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中日两国建交操持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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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十分重视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他在26年总理生涯中，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整整操持了23年；中日两国建交后，他为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又操心了3年，直至他与世长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宣布：“我们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他分析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指出：“中日两国人民有着友好的新条件，即解放了的新中国和战后要求和平的日本。只有解放了的新中国才有资格和日本谈友好，也只有战后的日本才有资格和中国谈友好。”但是，由于“美国推行单独对日‘媾和’，日本又搞了个‘日台条约’，这就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签订和约造成了最大障碍。”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大致可分为民间外交、半官方外交和官方外交三大步骤。从中国方面说，周恩来领导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
倡导民间外交
为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平道路
新中国诞生，日本人民强烈要求同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1949年10月1日，东京地区各界友好人士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预祝繁荣昌盛，要求日中友好，并成立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把日中友妤运动扩展到日本全国各界、各阶层中去。但是，由于日、美两国政府的阻挠，直到1952年年初，中日两国人民仍然不能直接交往。
针对这种情势，周恩来审时度势，为打破中日交往的僵局，只好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平道路。他认为：“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进行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往来，是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的。”因此，周恩来同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谈话时指出：“要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两三年来，我们几次同日本朋友谈过，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在周恩来的倡导下，1952年到1960年期间，中日民间外交广泛开展起来，并且卓有成效。1952年3月15日，为开辟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渠道，开展民间贸易，周恩来在接见中国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代表团时，嘱告他们要同出席会议的日本议员帆足计、宫腰喜助和参议员高良富(女)接触，并邀请他们访华。5月，帆足计、宫腰喜助和高良富不顾日本政府当局的阻挠，从莫斯科绕道访华。他们在北京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参加了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筹备会，并到中国各地参观。这是新中国接待的第一批日本客人。从此，中日民间外交的大门打开了。
1953年9月，周恩来会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就中日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这是周恩来在新中国第一次会见日本友好人士，影响很大。此后，应邀来访的日本朋友大都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1954年10月，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李德全、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出访日本的代表团，受到日本各界人士欢迎。
1955年11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交谈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问题。1956年8月，毛泽东会见应邀来访的日本旧军人代表团，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这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
中日两国民间外交是在曲折中前进的。1957年2月至1960年6月，由于日本岸信介内阁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举措，致使中日民间交往出现逆转。但是，即使在低潮时期，1959年3月，浅沼稻次郎仍然率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第二次访华，寻求恢复中日友好往来的途径。周恩来会见浅沼一行时，高度评价社会党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中日两国民间外交有力地增进了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感情融洽，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人士，对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并将持续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对于民间交往的积极作用，周恩来给予高度评价，他同日本国营铁道工会访华代表团谈话时曾经说：“人民外交大大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他还说：“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的。所以，日本朋友来得越多，我们的飞机场、火车站、码头为你们开放得越多，那就能成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
开展半官方外交
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基础
在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期间，周恩来就提出要贯彻“民间往来，官方挂钩”的方针。因为民间贸易谈判已经触及互设贸易代办处，乃至政府贸易等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保证是不可能的。民间外交能继续发展，可以使官方外交基础更加巩固：反之，官方外交开展了，又可以为民间外交提供更为有利的方便条件。
针对60年代初中日关系的形势，周恩来适时提出开展半官方外交，以“积累、渐进的方式”，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他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时说：“阁下两次访问中国，阁下不仅是前首相，而且是执政党的议员，代表自由民主党的一个方面，只承认中国而不承认台湾，为恢复中日关系、推进两国邦交的正常化而努力。这是间接的方式，也是积累、渐进的方式”。“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的，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是，只要我们推进，采取积累方式，就可以解决。”
为了打破岸信介内阁设置的重重障碍，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探索发展中日关系的途径。1959年3月，中国政府提出促进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即日本政府：(一)必须停止执行敌对中国的政策；(二)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阻挠中日两国关系的恢复。同时提出“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割”的原则，“中日关系必须从政治问题着手，必须经过政府途径解决。”这是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正确途径，为开展半官方外交起到了指导作用。
1960年4月，日本池田内阁成立，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半官方外交得以推进。8月，周恩来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促进中日关系的贸易三原则，并重申了政治三原则，他说：“现在提出贸易三原则，就是：一、政府决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关于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坚持过去我们说过的政治三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中日半官方外交有了较快发展。
1962年9月，在池田内阁支持下，日本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第二次访华，同周恩来商讨开辟半官方外交渠道的问题，会谈四次。周恩来指出：要恢复中日邦交，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应该采取促进和渐进的办法，他还介绍了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认为政治三原则是友好往来的尺度，而且早已被广泛地应用。这是中日往来的初步基础。
根据周恩来和松村会谈结果，中日双方开始酝酿贸易备忘录协议。松村回国后，就同高碕达之助共同筹备。随后，应廖承志邀请，高碕率日本企业家代表团访华，达成了《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贸易备忘录》协议，日本通产省和输出入银行参与进来，形成了半官方外交模式。1964年4月，松村谦三第三次访华，和廖承志签订了互设办事处和互相派驻记者的协定。10月，孙平化为派驻东京的贸易备忘录办事处中国首席代表，日本派驻中国北京的三名代表分别来自通产省、外务省和日本银行。这样，建立了中日双方半官方的联系渠道。
1966年至1970年期间，由于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外事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日本佐藤内阁又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形成僵持局面。尽管如此，半官方外交的开展，仍然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加强官方外交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在领导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做日本官方的工作。他早就明确指出：“归根到底，解决两国关系问题，还是要由政府来办。”1956年1月，他讲过，我国政府曾经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表示，“中国政府欢迎日本派遣的代表团，在北京就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
进入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二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发生了“尼克松冲击波”。至此，中日两国人民经过长期“积累、渐进方式”的努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业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周恩来高瞻远瞩，抓住机遇，着手加强官方外交，争取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1年以来，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野党，以及恢复中日邦交议员联盟、日中友好协会等民间团体，纷纷访华，分别同中日友好协会发表联合声明，提出恢复中日邦交的主张和原则。
1972年4月，以春日一幸委员长为团长的民社党代表团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共同提出中日复交三项原则，要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的主张。(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三)“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这个中日复交三原则，概括了多年来中日各方面会谈的基本内容，阐明了解决中日关系障碍的关键问题，有力地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上海公报后，一直对新中国抱敌视态度的日本佐藤荣作感到，“日华(台)条约的基础崩溃了。”“尼克松访华冲击波”，使日本各界人士深感气愤的是，以往日本政府一直追随美国，致使二十多年来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不能实现，而现在美国却搞“越顶外交”，抢在日木前面去了。尤其是美国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时，竟然没有向日本政府打招呼。这也刺激了执政的自民党。在酝酿自民党总裁选举时，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和中曾根康弘达成了外交政策协议，中心内容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6月17日，佐藤下台。7月7日，田中就任日本首相。7月8日，田中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根据田中首相对华政策声明，周恩来及时作出反应，一方面，在7月8日，召集外交部和其他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周恩来指出：我们对日本，过去只搞人民外交，不同官方往来。今后当然主要是搞人民外交，但同官方也要往来。形势变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变。情况变了，我们要积极工作。周恩来还托人转告中国驻东京贸易备忘录办事处首席代表肖向前，要他抓住时机，向田中转达访华邀清。“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另一方面，对田中的声明及时作出回应。7月9日、10日，周恩来接待外宾时，连续两次表示欢迎田中访华。他说：“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他还说：“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27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
从7月中旬起，中日两国加速了官方往来。7月16日，周恩来会见受田中委托前来访华的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听取他转达田中关于日中建交的决心和设想后提出：如果现任首相、外长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中日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佐佐木回国后，即向田中转达了“欢迎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建交”的信息。
7月27日至29日，周恩来连续三次会见公民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听取他转达田中、大平关于与中国建交的设想，并向他们说明中国准备提供的中日建交方案。竹入回国后，即向田中、大平报告，田中、大平表示，周恩来所谈通情达理，照此谈判定能成功。8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宣布：“周恩来总理邀请田中首相访华，欢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9月20日，中日双方发表关于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华的公告。至此，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已成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势。
1972年9月23日，日本国内阁总理田中角荣应邀访华。下午，周恩来和田中举行第一次会谈。晚上，周恩来为田中一行举行欢迎宴会，致祝酒词说：“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时候了”。
经过四次会谈，双方确定了中日联合声明的文本，27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28日，周恩来和田中举行第四次会谈时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中国有句古话：“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种精神。周恩来当场写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赠给了田中。田中写了日本宪法上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回赠给周恩来。
当天，周恩来出席田中举行的答谢宴会，致辞说：“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两国人民这一长期愿望的实现，将打开两国关系中的新篇章，并将对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1972午9月29日，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周恩来和姬鹏飞，田中和大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从此，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中日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
中日两国建交后
周恩来的三大历史性心愿
在实现中日两国建交后，周恩来殷切地怀着三大历史性心愿。
一愿——“饮水不忘掘井人”
1971年8月，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逝世，周恩来致唁电松村家属，悼念这位中国的老朋友，称赞松村是“日本卓有远见的政治家”，并派人以中国总理特使的身份参加吊唁松村的活动。
1972年9月12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日本驻北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的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和松本俊一等时，引用“饮水不忘掘井人”这句古话，感谢长期致力于中日半官方贸易和政治疏通工作的日本朋友们。周恩来还当场要求打电话给冈崎嘉平太，请他来北京迎接中日邦交恢复日。
9月22日，周恩来致电祝贺石桥湛三米寿，电文说：“承蒙先生努力，今天，中日关系即将迎来新阶段，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这种努力”。
9月23日，周恩来在会见和宴请冈崎等日本友人时，又一次说：我国有一句老话、叫做“饮水不忘掘井人”。中国和日本不久就要恢复邦交了。邦交之所以能够恢复，这是由于松村先生、高碕先生、石桥先生和村田先生等人不畏困难，做出巨大努力的结果。你们也做出了努力啊!周恩来还委托来访的佐佐木更三，请他转告日本在野党和其他友好人士：如果我们中日两国复交了，过去二十多年的友好来往会更加密切、更多起来，而不会冷淡下去。许多日本朋友对促进中日邦交的恢复、促进中日友好来往是尽了力的，当然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们。中国人民结识了新朋友，是不会丢掉老朋友的。
在田中首相访华期间，周恩来多次发表讲话，感谢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的日本朋友们。9月28日晚，在田中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致辞说：“在这历史时刻，我愿意代表中国人民，对那些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感谢。”
这里所说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日本朋友，是指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浅沼是为中日友好献出自己生命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在1959年3月两次访华，在北京的全国政协礼堂发表讲话，提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著名论断。因此触怒了日本右翼反华势力，1960年10月12日遇刺牺牲。后来，周恩来曾盛情邀请浅沼的遗孀及其子女访华，亲切会见他们。1970年是浅沼牺牲10周年，为缅怀这位为中日友好而献身的日本友人，10月12日，周恩来出席了中国有关方面为浅沼隆重举行的集会。大会结束后，周恩来会见专程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
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日友好协会等单位联合邀请日本各界朋友来北京，参加10月23日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进一步推进民间友好往来的盛大集会。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都派代表参加，共有500多位日本朋友到会。周恩来出席招待会，并会见出席招待会的日本各代表团负责人，感谢他们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不懈努力。周恩来特意拿起两枝宴会厅桌子上装饰的菊花，送给日本朋友，并且说：“你们是有功之臣，愿继续努力、让中日友好之花永开不败。”
二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周恩来引用中国这句古训，劝告人们要正确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在欢迎田中首相宴会上，周恩来在致祝酒辞时说：“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正确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发展就顺利；反之，就会出现波折。因此，中国政府和人民总是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周恩来对田中说的一段话提出意见，就是要求以郑重态度对待日本侵华历史的一个事例。田中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答辞时，就日本侵华历史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们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周恩来在和田中会谈时针时田中的这段话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绝不可以说‘添麻烦’。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这个词，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表示：“如果这样的表述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后来，中日联合声明的表述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三愿——“中曰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这是周恩来在领导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反复提出的真诚愿望。他认为：“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这两者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因为，“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地友好下去，这是两国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共同的，没有冲突的”。
怎样保证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周恩来指出：“中日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关系，恢复邦交，签订和平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用法律来保证两国关系。”在欢迎田中的宴会上，周恩来提出：“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长期致力于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周恩来最大的心愿。
日本人士心目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长期致力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会见过许多日本各界人士，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他们高度评价周恩来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杰出贡献。
对于周恩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有深切的感受，并作过贴切的评价。他说：“周总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可以说，困难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是因为周总理是中国方面的代表。”“周总理是和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同时走过来的人，是积累了实践经验的人，是世界性的政治家。我认为周总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也将被长期传颂。”“我会见过世界上很多政治家，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同他会见，使人感到心和心都连接在一起了。”
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热情赞扬周恩来为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关系所作出的贡献。他说：“周总理不仅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失去这样一位人物，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间有那么多的朋友，得到那么多的尊敬。”“我不禁想到，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夕，1972年4月，我应周总理邀请访华，就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和建立两国家永远友好基础的办法，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促膝交谈。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对周总理的远见卓识，和对日中友好关系世世代代发展下去，所寄予的那种非凡的热情，至今仍深为感动。”
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就他与周恩来多次会见，发表对周恩来的深切感想。他说：“18年来，我曾五次会见周总理，周总理有着‘建立亚洲和平’的强烈想法，是一位缔造和平的领导人。他是参加中日谈判有关人士的精神支柱。他的逝世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日本公民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曾经多次访华，并受到周总理亲切接待。竹入说：“他在四分之一世纪多的时间里担任中国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对日本采取了非常具有善意的措施。在那以后，也一直作为知日家而为日本做了很多好事。”“实际上，他兼备伟大与亲切的品质，是一个不管制度与立场如何，都能善于听取对方意见的人。”“对世界来说，周总理是中国的‘代表’，这个‘代表’已赢得了世界的信任与支持，把中国推向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原中日备忘录贸易事务所代表冈琦嘉平太，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对周恩来十分尊敬。他在题为《我人生的大师》的纪念文章中写道：“周总理是我的人生之师，而且恐怕也是我的最后一位老师了。”“我认为，像周总理这样受到人们热爱和尊敬的政治家，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我深深感到，我能够有幸在周恩来生前与他多次会见，是在我自身的一种幸福。”
冈琦为了表达他对周恩来的由衷敬仰之情，他在临终前给家属留下遗嘱，在他逝世后，要把他生前最心爱的一幅周恩来彩色照片(即1973年1月9日，意大利摄影师焦尔焦·洛蒂拍摄的周恩来坐在沙发上的那幅彩色照片——引者注)安放在他的身旁，一起入殓。这个异乎寻常的遗愿，充分说明周恩来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多么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