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娱乐 2020-02-04 16:03 的文章

义烈斗争:从电影《暗杀》看韩国独立运动中的

《暗杀》剧照


“······彼日本有武器数百万器,有新式之枪炮舰、数百万吨之重大利器,可甲于东亚,又可列于西欧······一旅兴夏,三户亡秦,历史俱在,彰彰可考,我大韩国民之所有生命、财产、智慧、忠诚,皆可有一战之资格!”——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通告


这个特别的年,特别适合宅在家里读书和看电影。

最近把韩国电影《暗杀》刷了两遍,这是一部常看常新的电影:除了又一次被全女神的气质和颜值惊艳之外,另一大收获是影片的几个经典片段,激发了我对韩国独立运动中刺杀风潮的思考。

《暗杀》剧照


比如,当男主夏威夷手枪问女主安沃允:“你真的以为光杀驻朝司令和康寅国(韩奸),(韩国)就可以独立了吗?”

安沃允回答道:“我们在满洲时,就算屋顶漏雨或者墙壁破裂了我们也不会修,如果国家独立了我们就能回家了,干嘛还修它?你问杀掉他们两个就能独立吗,我不知道,但是必须告诉他们,我们还在继续战斗。”

《暗杀》剧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由此引发了一股世界性的暗杀潮流,许多国际政要被刺杀,例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法国总统卡诺、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日本伊藤博文、葡萄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奥匈帝国皇太子费迪南等等,清末革命党人刺杀满清权贵,也是这一潮流的体现。

由于特殊的国情,韩国人在这一股暗杀潮流中表现的尤其激进和猛烈,由其策划实施的震惊世界的刺杀大案层出不穷。

1906年,旅美韩国青年张仁焕、郑在宽、田明云等人,刺杀了韩国美籍外交顾问斯蒂芬斯(此人公开为日本吞并韩国辩护),这是韩国人为追求国家独立而进行暗杀的滥觞,此后,韩国义士们在反日刺杀之路上前赴后继,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义烈画面。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剧照)


比如1909年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刺杀伊藤博文,1919年姜玉奎、1926年宋学光在汉城刺杀朝鲜总督斋藤实,1922年金益湘、吴成伦在上海刺杀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1924年金祉夔、1932年李奉昌刺杀日本天皇,1932年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1932年柳相根等4人在大连刺杀关东军司令宫本庄繁等等。

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画面,可以引申出这样几个问题:韩国独立运动中为什么特别热衷刺杀?刺杀一两重要的人物,能否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目的?如何看待这种“猛烈地推行天下正义之事”的刺杀行为?

《暗杀》剧照


一、韩国独立运动中为什么特别热衷刺杀?

1、刺杀是无奈之举

甲午战争之后,朝鲜摆脱了大清帝国藩属的地位,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为了洗刷数百年向满清称臣的耻辱,提升国际地位,同时满足个人虚荣心,1897年朝鲜国王李熙称帝,改“朝鲜”国号为“大韩”,自此,朝鲜王国升级为大韩帝国。

事实证明,改名并不能改变命运。

所谓的大韩帝国,事实上是俄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两国为了独吞韩国,引起了日俄战争。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迅速开进汉城,控制了韩国政府,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告终,日本携战胜之威,逼迫韩国签订了《日韩保护协约》,韩国从此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名存实亡。

日韩合并条约


1909年,安重根刺杀已经卸任的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日本以此为借口,煽动吞并韩国。1910年8月29日,大韩帝国总理大臣李完用与寺内正毅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韩国正式被日本吞并。

有压迫自然有反抗,但韩国人的反抗总会遭来日本人更残酷的镇压。相较于日本而言,韩国是弱国小国,且亡国前就已被日本渗透和控制,这使得韩国反日运动的生存空间非常逼仄,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1919年1月22日,韩国前国王李熙暴毙。韩国人认为李熙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压抑已久的怒火喷涌而出。3月1日,趁日本人为李熙举行国葬,成千上万的韩国人齐聚汉城集会游行,抗议日本殖民统治,高呼“大韩独立万岁”,其他城市纷纷响应,反日浪潮席卷整个半岛。这便是韩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三一运动(韩国现在还有三一节,法定节日)。

韩国街头纪念三一运动


朝鲜总督长谷川好道动用驻韩日军和全部军警力量,加上从日本本土调来的军队,扑杀了这次运动。三一运动导致7509名韩国人被杀死,15961人受伤,46948人被逮捕,其中8511人被判刑。

在日本的恐怖镇压之下,韩国国内的独立运动越来越难以为继,纷纷转移到海外。

中国的上海和东北,是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舞台,前者是远东第一大城市,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在这里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后者毗邻韩国,活跃着大批流亡的韩国人。

韩国独立运动没有统一的坚强领导机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系林立,内斗不断,资金缺乏,没有外援,差点关门,而临时政府之外,还独立着很多其他的革命组织。整体而言,韩国独立运动是一盘散沙,无力通过正常的渠道进行独立活动,只能做一些成本小、见效快、影响力大的事——刺杀。

义烈团成员(韩国电影《密探》海报)


在此期间,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建立了一批秘密团体,如义烈团、大同团、铁血团、正救团、韩人爱国团等。听名字就知道,这都是狠人组织,专门从事特殊任务。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朝鲜义烈团和韩人爱国团。

朝鲜义烈团是金元凤于1919年11月创立的,宗旨是“猛烈地推行天下正义之事”,通过“五破坏”和“七可杀”,打击日本殖民统治,实现韩国自由独立。“五破坏”是指破坏日本在朝鲜的五大殖民机构,“七可杀”指刺杀朝鲜总督以下高官、日本军部首脑、台湾总督、卖国贼、亲日派巨头、敌探、背叛民族的土豪劣绅。

这种破坏日本殖民机构、刺杀其人员和支持者的斗争形式也被称为“义烈斗争”

金元凤(《暗杀》剧照)


韩人爱国团是1931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立的秘密特务机关,在金九的领导下专门从事破坏、暗杀、袭击日本机构和高级官员。当时韩国独立运动处于低潮,长期打不开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临时政府开会决定成立韩人爱国团,做些暗杀与破坏的工作,同时全权委托我(金九)处理经费与人选问题,待事后将全部经过和结果报告临时政府。”

大家所熟知的刺杀天皇樱田门事件、虹口公园爆炸案、暗杀满铁总裁本庄繁等,都是韩人爱国团策划实施的。而在电影《暗杀》中,三名义士前往京城(汉城)刺杀驻朝司令和康寅国,是金元凤和金九联合策划的。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韩国独立运动中的刺杀风潮,其实是日本高压之下,韩国仁人志士为争取自由独立的无奈之举。

清末革命党彭家珍烈士(因刺杀良弼而牺牲)


这一点与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比较相似:革命党实力弱小,武装起义频频失败,民众麻木不仁,革命前景不明,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只能铤而走险,企图通过刺杀清朝统治者和封疆大吏,推翻清朝统治。同盟会下面甚至还成立了“支那暗杀团”和“东方暗杀团”,专门从事暗杀活动。


2、独特的国民心理

历史上,朝鲜是个独特的民族,在强邻环伺的东亚,朝鲜一直没有被外敌长期彻底征服,一直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和民族认同,并对本国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源于韩国人特有的“恨”的哲学。

所谓“恨”的哲学,是指对于自己所受过的不公平待遇和不幸命运,只要一天不能得到真正的洗刷,便永远地心怀怨恨、纠缠不解。这种恨,可以使怨气像火一样熊熊燃烧,可以使狠意像雪一样容易堆积成山。

金大中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这样分析“恨”的哲学:恨能够让人民在逆境中安慰和激励自己,就像田间的野草一样,被践踏之后又恢复生机,受强风袭击而不折不挠。

简而言之,因为“恨”的哲学,韩国人形成了偏激、冲动、刚烈、坚韧的民族性格,这一点,从近些年来韩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中也能窥见一二——在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上,韩国人游行示威都是轻的,自焚、切腹、断指、跳海等极端事件屡见不鲜。在所有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中,逼日本道歉的最坚决、最顽强的就是韩国,简直不死不休。

韩国民众抗议日本


虽然韩国当年无法抗拒被日本吞并的命运,但心怀家国之恨的志士不断安慰激励自己,不屈不挠,不甘毁灭,走上了舍身成仁之路。比如,尹奉吉在虹口爆炸案之后,曾公开声明:“余等无金钱或兵力,与上海日海军司令白川相战,但余有一人,已筹备并训练经过敌人难透之壁垒,用只手杀之。”并表示:“余之武器为几杆手枪余几枚炸弹,余继续奋斗,并在余国未恢复之前绝不终止!”

3、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加持

19世纪40年,西欧产生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鼓吹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主张通过暗杀、破坏和暴动等极端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思潮经俄国传到了日本,又经中国留日学生传到了中国,并将其发扬光大。

激进的学生们心怀救国之志,容易接受新思想,叛逆冲动,对无政府主义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特别欣赏“十步之内,剑花弹雨,浴血相望,入驺万乘,杀之有如屠狗”的痛快淋漓,参加反清革命后,他们往往有慷慨赴死的决心和勇气。

受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加上韩国临时政府内部一盘散沙、乌烟瘴气的局面,使得流亡中国的韩国知识分子和独立运动人士中,有不少人信奉上了无政府主义,创建了在华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朝鲜革命者联盟等无政府主义组织,投身到义烈斗争之中。

二、刺杀能否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目的?

当然不能。

1933年蒋介石接见金九时,虽然高度评价了尹奉吉的义举,认为:“一个韩国青年做出了30万中国军队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但是也对韩国临时政府的刺杀行为不以为然,指出:“若以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的话,又有天皇出来,杀死大将的话,又有大将出任。”

个人对历史的进程有很大影响,但起不了决定作用,荆轲刺杀了秦王,就能阻挡秦国灭燕国?汪精卫刺杀了载沣,就能颠覆清王朝?显然不能。同样,打击元凶巨恶,并不能动摇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面对戒备森严的敌人,刺杀的成功率并不高,还会将有限的革命力量白白消耗掉。

《暗杀》剧照


另一方面,刺杀终归是一种恐怖活动,常常容易伤及无辜,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得不到国际认可和支持,使反日独立运动的环境更加恶化,这又反过来阻碍了正常革命斗争。

虹口爆炸案之后,日本在上海大肆搜捕韩国反日独立人士,这时候西方租界也无法再庇护他们,韩国临时政府和大批反日独立运动人士被迫逃离上海,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涯。刺杀运动越来越难以为继,面临转型。

事实上,早在1922年义烈团刺杀田中义一事件之后,法租界严厉打击韩国人的激进行为,义烈团不得不离开法租界,此后,其首领金元凤投身黄埔军校,着手建立革命政党,转型进行军事斗争和政治革命。

中国帮助韩国临时政府训练军官


虹口爆炸案之后,蒋介石也劝金九培训武官,走正当的武装斗争道路。毕竟暗杀只是革命的辅助时段,是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然,蒋介石也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承诺用实际行动支持金九等人进行反日独立运动,包括提供庇护、支持经费、培训人员等等。

此后,有组织有计划的政策性援助韩国临时政府,成了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抗战中,韩国政府和韩国光复军,与中国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日本战败后,韩国临时政府回国时,还是蒋介石还从美国那里借飞机将他们运回国的,同时还给提供了1.5亿法币、20万美元的借款,作为韩国的建国经费。

三、如何看待这种刺杀行为?

刺杀行为虽然有较大的副作用,但并非没有意义。

国内没有根据地,国际上没有强有力的援助,根本不具备与侵略者血拼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当亡国奴之外,还能干什么?只能刺杀。

通过刺杀,震慑敌胆,通过刺杀,振奋人心,通过刺杀,向世界证明韩国没有归化日本,韩国人还在继续抗争。这正如《暗杀》中女主所说的:“必须告诉他们,我们还在继续战斗。

《暗杀》剧照


金九后来在自传《白凡逸志》中坦言:“这一事件(虹口爆炸案)以后,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韩侨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自此以后,对我的支援和对临时政府的纳税急剧增加,我们的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阶段。”

由此可见,那些年轻的生命,面对不公与不幸,不畏剑花弹雨,不惧血肉横飞,不悔生离死别,前赴后继,这种悲壮的义举虽然没能扭转乾坤,却逐渐扭转了人心。



【参考资料】

石源华:《尹奉吉义举的时代意义——义烈斗争时代的顶峰与培训干部时代的开端》

彭怀彬:《试析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中的义烈斗争》

詹明静:《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暗杀活动探析》

吴润凯:《复仇与革命——清末暗杀潮探析》

孙春日:《论东北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基地的创建》