 徐晓冰 图 | 饶建宁 审 | 刘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