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娱乐 2020-03-18 17:32 的文章

死亡没有预告


死亡没有预告


死亡没有预告,生命像一条细绳。拉得太紧,突然断裂,站在绳索两端的人都跌个狼狈。一边,是来不及告别的死者;另一边,是没学会接受的生者。

每有明星的坏消息,总有一种声音说“食得咸鱼抵得渴”。你拿着比普通人高数十倍的收入,活该去经受常人不堪之罪。这多少带着一点仇富的意思,也忘了这背后“结构性的恶”。

他们忘了,高以翔是一个爱旅游不爱营业的人。他的离开,没有告别,只留下一个溘然的背影。他本可以过着贵公子的生活,享受精致体面的一生。然而误入这看似纷繁美丽的娱乐圈,成了黯淡残酷的产业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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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里写着,高以翔终年35,代表作《遇见王沥川》。《遇见王沥川》之后,还有口碑下滑的《再见王沥川》。只是王沥川可以“再见”,高以翔却再也不能见了。

夺走高以翔生命的,是一档既蠢又坏的户外竞技类节目《追我吧》。它用梅花桩、飞檐走壁、徒手攀爬考验着每个录制明星的身心,企图用一种胸口碎大石的噱头来吸引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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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固然该骂,但似乎它只是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高以翔之前,不计其数的明星被送进这座“娱乐黑煤窑”。不管你体力几何,都要经历一番劳其体肤。

身体的折磨可视,精神的压迫无形。奔走于各大片场,伏枥于通告之间,面临着流量的威胁,与“我是不是不红了”的自我怀疑,最终骈死于槽枥之间。

这是千里马的命运,也是娱乐工业中明星的枷锁。它的恶,在于参与者的无从选择。别人都在熬夜录节目,你要健康就是耍大牌。别人都在片场不吃不喝,你要休息就连累整个剧组的进度。

大概有多悲哀呢,就是谁都知道它是个牢笼却还努力往里钻。出于生机,出于热爱,甚至只是无意,被卷入其中,成了大时代最无足轻重的一颗螺丝钉。以前看《摩登时代》里疯了的卓别林笑得前仰后合,但现在这笑中带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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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类不断被工作异化的年代,生命的色彩都败给了KPI。奋斗的口号掩盖了资本的恶意,夺走了常人应有的喜怒悲哀。

纽约人很拼,好像不睡觉

记得几年前高以翔的一个采访,他兴奋地像个孩子。说第一次在时代广场拍戏,感觉特别骄傲。《情遇曼哈顿》的故事里,男女主为了争夺一个百老汇角色而结成欢喜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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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央公园更吸引高以翔的是纽约人的“工作态度”。他说纽约是个很拼的城市,高中的朋友在一个录音室工作,感觉真的没有在睡觉的。大概高以翔是一个玩心很重的男孩,他做不到极致的卖力工作,因而对纽约人羡慕起来。

在他的雄性荷尔蒙之下,住着一个极具反差萌的小公举。早起吃一个甜甜圈,偶尔分享一双颜色诡异的袜子,每天给自己的小博美Theo换上不重样的蝴蝶结。2014年,他还救治过一只受伤的小猫,在微博上拜托大家为重症监护的喵星人祷告。

这样一个男孩,让惯于刁难嘉宾的小S也直说:“他没什么好值得骂的啊。”他帮小S娴熟地穿鞋,是因为经常买新鞋给妈妈穿。

看《遇见王沥川》,我们以为喜欢王沥川的人设。其实错了,我们真正着迷的是高以翔身上浑然天成的贵公子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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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情节,沥川已经病的很严重,几乎无法从床上坐起来。但小秋来他酒店房间找他,谈话结束后,他让小秋在客厅等,他回房间艰难换上得体的西装,为小秋开门目送她离开。

这是王沥川的人格魅力,也是高以翔的。和他合作过的陈乔恩就说,他一定会给女孩开车门。他味觉反射异常,助理往他的保温杯里倒开水忘了兑冷水。他一口喝下去,半天没吭声,也没有任何愤怒的表情。助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了片刻才听他轻叹一声“好烫”。

大家在餐厅吃饭,厨师在煎鸡蛋里放了一大把盐。高以翔一口吃下去,又是半天没吭声,好久才嘟囔一声“好咸”。

这是《遇见王沥川》的作者和编剧施定柔,在微博上说的高以翔的三两小事。一句“好烫”和“好咸”,是他留给这个世间无数温柔的缩影。他对粉丝也有求必应,195的身高会弯腰和大家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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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喜欢旅游,去尝试不同的新奇事物。B站上的周游加拿大合集,声音苏到不行,配上美景美食,每一帧都是画报。出道多年,依旧害羞。和别的艺人一起上综艺,永远是坐在旁边最安静的那一个。

他值得我们说一万次“人间值得”,却去了最不值得上的节目。

到处都是摄像镜头

娱乐圈似乎进入了最肃杀的一个冬天。韩国女星崔雪莉突然自杀身亡,生前深为抑郁症和社交恐惧困扰。悲剧发生前,她在一个以恶评为素材的综艺做主持,说:“一度像走进小胡同,仿佛到处都是摄像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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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不是只有韩国才有的问题,却在韩国“过了头”。有数据显示,韩国网络善意回帖和恶意回帖的比例是4:10,而在日本善意回帖比恶意回帖多4倍。

这样的氛围下,高曝光人物很容易成为恶评的“靶子”。在雪莉之前,饱受网络暴力困扰的韩国自杀明星还有歌手U-Nee、女演员郑多彬、演员安在焕、女星崔真实、变性艺人张彩苑、艺人金钟铉等。

如果说大陆娱乐圈还是个熊孩子,那么韩国娱乐圈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老撒旦。韩国演艺圈不是阶梯式,而是快速成功后直线下降。原本需要正常人10-20年才经历消化的事情,一个艺人可能要在三五年内孤独面对。

但韩国习惯从内部来看待韩星自杀,很少把他们和韩流联系起来。在一个屠宰场的内部,尸横遍野流血漂橹。但你听不到外界的呐喊,只能在血泊中随处浮荡直至淹没。

新星骤然崛起,迅速获得观众的宠爱;然后衰落,被耗尽灵气。这是韩娱赖以为生的运转法则,左手森罗鬼蜮,右手悬浮美丽。

金锡钧在遗书里说,只想到了天国之后能好好睡上一觉。缺觉又缺钱更缺信念,这是韩国艺人的普遍困境。具荷拉的死亡现场,也找到了疑似亲笔书写的抑郁纸条。去年的“情色威胁”风波,让她没能和经纪公司续约,事业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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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11月23日,具荷拉还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睡个好觉”。

从金锡钧到具荷拉,艺人似乎都被剥夺了睡眠的资格。事业压力让他们起早贪黑,网络暴力让他们夜不能寐。人生求一“好眠”而不可得,长眠的选择也就更加哀默。

雪莉和具荷拉相继死亡后,韩国国内呼吁采取“网络实名制”、制止恶意评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由于网络实名制曾被判定违宪,所以很难找到克制网暴的方法。

但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雪莉法”就算实行,也只是小修小补。网络暴力的确是韩国艺人走向深渊的推手,但真正为他们铺设恶意之路的,是娱乐产业本身的运作模式。它源源不断地制造爱豆产品,然后在保鲜期内自行摧毁。

996的两难之境

今年的《奇葩说》,罗振宇、马东和薛兆丰三人都说起了996的好话,剩下蔡康永在旁边说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大多数公司都活不过十年,你居然有脸要求员工996?

马克思爷爷讲得清清楚楚地剩余价值,怎么到了你们那儿就成了“香饽饽”。《资本论》听完想口吐芬芳,你们可以表示喜欢员工996,但请别违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它是个好玩意儿。

将加班等同于热爱,无疑偷换了概念。罗素在《论工作》中指出:“工作,尤其是建设性工作,固然可以为人生带来幸福满足。但很多时候,建设性工作的快乐是少数人才享有的。”

设想一下,老板和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两类人所做的工作性质难道相同吗?让工人上厕所都要打卡的老板,和见到圆形物体就想拧卓别林,能出现在同一部电影中,却不能共存于同一个话语体系。

但说到底,996工作制也是当前严峻互联网竞争形势下企业的应激反应。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下,互联网公司的不景气已从2018年底的裁员潮中显出端倪。经济效率下降,使得相关行业不得不从成本上重新考量,劳动力则是最大的成本。

以梦想为名,通过“画饼”的方式承诺利益,一朝无用便弃若敝履。网易游戏策划的悲剧,不是孤例,只是这次公司碰上了格外能写的员工。

在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的设计中,监狱不是方形是圆形,不仅通风通光,而且可以只请一名狱警甚至完全不用狱警管理。圆形监狱能够实现“犯人自我管理”的原理,在于“暴露——监视”的心理机制。

而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现代社会比作边沁所构想的圆形监狱。他认为,圆形监狱的主要后果是使囚禁者处于一种有意识的、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管理者的权力自动发挥作用。

其实当代工作对人的异化,已经类似圆形监狱。不惩罚《追我吧》不能正视听,拿它下手则会影响更多人的饭碗。

完全可以预见,高以翔的悲剧之后,综艺、特别是竞技元素真人秀将面临最严峻的整顿,就算被一刀切也不奇怪。而影视寒冬里小艺人本来就靠综艺刷脸过活,更不用说更大量的产业链上的其他工作者。

这点娱乐圈也和黑煤窑类似。平日里麻木侥幸赌性十足,出了安全生产事故,则被大批整顿叫停,于是一批人需要重谋生路。事故责任人当然要追责到底,但究竟这样的宿命模式里有什么彻底的解决方案,我不知道。

现代社会向我们许诺了奋斗改变命运的美好未来,娱乐圈更是最快捷的上升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